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换理论的资助理念

四、社会交换理论的资助理念

近年来随着各国政府对大学生资助理念的深刻反思，各国的大学生资助政策越来越完善，体系也越来越健全，资助效率有了显著的提升，大学贫困生在经济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资助。但是，随着对资助政策实施效果的深入研究，接受贫困资助的这些学生不仅存在着经济方面的资助需求，也有着强烈的心理方面的资助需求。然而在实际的大学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资助主体往往将资助的重点放在经济方面的资助，忽视了受助者心理方面的资助需求，导致了受助者在经济上确实获得了相应的帮助，可是在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健康心态的培养方面的资助却寥寥无几。当前的现状迫切要求我们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探索经济资助的同时增加心理方面的资助，从而更加完善我国的资助政策，提高资助的效率。因此，我们可以将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交换理论作为切入点，分析贫困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引导大学贫困生摆脱心理负担，形成自信、稳定而同一的健康心理状态。

(一)社会交换理论概述

社会交换理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之一，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交换理论最初是针对结构功能主义而提出的，它否认那种只从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或者抽象的社会角色上去研究社会的作法，而强调对人本身和人的心理动机的研究，重视人的情感和需要在交换互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该理论认为，人类的相互交往和社会联结是一种相互的交换过程，交换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交换双方各自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对美国心理学家B.F.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功能主义的文化人类学和功利主义的经济学的全面综合和发展。^[41]

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和概念包括价值、最优原则、投资、奖励、代价、公平和正义等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G.C.霍曼斯、P.M.布劳和R.埃默森。霍曼斯是交换理论的创始人。早年间，他深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强调小群体研究的重要性，倾向于“个人主义方法论”和心理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活动、交往和情感三者的关系，为社会交换理论奠定了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越来越强调人本身和人的动机的重要作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交换过程(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应该把社会学的研究还原为微观的社会心理研究。他提出了一组普遍性命题:1.成功命题。个人或团体的某种行为出现的可能性与该行为受到奖赏的快慢有关，行为出现后受到的奖赏越迅速，那么该种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行为出现的频率与该行为获得奖赏成正比，行为出现后获得的奖赏越多，出现该行为的次数也就越多。2.刺激命题。相同的刺激可能会产生相同或相似性的行为。例如一个人或者团体在某种情境下的行为得到了奖赏或惩罚，如果遇到相同的情境时，就会重复此种行为(行动或者逃避)。3.价值命题。一个人某种行为出现的可能性与他对该行为的评价有关，评价越高，重复的行为越可能发生。霍曼斯的交换理论还特别强调人或群体的所有行为都应该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互惠和公平。无论是在社会和群体内部，还是在社会之间或者群体之间，人们对“投资”以及对这些“投资”进行估价的方式又是各不相同的，在互惠原则之下，人们将尽量降低代价而获取收益。因此，在所有的社会交换中坚持互惠和公平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42]

布劳的交换理论在许多方面是以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的，并且扬弃了霍曼斯的一些观点。他强调社会交换理论应该从社会结构的原则出发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换过程，其理论目标既想克服结构功能主义忽视研究人的理论缺陷，又想弥补霍曼斯理论只局限于微观层次方面而忽视宏观层面的不足。布劳的理论方法是从描述交换过程及其在微观层次上的影响开始，再逐渐从微观层次上升到研究制度与社会的宏观层次。布劳的研究始于对微观结构中的社会交换的认识，他认为，人际间的交换活动来源于人际吸引，人际吸引导致社会交换。然后，他从另一个角度研究宏观社会结构，并且引入了权力、权威、规范和不平等的概念，因此他的社会交换理论更为系统和丰富。布劳还区分了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内在性报酬和外在性报酬的差别，使交换理论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解释社会现象。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从微观到宏观，系统地追溯了交换现象的各种发展过程及其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归纳过程取向的社会结构理论。继霍曼斯和布劳之后，埃默森等人对交换理论的继续深化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埃默森运用严密的数理模型和网络分析的方法，阐述了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社会交换的基本动因和制度化过程等问题，在方法论上进一步充实了社会交换理论的理论体系。

社会交换理论广泛应用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尤其适用于协商氛围的情境。我们每天都要和身边的人打交道，每天都在讨价还价，在每一个这样的情境中，我们总是想尽量扩大自己的收益，减少自己的损失。政府、企业、学校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对于大学贫困生的资助，大学生接受这种无偿或者有偿资助，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交换。

