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素质教育

关于素质教育

据有关资料介绍，世界上新近的四十多个科学的分支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创立的，中国的研究基本是以跟踪与模仿为主，当然，这与三十年的军事立国、三十年的政治立国、三十年的经济立国的大事履历有关系，而文化立国就显得逊色了，这也是国情。

中国的教育经历了一个轮回，但似乎左右摇摆，实有其深层次的道理，1976年以前，学校里轻视文化，但还可以说是重视实践，知青下乡，学生劳动，各种实践活动不少，但不是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或者说没有深层次的研究，而近乎于想当然，原因在于，文化体系的破坏。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促使教育也做了重大的变革，促进了文化、教育、经济的发展，可是在久旱逢时雨的契机中形成了过于注重理论而轻视实践，过于追求短期效果而忽视了长期的效应，对于年轻的共和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教育应该并且有能力进行一下自我组织与调节的时候，遇上改革开放、经济突飞猛进时期，在文化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丧失了自我调整的机会，便出现今天教育的各种功利现象。

原自1999年前后提出的素质教育，制订了比较宏伟的目标，可是，到如今总感觉效果没有过多地表现出来，这一场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教育的实践，可算不小的实践。但对素质如何理解，如何通过教育实现，期望确实不应太大，反而有一种越来越功利的倾向。目前，各种体系、机制似乎有勉强的成分，中小学教育课程设置、人文、艺术、师资水平似乎还达不到素质教育的要求，加上对升学率的追求，似乎理科基础知识比较扎实，而整体知识与能力结构还有欠缺，素质教育并没有真正开展，至于各类竞赛的意义还一直有争议。大学教育中，人文、思想、艺术教育就更不足，在知识体系的结构上，师资结构与水平上有待调整。不知是我们对素质教育理解上的偏差，还是经不住经济利益的诱惑，我们的教育总是表现出功利的一面。

由各大出版社推动的一轮又一轮的精品教材让人眼花缭乱，已经很难辨别精品与否，而真正经典名著的翻译出版却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学校要尊重市场，但还要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学生需要面向市场，但在学习上还必须尊重学习的逻辑。

朱清时校长告诫年轻学子:“人的精力有限，读书要少而精，不要被知识垃圾、出版垃圾淹没。”

不仅如此，一味追求科研成果、论文的数量，使我们的跟踪与模仿的能力特别强，于是，若干成果、论文，可能流于形式，多了，反倒辨认不清楚是精品还是垃圾，这样的功利性危害了对知识本质的认识，危害了学习风气，扰乱了学校发展的逻辑。

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确实一时难以解决，因而趋于功利就在所难免。社会功利是自然的，是可以接受的。文化与世俗的功利，就需要不断提高的社会文明去改变这种功利，使其能够在期望的较高的文化层次上运行。教育的功利是误人子弟，愧对下一代，是于情、于理都无法忍受的。政府有制定制度的责任，管理者有具备管理意识与水平的责任，专家、学者更有引领、指导教育、教学、科研的责任，教师同样有育人、诲人的责任。

理性回归是教育系统自我调节所必需的，认识教育的本质、认识学习的本质、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受教育者也是其主旨所在。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理论奠基之作，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他又是一位道德伦理学家，《道德情操论》从人的情感、道德特点，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合宜感等基础开始研究，这种从根基上开始的研究，铸就了后期的基础。

历史上有太多例子表明了这种学习、研究、创新的逻辑，问题是，我们今天似乎关注的不是这些，除了大环境的影响，身处其中的人，像著名学者傅佩荣所说的那样，“缺少一定的风骨、随风就俗”。

学者要读书，学生也要读书，而读书就要读精品。美国许多大学学生都要学习《荷马史诗》，而《阿特拉斯耸耸肩》也被作为美国大中学校学生指定的课外读物，据说，格林斯潘、索罗斯、罗纳德·里根等人深受本书影响。

这些事例也都告诫我们读书时应该踏实、认真、善于思考，并尽可能地读名著，我们太需要这种从根基、基础来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从理性、从客观、从自然法则出发，解决问题。

多年来，谈素质教育似乎就集中在动手能力、交流能力上，以为我们的基础知识足够扎实，现在看来，基础知识扎实其实只是有限的基础课程，对学生学习的引导、阅读的引导、误区的回避、追求真理风格的形成，都有不少欠账，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素质教育，那是不合乎学习、发现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