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谋中国教育之改进，内蒙的教育正在萌芽

三、力谋中国教育之改进，内蒙的教育正在萌芽

陶行知留学回国后，立即投身于中国教育之改造的实践与探索，去寻觅中国教育之曙光。

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定《新教育》为改进社机关刊物。从4卷2期起，陶行知任主编。1922年2月，陶行知被聘为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8月，改进社在北京举行二届年会，在社务会议报告中，陶行知特别提出：“鄙人尚有恳求诸位协同进行者，为社员推广一事。中国幅员虽广然本社社员无地无之，惟热河、贵州、蒙古、西藏等处，尚无其人，是为缺点。以后望诸位多多介绍，庶众志可以成城，而效果可以布满全国矣。”（Ⅰ，544）

1924年7月，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在社务报告中陶行知说：“中国为五族共和，本届有三兄弟（注：系指汉、蒙、满）到会。下—次，更希望有四弟，五弟到会。”（Ⅰ，637）

本届年会专设了蒙古教育组，4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关于提倡蒙古教育初步计划，共12条提案。会议对各条都作了深入的讨论，如第1条，商请国内高等专门学校增设蒙古学额、收录蒙古程度相当之学生，俾受高等人才教育案，经讨论后，修正原案，于后添“订定优待办法”六字。蒙古到会代表郭道甫，是内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曾任海拉尔中学校长。5日又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议案有：下届会议拟以推行蒙占教育为本社集中问题；蒙古教育计划。经两次会议讨论后，又于8日举行第一次学术会议，陶行知先生报告建议蒙古教育方针。陶先生说：

“我国五族共和实际是否相符？如何可使五色旗为五族真代表！民国成立，五族各干各的，今欲联合互助，当先有四通八达之道路与教育，当培植共同观念。蒙古‘中华民国’之‘民’字，读‘伊利报’，为汉人之意。可知蒙古已自外于民国，教育当培植五族共同之观念，及彼此之观念。今日彼此短忌、误能轻视，当以教育方法消灭之，而为互相谅解尊敬。如此五族始牢固，故蒙古教育为不可缓。”

“定此方针有原则，即不为一民族打算，乃为蒙古人而办蒙古教育，非为汉人而办蒙占教育，非为教育界开新天地、占蒙古地盘，乃帮助蒙人，又当为五族共和办蒙古教育。蒙古教育，正在萌芽，故必创造国家之共同观念。”（Ⅰ，738）最后，陶行知先生建议关于蒙古教育的四条方针：“1.养成五族共和公民资格（普及教育）；2.培植蒙贤治蒙（人才教育）；3.保持蒙古民族之独立性（语言文字等），并发展其优点；4.依据现在生活状况，图谋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Ⅰ，738）

会上，有代表提出：此次独注意蒙古教育，而不注意藏、回两族，殊可怀疑。

陶行知先生答：本社主张必各民族自己参与，始能合作。此次有蒙古代表加入，故行先进。1924年7月，改进社在山西大学开第四届年会，陶行知高兴地看到聚五族兄弟于一堂，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莫大幸事”。

1925年末，郭道甫先生来京，对于内蒙的改革，曾发表几篇宣言，陶行知先生认为其中“有很多切要的议论”。陶先生问他对内蒙教育的意见，郭道甫便在《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7期上发表了《蒙古教育之方针及其办法》一文，陶先生特地为该文加了按语。郭道甫在文中谈到：“如吾人认定蒙古确为中国之一部，则应当提高蒙古人民之程度，使其与其他民族同尽立国之义务，亦同享立国之权利，此种工作非教育不能成其功。”陶先生看了这段话，认为郭先生对于“养成五族共和公民资格”这条，虽有其意，但“这条与民国前途关系太大”，陶行生认为在教育方针里特别提出来总是有益的。在按语的最后，陶先生说：“我对于中国各民族运动有两句话贡献：共和不忘自治、自治不忘共和。不知道甫先生以为如何？”（Ⅱ，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