无论是人际间还是团体之间，如若要进行交换活动，那双方就必须具有能够吸引彼此的因素。这种因素作为双方交换行为之后的报酬，是双方期望在交换行为之后从对方那里获得的。正是这种因素的存在，吸引交换双方有着进行交往的冲动，心理学上称之为“倾向”。有了交换的倾向之后，交换双方就需要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社会交换关系。在交换关系之中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是交换双方必须是关系密切;第二点是彼此双方要互相信任，要在建立彼此信任的密切的关系。资助者(政府、企业、学校等等)与受助者在本质上是关系密切的两个群体，这是毋庸置疑的，资助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其对于受助者的资助都会让受助者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帮助，从而容易获得受助者的信任。当然，资助者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地为受助者提供资助，自有做出资助行为的动机，而且他们也深信受助者能够帮助他们完成一定的目标，从这一点上看，他们是信任受助者的。所以，从交换活动产生的条件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资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交换活动是存在的。

(二)社会交换理论在教育资助中的应用

交换互动并不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活动，社会交换是一种有限的活动，它指个人为了获取回报而又真正得到回报的自愿性活动。这里提到了“回报”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报酬，这是交换活动结束之后，交换双方都看重的因素。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区分了两种社会报酬:内在性报酬(内在奖赏)和外在性报酬(外在奖赏)。内在性报酬，即从社会交往关系本身中取得的报酬，如乐趣、社会赞同、爱、感激等;外在性报酬，即在社会交往关系之外取得的报酬，如金钱、商品、邀请、帮助、服从等。

就资助者和受助者双方所能提供的报酬可以看出，社会交换理论在高校大学贫困生的资助中有所应用。我国自1987年在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民政部、各地政府以及各高等学校、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以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及“绿色通道”等为内容的较完善的大学贫困生教育资助体系，简称“奖、贷、助、补、减”。^[43]这是作为资助者为受助者所能提供的报酬。前面已经提到，依据舒尔茨的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大学生在获得资助之后所能提供给国家的收益，也是多样的。这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工业投资收益，缩小社会分配的不平等。这是作为受助者能够给资助者提供的报酬，资助主体和资助对象各取所需，各自付出成本，一般来说，这有利于资助双方形成良好的资助关系。

同时，资助过程也渗透着对大学生心理方面的资助。一方面，从资助主体的角度来看，“免”、“贷”和绿色通道的资助政策，确保了大学生们不因经济困难而丧失求学深造的机会。同时，也避免了学生因经济困难而产生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因对父母的叛逆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引起的反社会的性格，因对自身不幸遭遇产生的自卑性格以及自我封闭，因对于处境的无能为力而产生的自我怀疑和无助感。这些心理问题的避免，保证了整个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为国家保证了人才的质量，不仅知识技能丰富，而且心理素质过硬。在这些学生进入学校后，“奖”、“助”和“补”等的政策，保证了学生在学习期间不因经济等问题而辍学。资助者的这些补助，不自觉地成为了高校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隐性资源，让受助学生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形成知恩图报的意识，以便将来走上社会，自食其力能够回报社会的时候，也积极成为资助大学生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从资助对象的角度来看，依据埃森克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的划分，大学生这一群体正处于人格形成的特殊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克服角色混乱获得自我统一。大学贫困生多受制于家庭经济条件，往往会出现理想我和现实我的极大矛盾，在自我的角色选择上模糊不清，相对于他们那些衣食无忧的同辈人来说，在自信、关注和爱的方面的获得，是远远不足的。“免”、“贷”和绿色通道的资助政策，使他们能够顺利地进入高校，体会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另一方面，这些帮助的获得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是自己刻苦学习换来的，是对自我既往努力的一种肯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奖学金的设置，给进入大学的贫困生们创造了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为了获得奖学金，他们在学习上辛勤努力，在知识的海洋中收获着坚持和自信;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活动，在一次次历练中学会了坚韧和自强;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寻得了心理的归属感，形成了乐群的品质。这些品格的形成，对于他们自我人格的完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勤工助学中，他们体验了别样的辛苦，对于父母和社会的无限关爱，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通过接触社会，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报酬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们体会着自强自立，体验着自尊自爱。大学贫困生们积极参与到这些资助活动中来，不仅获得了经济方面的资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健全了自己的人格，形成了良好的心态，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提高了自己的能力。

(三)社会交换理论下教育资助的交换方式

布劳把社会交换分为三种形式:内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外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和混合性的社会交换。从这三方面可以充分看出大学贫困生教育资助过程中交换方式的情况。

