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历局成立及历书译撰
崇祯二年6月21日（1629），北京发生日食。钦天监推算的时刻与日食前后均不符，预测开始的时间早了半个小时，又迟半小时结束。在中国封建社会，日月食被看成有关国家的兴衰治乱，受到高度重视。6月23日，崇祯皇帝怒责钦天监，下谕礼部指出：“天文重事，这等错误”，“姑恕一次”，“推算如再错误，重治不饶！”监内五官正戈丰年等回称：“大统乃国初所定，实际郭守敬授时历也。二百六十年毫未增损。自至元十八年造历，越十八年为大德三年八月，已当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时守敬方知院事，亦付之无可奈何，况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古，向后不能无差。”(18)
在这种情况下，担任礼部左侍郎的徐光启向皇帝上疏，要求改历。1629年9月1日，徐光启奉旨督领修历事务，筹建历局，编撰历书。1629年9月13日，他上一道《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提出了这次修历的目标，不仅要达到“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爽”，而且还要“穷源极本，著为明白简易之说，使一目了然。百世之后，人人可以从事，遇有少差，因可随时随事，依法修改”。(19)徐光启还向崇祯皇帝汇报了关于修历工作的初步安排和设想，明确提出要引用西洋历法，“使大统旧法与之会通归一”，为此，建议录用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和龙华民。他还提议选择一批从事天象观测和仪器制造的人员，赶制一批天文仪器，包括制造七政象限大仪（大型四分仪）、列宿纪限大仪、平浑悬仪、万国经纬地球仪等，还计划安装3架名叫“测候七政交食远镜”的天文望远镜。
在之后的天文观察中，历局在中国第一次使用了望远镜，这一创举不但是我国科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也表明了徐光启本人对于科学观察和实验手段的极端重视，这是他科学思想中最具近代化的特征之一。在徐光启看来，天文历法工作应该是“必准于天行，用表、用仪、用晷、昼测日、夜测星”。而且“惟表、惟仪、惟晷，悉本天行，私智谬巧，无容其间”。这表明了，徐光启对实验仪器的重视，认为只有使用精准的仪器，才能避免主观的误差，从而得出准确的数据。由徐光启所开辟的思想路线虽然没能直接导致近代科学的诞生，但依然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崇祯皇帝很快批准了徐光启的计划，并提出了“阐千古之历元，成一朝之巨典”的修历目标。徐光启那时已经68岁，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却依然兢兢业业，“总是亲临观象台指导或亲自观察”(20)。徐光启与耶稣会传教士关系密切，了解西方历法远比中国历法精确。他期望取西方历法之长，补中国历法之短，更期盼从“与中历会通为一”到“会通以求超胜”。为此他迈开的第一步，就是组织几位耶稣会传教士同中国学者合作，开始编译西方天文学著作，为编写历书做准备。
1629年11月6日，历局正式成立，地址在北京宣武门内东墙下的首善书院旧址。首善书院建于1622年，曾经是东林党人邹元标、冯从吾等人聚众讲学的处所。东林党遭镇压之后，书院就废置多年。徐光启选择这里作为历局地点，就考虑到此地与传教士住的地方比较近，方便交流。历局成立之初人才济济，中国有徐光启、邢云路、崔儒秀、李之藻（1630年5月加入）等，耶稣会士有邓玉函、龙华民。
这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期，历局成立后，众人就立马着手践行徐光启雄心勃勃的计划，翻译著作、制造天文仪器。在历局成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编译出书目24卷，还赶制七政象限大仪2座，测量纪限大仪（大型六分仪）1座。同时，徐光启还呈上了《历书总目录》。在《历书总目录》中，徐光启首先回顾了中国改历的历史，提出了采用西法指导原则，认为西法“可为目前必验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21)。第一次呈进就有如此成果，这令历局成员振奋不已，但由于满人的入侵，徐光启被派去训练军营兵士，刚开始的历局工作被迫暂停。直到次年（1630年）6月，徐光启才回到历局，此时却又遇到了新的问题，1630年5月，精通天文学的邓玉函病故，这对历局工作不得不说是一个损失，为此，只能又从外地招来两名传教士——葡萄牙人罗雅谷和德国人汤若望。其中汤若望于1631年元月4日到达历局，并在后来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编撰历书的整体构想已经确定，译述工作全面展开。历书的第一批书目多由邓玉函主译，少数由罗雅谷主译。后来各书，罗雅谷主要负责行星、月离等相关部分，汤若望主要负责恒星、交食相关的部分，而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对文稿的整理、审定工作，由于人员匮乏，只能都压在徐光启一人身上。由于徐光启在1632年6月兼任文渊阁大学士，日常公务极其繁重，白天忙于公务，晚上挑灯夜战校勘历书，对于历书的编撰是，“竭昼夜以推步，镂肝肾以研削，凡五更寒暑，尽瘁以成”。而且在晚年，徐光启还编撰了《农政全书》，共60卷50多万字，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大成之作。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如何能承担这么重的工作量，没能坚持到一年，徐光启就病倒了。此时历法修正方案已经基本形成了，只是历书整理和仪器制造这两方面还需时日。没能看见他事业的最后成功，1633年11月8日，徐光启就去世了，在临终前他为历局做了最后的两件事，一是荐举李天经接任历局工作，二是上疏《治历已有成模恳祈恩叙疏》，请求对在修历工作中有贡献的人予以嘉奖。1634年，李天经从分管税粮的山东参政调往北京，继徐光启督修历法。历书终于在徐光启、李天经的先后督修下，分五批将完成的著作进呈崇祯皇帝御览。
第一批：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二十八，徐光启进呈历书6卷、表1套18卷：
《历书总目》1卷；
《日躔历指》1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测天约说》2卷，邓玉函译撰，汤若望订；
《大测》2卷，邓玉函译撰；
《日躔表》2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割圆八线表》6卷；
《黄道升度表》7卷；
《黄赤道距度表》1卷，邓玉函译撰，龙华民订；
《通率表》2卷。
第二批：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初一，徐光启进呈历书20卷，另加1摺：
《测量全义》10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恒星历指》3卷，汤若望译撰，罗雅谷订；
《恒星历表》4卷；
《恒星总图》1摺；
《恒星图像》1卷；
《揆日解订讹》1卷；
