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下人有上上智”

四、“下下人有上上智”

陶师在《创造宣言》一文中曾提及不识字的惠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惠能曾说：“下下人有上上智。”（Ⅳ，5）此话是很有精义的，足见惠能聪明之过人。在古代大学问家中，如此看重下下人的怕只有惠能。翻开近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来比较一下上上人与下下人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便可以知道惠能说得有根据。

中国自隋朝开始，绵延1317年的科举制度下，中进的进士有几十万，是皇帝的宠儿、掌上明珠，如果殿试得第一名，谓之“状元”，可以做皇上的女婿了，可谓“上上人”。但是，我们翻遍历史，没有见到有多少状元、榜眼（第二名）、探花（第三名）对中国的进步有过什么重要贡献。他们除了维护封建统治以外，再无别的作为。相反的，下下人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元代的王冕，在科试中屡试不中后觉醒，后成为元末著名画家、杰出的诗人。明代的李时珍，多次参加乡试落第，24岁决心摒弃科举入士而从医，60岁写成《本草纲目》，全面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的药学成就。明末徐霞客，少时也曾向往科举入仕，但应试失败后，决心挣脱科举枷锁，22岁开始出游，考察名山大川，进行野外考察，晚年写成《徐霞客游记》，成为最古老的世界地学名著。明末宋应星，多次赴京会试失败，最后一次应试失败，他已45岁，从此决心摆脱科举功名羁绊，转而研究科学技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生产实践，向农夫、工匠请教，终于完成了一部系统总结明代以前历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清代的吴敬梓，也曾希望科举入仕，但却屡困场屋，历经世人冷嘲之苦，便绝意科场，转而杀了科考的回马枪，写出了小说《儒林外史》，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揭露了清代社会的腐败黑暗，成为我国古典讽刺文学的杰作。清代的蒲松龄，学问渊博，19岁应童生试，以县试、府试、提学试三个第一取为生员，但以后屡试落第，32岁后返乡教书，并日夜攻读，希望科举入仕，始终未能中举，遂绝意功名。由于他与社会底层的接触，熟悉劳苦大众及穷苦学子的生活，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和科举制度的残酷有着深刻的了解，因之愤气填胸、欲泣如诉，便提笔抒写孤情，创作了《聊斋志异》一部巨著。书中，蒲松龄借鬼狐神妖故事，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清初的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残暴、科举制度的弊端。书成之后，《聊斋志异》广为流传、蜚声文坛，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蒲松龄也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

类似李时珍、徐霞客、宋应星、吴敬梓、蒲松龄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他们从失意中走出，摆脱功名之羁绊，最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欧美，也与中国有类似的经历。欧洲经历了中世纪宗教的黑暗统治、搞烦琐的经院哲学，束缚了人们精神思想自由，统治者拿宗教麻醉人民、拿经院哲学消耗人的生命。中世纪末，欧洲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迎来了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但是站在科学技术最前沿的不是那些达官贵人，而是所谓的下下人。

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学徒出来，学徒未满，便在一所大学里开设小工场，以制造仪器度日。为了改进旧式的蒸汽抽机，他发明了蒸汽套筒、闭气瓣等部件，解决了关键技术，终使蒸汽抽水机成为18世纪的动力设备，推动了18世纪的产业革命。

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父亲是铁匠，法拉第始终没有上过学，13岁时做学徒学订书，干了7年。他喜爱看书学习，产生了对电的兴趣，31岁时立志要“化磁为电”，那时1822年的事。9年后，他终于实现了“化磁为电”，并制成了一台小发电机，这就是现代电化文明之发源。

爱迪生（Thomas Alua Edison，1847—1931），只上过三个月学，后来自学成才，一生有1328项发明，其中有白炽灯、留声机、炭粒活筒、电影放映机等1093种专利权，创办了世界第一个工业研究实验室，他的发明研究持续到80岁，堪称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大发明家。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开创了英国、欧洲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接着，由于法拉第发明了发电机和爱迪生多项电器的发明而世界进入了现代电化文明时代。这两个时代谁也不会想到是由两位徒弟瓦特、法拉第和一位只上了三个月学就被传统先生赶出校门的爱迪生在前沿引航。人们不禁要问，社会办了那么多所大学培养了那么多教授、专家、学者，竟然比不上三位“下下人”。历史是多么公平，作出了最公证的裁决：“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不禁也要为惠能深邃的智慧表示万分的钦佩，他那跨越千年人世的预言也是人类的奇迹！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来看，这里并没有什么奥妙，“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这是人类教育历程之真相。只要我们的教育把握好这些根本原则，人间理想的天国立即降临，不仅中国，全世界都会变成乐园。这就是我们对于职业教育与人生的一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