1.单一内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存在不足

社会交换活动的参与者把交换活动本身作为目的。^[44]如果资助主体和资助对象是以这种方式为主要的交换形式，那就容易导致一方因为得不到外在性的报酬，而使获得内在报酬的动机减弱。从大学贫困生教育资助具体实施来说，如果大学贫困生依据内在性的报酬的内容，他们刻苦学习、努力工作，获得了与资助主体交换过程中的乐趣、赞誉、认同，得到了内在性报酬需求的满足，但是如果没有来自于国家、各级政府、各高校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外在性的报酬即经济方面的报酬，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外在性报酬的缺失，必然会导致他们获得内在性的报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动机得不到强化，不能得到强化又必然会导致大学贫困生获得认同和赞誉的动机减弱，动机减弱同时也会影响到大学贫困生参与“奖、贷、助、补、减”等资助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就会导致双方在交换的过程中内在性报酬得不到满足。大学贫困生参与各种资助活动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资助主体在交换过程中就也难以获得良好的社会赞誉等内在性的社会报酬，导致资助主体资助动机的减弱，从而使资助活动难以维持现状或呈现多元快速发展的态势。如果资助双方单靠内在性报酬的需要来进行交互，结果往往是导致资助得不到预想的效果。

2.单一外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存在不足

社会交换活动的参与者把交换看作是实现更远目标的手段，这种交换活动对人们合理选择交往伙伴提供了客观的独立标准。^[45]如果资助主体和资助对象的交换形式是外在性的，那就容易导致大学贫困生一方在交换过程中只看重外在的金钱、商品等报酬，却丧失了获得内在性报酬的内驱力，丧失了对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难以发现其中的乐趣，在盲目追求金钱报酬的同时，迷失了自己。这既会使大学贫困生对于资助主体来说吸引力逐渐降低，又容易使资助主体在交换过程中处于资源绝对优势的地位，从而使双方出现了权力的分化和地位上的不平等。

3.混合性的社会交换具有明显优势

这种交换既有内在性报酬，也有外在性报酬。对于大学贫困生的教育资助应该选择混合型的交换形式，这种社会交换方式，可以综合单一的内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和外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的优点，同时也可以弥补两者的缺点。大学贫困生在与资助主体进行混合式的交互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各种资助主体的资金和帮助，得益于这些外在性报酬的获得，他们有机会进入高校求学，去接触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学校里，他们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一定的成绩，使本身获得他人赞誉的内在性报酬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会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各种资助活动，从而又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和帮助，形成了一个“获得帮助—自我满足—获得新帮助—新的自我满足”的良性循环。同样，资助主体在与资助对象的交互过程中，虽然是主动进行资助的一方，可是在交互过程中，他们也实现着自己的社会价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赞誉等内在性的报酬，在良好口碑的影响下，会为自身团体内部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的加入，促进各资助主体的多元化。资助主体的队伍壮大，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及资金，使他们的外在性报酬的需要得到了满足。队伍壮大之后，他们又会有更多的能力投身到教育资助的大潮中，也会形成一个“提供帮助—发展壮大—提供新帮助—继续发展壮大”的良性循环。混合式的交换，更能使资助双方获得“双赢”。

综上所述，社会交换理论在大学贫困生教育资助中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具有积极的作用，它可以给资助者以启示，资助不能仅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受助者的需求，还要积极地从受助者角度关注受助者的各种需求，从而给受助者提供更及时到位的资助。应该摒弃掉为资助而资助的旧观念，应该从资助目标的制定就开始，关注受助者心理成长等多方面的资助，逐渐杜绝将经济资助和心理资助相分离的做法。从当前贫困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入手，探索高校贫困生心理辅导与经济资助两个体系的交互关系，以推进心理辅导与经济资助间的良性互动，致力于提出构建心理资助和经济资助相结合的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对策。

【注释】

[1]吴小瑞.对我国高校教育资助体系的探析［J］.现代交际，2011(3).

[2]张民选.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1.

[3]张民选.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1.

[4]张民选.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12.

[5]张民选.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12.

[6]朱雪梅.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理念发展探微［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3(1).

[7]张民选.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09.

[8]创建于公元425年的那烂陀寺院，作为当时佛教最高学府，藏书丰富，高僧云集，不但在印度声望极高，还吸引外国学生前来学习。我国唐代的玄奘就曾在这里学习五年之久。参见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45.

[9]熊志忠，郭梅香.大学生资助理念的国际化视野与本土特色［J］.当代青年研究，2009(3).

[10]［英］威廉·博伊德、埃得蒙·金合著，任宝祥、吴元训主译.西方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50.

