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其他教学物资的管理
育才学校虽然物资匮乏，创业维艰，但在筹备教学物资时非常注意全面性，不仅关注智育方面，美育、体育等方面的物资也想方设法罗致备全。1939年7月13日陶行知告知马侣贤，为学生订了200本用簿；[76]1940年10月11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周恩来、邓颖超……特捐助四百元为小孩们购买运动器具之用。这是指定捐款”；[77]1940年6—7月陶行知在给美国惠特曼学校的罗格夫人的信中称，育才在游戏方面有篮球、排球、体操、台球、象棋等；[78]1945年2月25日陶行知致信道格拉斯：“蒙惠赠象棋2盒，台球6只，羽毛球3只，以及彩色蜡笔两盒……”[79]不仅体育器材不可或缺，育才对美术等艺术方面的教学物资也是千方百计筹备。比如，1942年8月11日，陶行知告知马侣贤，庄怡生、张木森先生已给学校捐水彩颜料。[80]筹备全面的物资，是陶行知摒弃“杀人的会考”、追求“创造的考成”以及“放弃片面的教育、追求心手脑共挥、真善美并举的全面教育”思想在物资管理实践中的直接反映。
如同其他物资一样，陶行知采用多管齐下的办法筹集教学物资。首先是向社会募集，这也是最重要的方法。1939年11月17日，陶行知致信任光，称育才虽有钢琴和风琴，但其他乐器缺少甚多，希望其在新加坡能为育才捐一些。[81]1943年1月14日，又致信张治中，深望抗敌歌咏团将全部家具及钢琴一架、风琴两架，捐助敝校，以惠难童。[82]其次是购买，在尽量节约的原则下尽量购买精品。1940年3月9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等，“五月书店隔壁作文簿每本一角五，但每百本为十四元。可便中来看，酌买”。[83]1943年7月6日陶行知致信陶晓光说，音乐组“拟增加大提琴（cello）二架、中提琴（viola）二架”，托人到城南方木匠处购买，“倘使太贵，则至少每种买一架……如多化一二百元而可以买得更好之物，则以买较精者为是”。[8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把钱用在刀口上是育才筹备物资的一大特色。其三是自制仪器、自创物资。1940年3月20日，陶行知致信马侣贤等人，“校中有《儿童科学丛书》，请关照张亚生先生等指导木匠辅导学生实地做去，当有进步。书中有不少好图，可作科学玩具及仪器设备之制造参考”。[85]1942年7月7日，陶行知在给赵冕的信中说，“半年前发动自制仪器，现已完成卅余件，以后要朝着这方向努力”。[86]自制仪器不仅丰富了教学物资，而且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三管齐下，时至1945年，育才已有钢琴4架、小提琴6把、大提琴1把、科学仪器1000多件。[87]从无到有，由少而丰，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管理、了不起的创造。
生活和管理本身都是教育，育才人寓教育于教学物资的筹备与管理之中。1940年3月1日，陶行知致信吴克坚，介绍小朋友孙敦乐前去购嘉乐纸10令，并由其带回一部分，[88]这其实就是对学生治事能力、实践能力的有意识的训练。1945年7月17日，陶行知致信吴树琴：“江维清运玻璃化学器具到临江楼。请你费点神于十八日帮助陈列在化学室里。这工作要十分细心……”[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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