《比例规解》1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第三批：崇祯五年（1632年）四月初四，徐光启进呈历书30卷：
《月离历指》4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月离历表》6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交食历指》4卷，汤若望译撰，罗雅谷订；
《交食历表》2卷，汤若望译撰，罗雅谷订；
《南北高弧表》12卷，罗雅谷、汤若望指授，监局官生推算；
《诸方半昼分表》1卷，罗雅谷、汤若望指授，监局官生推算；
《诸方晨昏分表》1卷，罗雅谷、汤若望指授，监局官生推算。
第四批：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十九，李天经进呈历书29卷，屏障1架：
《五纬总论》1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日躔增》1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五星图》1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日躔表》1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火木土二百恒年表》，并《周岁时刻表》共3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交食历指》3卷，汤若望译撰，罗雅谷订；
《交食诸表用法》2卷，汤若望译撰，罗雅谷订；
《交食表》4卷，汤若望译撰，罗雅谷订；
《黄平象限表》7卷，罗雅谷、汤若望指授，监局官生推算；
《土木加减表》2卷，罗雅谷、汤若望指授，监局官生推算；
《交食简法表》2卷，罗雅谷、汤若望指授，监局官生推算；
《方根表》2卷，罗雅谷、汤若望指授，监局官生推算；
恒星屏障1架。
第五批：崇祯七年十二月初二（1635年1月20日），李天经进呈历书32卷：
《五纬历指》8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五纬用法》1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日躔考》2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夜中测时》1卷，罗雅谷译撰，汤若望订；
《交食蒙求》1卷，汤若望译撰，罗雅谷订；
《古今交食考》1卷，汤若望译撰，罗雅谷订；
《恒星出没表》2卷，汤若望译撰，罗雅谷订；
《高弧表》5卷，罗雅谷、汤若望之寿，监局官生推算；
《五纬诸表》9卷，罗雅谷、汤若望指授，监局官生推算；
《甲戌乙亥日躔细行》2卷，罗雅谷、汤若望指授，监局官生推算。
上述进呈的五批书目合计135卷，还附有星图一摺和恒星屏障一架。但李天经在呈第五批历书时，称总共有137卷，可能是在最后汇总之前，李天经在整理徐光启留下的遗稿同时，还率领历局人员对前四批所呈书目有分合补增，并对所有进贡的历书进行整理编撰，定总名为《崇祯历书》，刊刻出版。《崇祯历书》的出版，标志着改历工作的完成。
除了编译大量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之外，徐光启还打算成立历局之后，以历局为基础，推行“度数旁通十事”的宏大计划。
徐光启早在《刻几何原本序》中提到：“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无疑。而余乃亟传其小者。”(22)虽然对西学有积极的全面的评价，但却对“象数之学”最为推崇。在《泰西水法序》一文中指出：“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有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23)
徐光启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是因为看到了数学的应用价值，他强调，“能通几何之学”，将“率天下之人归于实用者”，试图把西方科学的数学方法应用于研究自然和人事。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呈明“度数旁通十事”，“度数”就是指数学，认为只要“度数”学好了，就可以旁通国计民生的十件大事：这“十事”分别指天文气象、水利、乐律、军事、财政、建筑、“造作机器”、地理测量、医学、“造作钟漏”。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计划具体为：(24)
其一，历象既正，除天文一家言灾祥祸福、律例所禁外，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豫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
其二，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濬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其三，度数与乐律相通，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于修定雅乐可以相资。
其四，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池隍等，皆须度数为用，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其五，算学久废，官司计会多委任胥吏，钱谷之司关系尤大，度数既明，凡九章诸术，皆有简当捷要之法，习业甚易，理财之臣尤所亟须。
其六，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其七，精于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及风水轮盘诸事以治水用水，与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以前民用，以利民生。
其八，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及山海原隰、高深广远，皆可用法测量，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其九，医药之家，宜审运气；历数既明，可以察知日月五星躔次，与病体相视乖和顺逆，因而药石针砭，不致差误，大为生民利益。
其十，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若日月星晷、不论公私处所、南北东西、欹斜坳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在当时，徐光启以他的远见卓识，积极提倡西学，重视科学，以上的“度数旁通十事计划”就是最直接的例子。但遗憾的是，在强调“度数旁通十事”的过程中将形而上学的基础部分剥离了出去，只保留了其中的形下部分，并以之与儒学中的“艺”对等，其目标的指向依然在于实用。受“实用”观念的支配，中国的科学终不能像西方那样，走上为科学而科学的道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