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间合作情境

7.1.1　组织间合作情境

由于知识是被创造和内嵌于特定的情境中的，因而参与跨组织知识创造活动的各方通过互动创建了一种合作情境。Carayannis，Alexander，Ioannidis（2000）认为成功的跨组织知识管理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跨组织知识创造的参与者们能否通过互动创造一个共享的社会情境。企业与大学的联动所创建的合作共享情境包含以下要素：合作双方的信任关系、合作双方所签订契约的完备性、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知识源的可被信赖程度。本研究认为，以上要素的恰当组合能够创建一个有利于产学研过程中知识创造获取、消化、共享和增殖的社会情境，促进合作创新过程企业持续的知识获取、消化、共享及增殖过程。

7.1.1.1　信任关系

组织间的互惠信任有助于降低知识转移双方的风险与成本，且由于互利互惠关系的建立增加了预期收益，促进了双方知识转移的意愿达成，因此合作创新中伙伴之间的信任程度是合作成败的关键因素（Inkpen，1998；Peng＆Shenkar，1997；Kale et al.，2000），对于以知识共同创造为前提的产学研合作而言，由于知识外溢风险和知识价值悖论的存在，更使得信任成为知识创造乃至合作成功与否的核心因素之一。高度的信任关系一旦建立，合伙人就不会因害怕对方的投机行为而过于自我保护，双方更容易分享信息、交流经验（Child＆Faulkner，1998）。反之，在缺乏信任感的合作关系中，双方直接或间接交换的可能往往是不准确、过时或无用的信息和知识（Zand，1972），这是因为对合作伙伴的信任度越低，就越怀疑伙伴在获得技术知识后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发送方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对知识的保护程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完整地传递知识，就会刻意地隐匿部分知识。

7.1.1.2　契约完备性

从知识的属性出发，产学研合作是一个特殊的跨组织知识创造过程，因此与知识共同创造相联系的投机风险和交易成本将直接影响知识创造过程的效率。合作契约做为约束产学研合作创新各方成员行为，抑制潜在投机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措施和规则，将影响合作过程中知识创造的效率。由于产学研合作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合作契约很可能无法全面涵盖合作活动所涉及的所有条款，因此对于合作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有关知识转移以及创新成果界定与分配的矛盾和冲突，合同条款很难明确规定和监督。李纲、刘益、廖貅武（2007）认为合作契约的不完备降低了对合作各方的约束并会增加合作风险，包括：①当出现合同范围之外的问题且面对利益争夺点时，将可能出现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情，例如，将合作创新中的核心知识和技术秘密泄漏给竞争对手以换取高额报酬，更有甚者会退出现有合作群体，反而加入竞争对手创建的合作群体；②在创新成果归属模糊、尚未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恶意盗取、套取或抢注相应的知识产权；③缺乏知识保护经验带来的其他风险。调查显示，我国企业在国际技术合作与转让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条款，80%是原则性条款，只有14%的企业在相关协议中有较详细的知识产权条款。在与国外合作方、转让方谈判合作或转让项目和拟定知识产权条款时，有37%的企业不明白协议中有关知识产权条款应包括哪些内容，34%的企业不了解该如何确定成果所有权，22%的企业不知道经济利益的分配比例（方明，2004）。这就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预计的风险。

7.1.1.3　政策支持

发达国家如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分别通过科技主管部门和经济主管部门，采取制定政策法规导向，设定“基金”资助激励的方式，促进产学研联合（王飞绒、吕海萍、龚建立，2003）。芬兰更是要求100%的科技计划项目都要以产学研合作模式进行，这使得芬兰的产学研合作排名世界第一（陈劲、冯瑄，2001）。我国政府也一贯重视产学研联合，重视通过政策法规的引导在重大技术创新中促进产学研的联合与合作。如“两弹一星”的研制开发、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载人航天工程，等等。迄今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计划》、《促进科技成果转让法》、《科技进步法》等为产学研合作创新提供法律保障的法律。尤其2002年3月，我国科技部和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外，国家授予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承担单位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作价入股等，并取得相应收益。该政策法规与美国1984年颁布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NCRA）的作用类似，对促进我国产学研合作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程艳旗、王绳兮、胡建雄，2002）。

7.1.1.4　知识源的可靠性

Szulanski（1996，2000）认为当知识源并不被认为是可信赖的、讲信用的或有见识的时候，知识源的知识转移将非常困难，它的建议和示范将被质疑并受到抵制，这也叫知识作用的未实证性（unprovenness）。在知识转移的初始阶段，知识源的可靠性是影响知识转移效率的重要因素。Dong-Gil（2002）认为知识源的信任度与知识转移绩效正相关，也通过关系质量影响知识转移绩效正相关。转移前知识接收方会努力判断知识源是否缺乏信任度，可信度高的时候，知识的说服力比较强，接收方对知识价值的评估高，进而有效促进知识的转移。Andrews和Delahay（2000）指出：“知识本身的可靠性与知识提供方的可靠性是密切相关的，甚至接受方在评价知识的可靠性时，更多是评价知识提供方本人能力的可靠性，而非知识本身。”知识接收者对对方能力表示信任表明知识接收者能够信赖知识来源处获得的知识，并相信这个知识的有效性与真实性，因此不需要或者更少地需要对获得的知识进行验证，从而表现出较低的知识转移成本。在现实中，要验证所获知识的可靠性，接受方必须付出额外的时间、精力、资金等等，况且也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可以进行验证的，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方对提供方的能力和善心的信任就同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H5：组织间合作情境对产学研知识创造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5a：组织间合作情境对产学研知识获取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5b：组织间合作情境对产学研知识吸收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5c：组织间合作情境对产学研知识共享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5d：组织间合作情境对产学研知识增殖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