[11]彭小瑜.“爱塑造德行，智塑造学识”——12世纪西欧教会的大学教育理想［J］.大学与基督宗教研究，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中心，2002年.

[12]［美］格莱夫斯著，吴康译.中世教育史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4.

[13]张斌贤，孙益.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特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14]张民选.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4.

[15]许桂清.试谈美国高等学校的大学生资助方式［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6).

[16](近代早期)面对中国民众对基督教表现出来的异常冷漠，传教士不得不求助于借教育促传教的方法。一些传教士开始考虑通过免费提供教育的方法吸引孩童，做他们讲道时的听众……早期传教士办学的另一个目的是培养华人牧师。面对中国森严的文化壁垒，传教士逐渐认识到拥有一批既精通基督教义，又在中国社会具有广泛影响的信徒和布道人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的国家，教育是取得社会地位和发挥影响的必要途径。因此，“没有教育作为媒介，我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中的传教努力是最为劳而无功的”。通过基督教教育培养一批有声望、有学识的信徒，不仅可以提高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而且可以逐渐打破儒家文化的阻碍，争取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基督教的认同。正如谢卫楼所言:“传教士不仅要造就一批基督教信徒，还必须借助于一批受过训练的、英明而信仰坚定的领袖走到民众面前，以亲身的经历讲道，传播基督教。 ”参见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41—42.

[17]张斌贤，孙益.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特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18]转引自张民选.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7.

[19]亢晓梅，齐兰芬.学校现代慈善文化教育探讨［J］.当代青年研究，2009(10).

[20]张坤.美国大学生资助理念探析［J］.继续教育研究，2007(2).

[21]张民选.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7—28.

[22]［英］威廉·博伊德、埃得蒙·金合著，任宝祥、吴元训主译.西方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50.

[23]［美］格莱夫斯著，吴康译.中世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2.

[24]杨建朝，唐建忠.大学学术自由何以可能——中世纪大学在社会控制与追求自由间博弈的历史解读［J］.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25]如台北和平基督长老教会就对台湾国中、高中、大专及研究所在学学生进行资助，获得资助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在半年内至少参与三次教会聚会活动，西方国家的教会资助更是如此。

[26]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54.

[27]舒尔茨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称为“人力资本概念之父”。

[28]李晶晶.高等教育资助制度的比较研究——以中、美、日为观察点［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9]夏杰长，薛文平.论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的财政政策［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30]边际劳动生产率是指在各种产业中每多增加一单位的生产要素所能增加的生产量。

[31]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68.

[32]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69.

[33]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69.

[34]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曾按总体规模将高等教育分为精英化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三个发展阶段，三个阶段的高等教育受教育比例分别为15%以下、15%—50%、50%以上。

[35]约翰斯通认为高校成本主要由教学成本、学生生活成本和学生放弃的收入三部分组成。其中教学成本是指由大学为教学所支付的费用，它包括教师工资、辅助人员工资、图书杂志、仪器设备、教学用建筑、水电费用等。学生生活成本包括由学生和家长为住房、伙食、日常生活开支，以及为学习需要的书本、文具、往返交通支付费用。这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学生放弃的收入是指学生因为上学而不参与生产劳动、损失了的个人收入;同时，社会也因为培养一个大学生而失去一个劳动力，也会造成国民收入的减少。对于某些社会，比如那些需要大量非技术工人，并且失业率又低的工业化社会，社会的损失是要大于个人的损失的。参见张民选.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89.

[36]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本社，1996.

[37]陈尚才.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及对策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8]美国政府对助学金与贷款的比例大幅调整，助学金从1975年占总额80%下降到80年代末的40%以下，而贷款同期比例从20%上升到50%左右，为了提高后的家庭分担水平相配套，提高不同收入家庭的承受力，1997年克林顿政府开始通过“以税抵费”和减免税收的方法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承受能力，并建立“希望奖学金”工程和“终身学习赋税扣除”工程。参见王全林.美国大学生资助指导思想的嬗变及其借鉴［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3(6).

[39]蔡艳梅.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的合理性辨析［J］.学园，2010(13).

[40]丁小浩.高等教育财政危机与成本补偿［J］.高等教育研究，1996(2).

[41]贾勤，李游.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国际商务谈判［J］.商业现代化，2010(8).

[42]贾勤，李游.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国际商务谈判［J］.商业现代化，2010(8).

[43]谭兵，张建奇.贫困大学生教育资助政策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07(5).

[44]青连斌.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N］.学习时报，2006-5-22.

[45]青连斌.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N〗.学习时报，2006-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