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育政策上的贯彻，为“实际生活”做准备的教育被从所谓“真正的人的教育”中分离出来。在职业准备中的专门化教育与教育理想主义要求的人的整体性和多面性是相悖的。按照教育理想主义的解释，人的这种整体性和多面性只有在脱离了任何功利性教育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展。但事实上，洪堡所要求的文科中学和大学里的“普通的人的教育”与职业学校里的“专门的职业教育”的分离是不符学校现实的，因为文科中学和大学里的训练始终是带有职业性和目的性的，因而从根本上说也是具有功利性的。归根结底，教育理想主义者所主张的普通的人的教育的作用首先在于维护少数人的教育特权。
市民学校和实科学校被新人文主义的代表者视为普通的人的教育同纯粹技巧训练结合的一种不正规混合体而被加以拒绝。新人文主义主张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严格划分开来，“如果两者混淆，教育便不纯，教育出来既非完备的人，亦非个别阶级的完备的公民”。
此外，新人文主义文科中学作为大学预备学校的单一职能，与新时代工业发展现实的要求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自19世纪中叶起，自然科学和技术飞速发展加强了要求革新教学内容、加强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教学的呼声。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南方各邦在教育政策上突破了传统。在这里，人们尝试使古典主义教育与现代的实科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南方各邦的这种尝试在普鲁士看来是一种危险的革命倾向并竭力对其加以反对。但后来即使是竭力反对实科主义倾向、坚守古典主义传统的普鲁士也不得不作出某些妥协，例如，1832年公布的普鲁士《关于高级市民学校和高级实科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件》规定，从拉丁学校发展而来的文实中学的毕业生有资格进入国家管理部门服务。1870年文实中学毕业生获得了进大学修习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资格，并被允许在哲学系修习现代语言，然后参加教师的教学能力考试并被聘担任较高职位的教学工作。
有学者把早期德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学与教育理想主义两个教育流派之间的主要区别归纳为如下几点。
（1）启蒙教育家主张建立一个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统一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普通教育同时也是职业教育。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应接受劳动教育，因而他们把劳动教育放在经济改革和学校改革的中心。在劳动教育中，他们把劳动品德教育放在重要地位，认为通过这种教育可使每一个人获得幸福。尽管事实与他们的这种愿望相矛盾，但占居民大多数的下层社会青少年的教育至少未被排除出原则上统一的教育体系。
教育理想主义者则拒绝由国家举办职业准备性质的普通劳动教育，而主张一种非直接应用的、原则上独立自由的“人的教育”。但由于这种教育主张只在社会上一小部分人中能够得到实现，所以大多数居民只能被动地被推到教育水平低下的国民学校学习，然后在私人经济部门的劳动岗位上受一点短期的职业训练。
（2）启蒙教育家们所推崇的教育体系的统一性在教育理想主义的方案中被重新分为“人的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局部体系。大多数人的职业训练，由于仅仅是密切联系生产的短期训练，所以并不被承认为真正的“人的教育”，因而普鲁士改革时期开始的按照教育理想主义方案设立的国家教育组织并未把这部分教育包括进去。
（3）专制主义国家对教育理想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加以认可，是因为教育理想主义理论在其教育机构（文科中学和大学）上的实现，与启蒙教育学相比危险性较小。后者在其纲领中首先关心“大众”的教育，因而被认为潜藏着破坏和颠覆的因素。此外，1870年是工业革命完成的时刻，在此之前，劳动青年系统的职业训练还缺乏需要，而在生产过程中大量的短期训练才符合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因而，理想主义并不妨碍资产阶级经济发展，而普通职业教育，特别是下层社会青少年中的普通职业教育，却被认为在1870年前妨碍了经济发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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