二、斯宾塞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点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 1903年)于1820年4月27日生于英格兰中部德比郡的一个乡村,幼年时羸弱多病,因此, 13岁以前他从未进过学校,主要跟随父亲学习。他的父亲和叔父是教师和社会改革家,他从他们那里学得了一些粗浅的自然科学、医学、化学、解剖学等方面的知识。但他没有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在本国语言上他也没受过正规的训练。实际上,他以自己没有多少英语语法知识而自鸣得意。直到13岁,斯宾塞才到叔父所在的预备学校受“正规学校教育” 。叔父准备让他通过正规学校学习升入剑桥大学。他在那里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但收获不大;他喜欢数学,尤其是三角,喜欢机械原理。
1837年, 17岁的斯宾塞并没有投考大学,而是直接从事职业。他在家乡德贝一所学校里当了三个月的辅导教师。此后不久,他找到了更适合发挥其数学天才的职业,在伦敦至伯明翰铁路上从事了四年的工程技术工作。期间,他读过一本《地质学原理》 ,书中提到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J. B. Lamarck)的进化思想,认为“人类是从某些低等生物发展而来的” 。这引起了斯宾塞强烈的兴趣,成为他后来研究进化论的契机。
从1857年底起,斯宾塞试图把所有零散的知识综合成一个广博的哲学体系。 1858年,他进一步考虑到,“进化”应是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发展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是哲学的根本法则。于是,他下决心写一部以进化论为自然基础的、包罗万象的、用以综合各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哲学”,建立一个取代中世纪神学体系的科学哲学体系。此后他用了36年时间,花费大半生的心血,完成了十卷集巨著《综合哲学体系》。1873年他还出版了用进化论观点论述社会发展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我国清末学者严复曾把它译为《群学肄言》在我国出版。
在教育理论方面,斯宾塞参加了当时国内展开的有关科学教育与古典主义教育的激烈论战,从1854至1859年写了四篇关于教育问题的论文,对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其中,《智育》那篇论文发表在1854年5月号的《北不列颠评论》上,《德育》和《体育》分别刊载在1858年4月号和1859年4月号的《大不列颠季刊》上,最著名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刊登在1859年7月号的《威斯敏斯特评论》上。这些论文以敢说敢为的笔调,论述了科学知识的价值及其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对学生进行智育、德育和体育。1861年,这四篇教育论文汇集起来,以《教育论》为题出版,引起社会和教育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斯宾塞深刻批判了英国古典中等教育只重装饰、不重实用的弊端,并指出,印第安人和非洲土人宁愿忍受皮肉之苦,用“文身”来装饰肉体,是一种不开化的表现,但奇怪的是,19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教育”竟然也追求对“心智”的装饰,青年们所学的多是华而不实的东西,“那些受人称赞的知识(指古典学科知识——著者注)总放在第一位,而那些增进个人福利的知识(指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知识——著者注)倒放在第二位”,男孩子必须硬背拉丁文和希腊文,为的是“受人尊敬”,女孩子学习舞蹈、弹琴、唱歌、绘画和外国文,唯一的目的是使她们“像个贵妇人”。对此,斯宾塞不无讽刺地指出,这种“装饰先于实用”的教育“比起野蛮人在琢牙齿和涂指甲时所考虑的实在多不了多少”。
斯宾塞明确提出,教育目的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这是他对教育在培养个人和发展社会中的作用的基本看法。他的这一基本看法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很有影响,以“教育预备说”著称。应该说,斯宾塞的“教育预备说”体现了当时英国新兴阶级对通过教育获取使个人幸福的知识与能力的现实要求。斯宾塞曾经这样说过:“怎样生活?这是我们的主要问题……这个既是我们需要学的大事,当然也就是教育中应当教的大事。为我们的完满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而评判一门教学科目的唯一合理办法就是看它对这个职责尽到什么程度。”在他看来,这是评价教育好坏的唯一标准。
于是,斯宾塞把“完满生活”的内容划分为五种活动,并按自己对这五种活动重要性的理解把它们排列为:①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②从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③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④与维持正常社会政治关系有关的活动;⑤在生活中的闲暇时间满足爱好和感情的各种活动。这五种活动及其排列次序,反映了斯宾塞是从个人利益来认识社会生活的。他把个人生物体的生存、后代繁衍和个人生活的安适看作生活的根本内容。他也提出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活动内容,但他是从作为社会有机体成员的个人的需要来考虑的。这是他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进化论观点在教育思想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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