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档案学术评价
胡鸿杰针对中国档案学的学科评价机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学科评价机制，就是如何选择或制定一定的标准，对该学科进行评价的问题。他还分析了以往对中国档案学理论评价过程中，人们习惯采用事实评价标准的困境与操作上的困难，提出采用理性价值评价标准及其应用问题。他认为，理性评价标准就是根据理论内部的状况去说明理论价值的方法，此种方法的积极意义突出地表现在，它是一种通过学科的本身特征去分析和说明学科状态，进而揭示这一学科对科学理论本身的贡献的评价机制(62)。严永官探讨了档案学术评论的意义、现状以及加强档案学术评论的措施。认为档案学术评论对于档案学理论发展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档案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档案学术评论，我国档案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些问题需要有效的档案学术评论来帮助规范；对档案学术评论的现状认为不尽如人意，从数量上看与档案学术理论的发展极不适应，从学术环境来看，档案学术评论与其他一些兄弟学科的评论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应加强档案学术评论理论研究的措施，如大力宣传档案学术评论的意义和作用，使档案学术评论的实践得以极大的丰富，加强档案学术评论理论的研究，形成相对系统的档案学术评论理论(63)。王协舟提出了中国档案学术思想评价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分析了档案学术思想评价理论范畴，重点从中国档案学历史演进评价、中国现代档案学的研究视阈评价两个角度进行论述，并就评价个案的选择、论著成果评价的实施、新时期中国档案学研究与档案学科发展的新思路等角度分析了研究中的重点难点(64)。冯湘君认为，在考察档案学客观发展状况和学科地位时，要充分考虑其是否具备独立发展的形态，是否从潜科学阶段跨入显科学阶段，是否走上了优化发展的道路，是否具备顺利拓进的能力，是否具有其特有的，由档案学人精心营造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才是评价档案学学术成果的理性价值评价标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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