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二、政治权力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政治权力发生作用是在内部构成要素的基础上进行的。政治权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客观构成要素和主观构成要素。

政治权力的客观构成要素是指政治权力形成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外在于政治权力主体的促成因素和条件之和，其又包括生产资料、物质财富和暴力统治。而政治权力的主观构成要素则是指政治权力形成和产生作用的过程中，政治权力主体自身的状况和条件之和。一般来说，其主要指个人的能力素质、身份资格、组织才能与理论策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权力的一般特性，这也是政治权力发生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

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认为，政治权力具有四大特征：制约性、动态扩展性、能动性和垄断性。具体而言，制约性就是政治权力主体对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因此，制约性是一切政治权力的基本特性，它本质上又表现为政治权力的控制性，并突出地体现了官僚体系的权威和特殊。能动性又指政治权力是特定群体的公共力量的汇聚，这种力量一旦形成，就具有极大的能动性，它使得政治权力主体能够有意识、自觉地运用这种力量去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动态扩展性则指政治权力在时间、空间、作用程度和实际内容方面都具有天然的扩展趋势。比如为了实现更大范围和更新内容的利益要求，政治权力必定要扩展自身的能力及作用范围，包括效果、层次、方式、强度和利益含量等。政治权力的扩展性，是政治权力制约其他力量，并保证使之处于优势地位的理论依据。垄断性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政治权力应是唯一的。因此，它具有特定范围的权力垄断性。它意味着在特定范围内，只有它的制约性是合法的，任何其他的、与其同类型或同层次的政治权力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同时，政治权力对于资源而言亦具有垄断性，因为只有政治权力本身才有调动政治资源的合法性，而不允许其他主体任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调动这些资源。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决定了在特定范围之内其具有至高无上性，即具有最高权威性。同时，决定了该权力在此范围内具有的普遍约束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对政治权力的性质给出一个客观的评判，同时就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治权力是如何发挥主体作用，以及又是通过何种权力机构来予以实施和推动的作出动态的分析。在某种场合，为了适应权力状况的变化，教育政策的立案及制定过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对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因主体力量的变动而引起的政策变化状况，也须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同样以日本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资本主义面临全面危机，特别是面对来自被支配层的民间政治意识的高涨，使得教育政策的立案依然按一贯的方法由以前的权力机构来实行已显力不从心。在这样一种非常的政治事态下，教育政策的立案被放置在一个更为综观大局的优先立场及采用更为专门集中审议的方式来进行。即教育政策的制定将不再由帝国议会一手把持，而是通过建立直属内阁的教育审议会——如临时教育审议会、文教政策审议会、教育刷新评议会、教育审议会等新设的专门机构来行使对政策的立案、审查及决定权。由上述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来分析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主义教育政策的形成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通过概括以上日本教育政策在立案、制定及决策过程中的有关特征，以及这一过程对应权力状况的变化而在性质方面随之出现变化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政策决策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日本尔后一旦发动战争，由于军部的干涉，代表一部分垄断资本利益的政党、右派势力及教化团体的发言权就得到了增强，而这些影响汇集起来又通过政治决策机构（日本的内务省和文部省）向被支配层施加压力，尽管支配层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对立意见，但建立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政策并体制化的决定最后还是在妥协中得到了统一。特别是在战争的后期，具有军部背景的少数文部省首脑掌握了实际上的决策权，这时的教育审议会已经形同虚设，而这些首脑们可以不经过审议过程即把政策的原案——如服务于侵略战争而出台的青年学校令、国民学校令等强奸民意的教育政策原封不动地予以强制实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后，日本政府确立了民主的体制，其标志是日本国宪法公开宣布主权在民。由此日本国会被限定为“唯一的立法机关”。从这以后，“日本的国政（国家政策）开始为国民所信赖，其权威将来自国民，其权力将由国民推举的代表来行使，其权益并由全体国民来共同享受”等内容亦被庄严地写入了宪法的条款。同时，基于上述宪法的精神，为了建立新的日本民主教育体系，又在教育基本法的第十条中明确地限定“教育不受不当支配的影响，它应必须肩负对全体国民负责的责任”。^[1]

如果单从以上教育基本法的制定内容来看，战后与战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换言之，战后的日本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已经确立了教育政策制定的民主形态。但是，我们在第一节中已经作了分析，在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权力（集团）。因此单纯地依靠制定法律或权限来判断还不能最后作出定论，在考察教育政策的实现过程时还必须考察其当时的具体社会、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条件和状况。

仍以日本为例，与战前相比，战后政治权力的性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专制主义的独裁制度已经崩溃，但垄断资本对政治的支配影响却日益加强，其对教育的期待与要求也比战前更为强化。虽然教育政策的制定因“国会是唯一立法机关”的规定而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但实际上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要求，使教育本身具有了政治化的倾向。现在日本制定教育政策的指导权，其表面上虽是由文部省提出立案，教育审议会进行专题审议，然后再由文部省汇总并提交国会审核和表决，但在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党、内阁以及与此起直接辅助作用的文部省官僚这三方面的力量。

诚然，在日本并非完全没有反对派的力量。以日教组（日本教育联合组织）为首的民间教育团体等对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或已被制定的政策进行评论和批判，已经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力的反对压力。而政府决策部门对保持这样一种压力亦持欢迎的态度，因为来自民间的反对力量有时正好起到保证政策修订与完善的绝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