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以求超胜”

第二节　“会通以求超胜”

明朝末年，耶稣会士传入了西方的天文学和其他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使得当时的开明士人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纷纷以之为师。到了清朝，又将徐光启、李天经主持下与耶稣会士一起编撰的《崇祯历书》颁行天下，还由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这些对我国自古秉持“夷夏之防”的国人而言是极具冲击力的。而“会通以求超胜”说的提出正是对这种冲击作出的反应之一。

徐光启曾经指出，传教士所传播的西学中，“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又如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的过程中，称赞该书：“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行囿，百家之学海。”⁽⁷⁾从徐光启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徐光启认识到西学的先进之处，后来在传教士进入中国后，通过接触，徐光启、李之藻等开明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为师，向他们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但这些士大夫对于西方科学知识的推崇以及翻译的诸多著作，其目的还是要取西方之长，补我国之短，其本质是“会通以求超胜”。

徐光启认识到西方天文学的先进之处，为改变中国历法的落后，请传教士参与编撰《崇祯历书》，就在这修历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会通以求超胜”思想。“文定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有绪，然后会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其意愿欲因西法而求进，非尽更成宪也。”徐光启看到了西洋历法“至为详备，且又近今数十年间所定，其青于蓝、寒于水者，十倍前人”。经过检验，西洋立法“可为目前必验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⁸⁾在这里，徐光启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识到西学的先进之处，要加以利用，通过后人的学习，“当复更胜于今也”。

可见，徐光启信志满满地认为中国天文学再出三百年之后必将超过西方天文学，这种超胜是必然的。但这种超胜是要建立在“会通”基础之上的，徐光启提出的“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就是说要以学习西方科学为前提，要在此基础之上达到会通，将中西文明的长处相结合。因此徐光启并不是简单地翻译了西方科学著作，而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保留了中国传统知识中的优秀之处。被称为“熔西人精算，入大统型模”的《崇祯历书》的编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整部历书不是完全照搬西洋历法，而是既采用了计算精确的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计算方法，同时还保留了中国古代历法《大统历》中的合理之处，以求更适合中国实际需要，进而为“超胜”做准备。

和徐光启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也主张“会通以求超胜”说，如李之藻。在比较研究中西算法的过程中，李之藻认为西算“加减乘除，总不殊中土，至于奇零分合，特自玄畅，多昔贤未发之旨。盈缩勾股，开方测圆，旧法最难，新法弥捷”。由李之藻编撰的《同文算指》就是将中西法的优点统一起来。徐光启在《同文算指》的序文中这样写道：“大率与旧法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之有也。旋取旧术而共读之，共讲之。大率与西术合者，糜弗与理合也；与西术谬者，糜弗与理谬也。振之因取旧术斟酌去取，用所译西术骈附。”⁽⁹⁾与徐光启同时代的焦勖也是一个例子，他在对于制造火器的问题上，认为需要“求教于西师，更潜度彼己之情形”，从而“革故鼎新，条分缕析，以求万全”。这些都是“会通以求超胜”思想的代表。一时之间，“会通以求超胜”思想在众多知识分子之间流传，追究其思想根源还是受“夷夏之防”观念的影响。

我们的祖先一直都把自己的文明视为普天之下最先进的文明，这种观念便慢慢形成了“夷夏观”。樊洪业在《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一书中提到，“夷夏之防，在于文野”。“野蛮”的夷狄只有通过文明驯化，才能加入华夏民族的行列。华夏民族的扩展和华夏文化圈的扩大，主要就是靠这种优势文化的吸引力和同化力。虽然在与西方文明接触的过程中，一部分开明的士大夫认识到中国固有的传统知识并不是普天之下最先进的文明，需要利用西学来弥补我们的不足之处，需要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进而达到“超胜”的目的。相比较于杨光先等依然沉迷于华夏文明为最先进文明，从反对“以夷变夏”的观念出发，在“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愚昧观点之下，利用政治手段制造历讼冤案来说，徐光启等人当然是同时代的先进之士。徐光启、李之藻等重实用，认为西学可以补益王化，是他们先进于同时代人物的表现。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一点，徐光启等人并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华夷观，毕竟他们还是饱受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熏陶的儒学大家，所以仍称满洲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为“夷”。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也不忘阐述孔子求教于东夷郯子、明太祖设回回历这些例子，还时时不忘赞扬先圣的伟大，从中国的古学中寻求与现实的西学之间差距的平衡。比如徐光启在介绍地圆说时，就曾特意去中国典籍中寻章摘句，说明这一理论是我国自古就有的。在刻印《几何原本》时，也强调“度数”之源。徐光启提出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排除是为了减少西学在中国传播遇到的障碍。但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夷夏观的影响，堂堂华夏怎么能落后于“夷狄”呢？所以才会有“三代之上为此业者盛”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对以后“西学中源”说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