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伯屈在华活动年表（年—月）

3月10日 上午9时，克伯屈偕夫人抵达上海。（1927年3月10日《申报》）

1926年春，由陶行知任主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向克伯屈发出了讲学邀请，一向对中国留学生极亲切的克伯屈欣然应允。1926年8月，克伯屈赴欧洲讲学，途经印度来华。当克伯屈偕夫人抵达香港后，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委托河南中州大学校长张幼山与改进社学术部主任凌冰前往迎接，并陪同克氏夫妇北上。（1926年12月18日、1927年3月11日《申报》）

是日上午，中华教育改进社及上海教育界代表朱经农、程其保等人亲赴浦东码头欢迎。上岸后下榻汇中旅馆。

下午，访美国领事。3时半访其旧日学生、时任沪江大学教务长的范氏（为美国人）。经范氏邀请，次日改住沪江大学。

晚上7时半，上海教育界公宴克伯屈夫妇于银行公会，赴会者有俞庆棠、刘湛恩、朱少屏、欧元怀、殷芝龄、高君珊、程时煃、郑通和等20余人，由程其保主持。克伯屈即席发表长篇演讲。他说：“中国印度近百年之作为，于世界历史与文化，有绝大之关系，故余对于此二国之政治与社会，有特殊之兴味。此两国变迁之速度，实属可惊。在此时期内，如何可使教育尽其功用，此余等所愿研究者也。余在中国为学习一切，非指导。……余对于中国人之志愿，余深望新中国速即统一，余尤信中国人民能合作而趋于统一之途。余对于中国教育所望者，为捐除私见与倾轧，而通力合作也。”又说：“余见中国教师，在课堂内，自己演讲，而不与学生以讲话之机会，初等小学校内，亦有此种情形，以余个人意见，此宜改良者也。”（1927年3月11日《申报》）

14日 11时半参加在博物院路上海市青年协会会所举行的招待会，由该会会长余日章主持。克伯屈发表演说，述其毕生教育之宗旨：①在巩固世界文化之基础，②在发现能达此目的之教育方法，并认为中国各种问题之解决，实与世界各国有关，中国教育问题解决，亦足以影响全世界。故中西文化有速谋融合的必要。他演讲完后，与会者自由发问讨论，十二时半散会。（1927年3月15日《申报》）

15日 上午10时，由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朱少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查良钊、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胡叔异等人陪同，前往法租界吴氏兄弟小学参观，11时参观上海县立第三小学。

下午3时，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对上海各大学学生、教职员共千余人举行公开讲演，讲题为“适应变的文化之教育”（education for changing civilization），由凌冰翻译。克伯屈讲：“文化是要变的，不过我们要注意，用什么教育可适应变的文化。我因为知道东方文化极少，故用西方文化来证明文化变化之原因。文化变化之大原因，在‘经过实验理想’之发达，及此种实验理想之应用于文化上，哲学家之思想虽精密，但未经实验，故‘经过实验的’一语，最为重要。近三百年来，感觉实验思想之重要，此乃思想变化之最大者。”又说，“新教育之责任，在乎教青年如何解决日新的问题。变既为普遍之现象，而教育上由此而生之问题，第一是捐除成见，否则在此变的文化中，必无适应之能力。第二，则须养成批评之正当态度，但须有秩序有步骤，否则破坏之力反大，社会既变矣，又须养成对于社会之正当观念。”（1927年3月16日《申报》）

16日 上午9时，赴尚公学校、闸北留公小学参观设计教育，并参观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机构。

下午2时，在博物院路20号青年协会二楼，举行系统讲演，讲题为“学习是什么及学习怎样发生”。克伯屈说：“学习与生活有密切关系，故余对于学习之定义如此：学习者，行为变成习惯之过程也。”他详细论述了关于学习的三条原则：练习律、效果律、联想律，指出：“除了主要学习以外，还有附带学习；有时附带学习比主要学习还要重要。我们要发达中国教育，必定将学校的课程都建筑在这许多的学习原则上，才算是理想的教育。”演讲完后，与会人员提出问题并进行了讨论。（1927年3月17日《申报》，1927年5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

17日 上午由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朱少屏等人陪同参观复旦大学，对该校心理学院设备完全，颇多称许，并在该校演讲。

下午2时，在博物院路20号5楼，举行大学教育讨论会。会议由欧元怀主持，参加者为上海各大学教授与学生共30余人。会议主要讨论了当时高等教育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大学中的政党组织、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大学教学法、学校行政、学潮及大学导师制等，克伯屈一一详细作答。他反对以政党政治的原则作为教育实施的准则，“因为我们不能叫学生对政治的趋向，一定如何去做，应该教导学生自由去批评一切政治上的善恶，使他们自动地去留意社会上各种问题”。对于大学生应否参与学校行政的问题，克伯屈认为，师生合作，可以增进教育上效能。学生派代表参与学校行政是有益的。他还指出，大学教学不能专教学生念课本、翻讲义以及勤勉地记笔记，认为这是一种被动的死的教学法。克伯屈主张无论什么科目的教学，教师应多提各种问题，同时要求学生尽量想出各种问题，多去搜集参考书，引导他们讨论、辩论、参观、调查，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这才是自动的活的教学法。（1927年3月18日《申报》）

18日 上午应浦东中学校长之请，于9时赴该校参观，并作简短演讲。克伯屈以该校校训“克己合作”四字中之“克己”二字作契，继谓青年做任何事，首须勇敢，抱定“必成”的决心。下午2时则仍在博物院路20号作第二次系统讲演，题为“意志怎样影响学习”。由程其保主持。克伯屈在演讲中指出：“我们要养小孩之好心向，有数事须注意：（一）须此事甚易为，勿使其心向困难。（二）使小孩全副精神努力于此事。使儿童努力，切勿出之以恐吓或不客气之态度；否则，儿童欲反对此事。（三）勿使此事之困难，为儿童之力所不能胜者。”（1927年3月19日《申报》）

19日 上午应上海市各小学校之联合邀请赴西成学校举行公开演讲。下午二时，则仍在青年协会举行中学教育之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中外教育界人士共50余人，其中仍包括凌冰、朱经农、俞庆棠、查良钊、唐庆诒等人,会议由沈信卿主持。会上主要讨论了教育界事先拟定的八个问题，包括：中学是否适宜采用道尔顿制；中学训育应采何种方针；初级中学应否采用分科制；中学采行男女同校和男女分校制，二者孰收较大之教育效率；全体中学生均须选习代数几何三角的规定是否适宜；大学入学考试要求各科新生均须应试上述各门数学的规定是否适当；中学职业科与普通科应如何办理；哥大师院附属林肯学校初中部教学改革实验结果如何，中国初中能否仿效及中学师资培养问题等。克伯屈认为道尔顿制虽为美国学者所提倡，但不能代表美国教育界之思想与实行状况。在对道尔顿制的内容作简要分析后，他表示其个人不赞成此制，其理由有三：一是预先规定课程，恐非最好之编制法；二是教育上之目标与原则，非仅使学生准备考试，故此制不妥；三是废除上课时间，非适宜之道，与教育原则亦相违背。又指出中国初中能否开设职业课程，应根据实际，他说：“初中毕业即须就业之学生，自应养成有谋生之能力，但同时亦不可缺乏公民训练使其成为良好之公民。”他认为在中国现状下，应使学生在校时能作职业准备，对于中途辍学的学生，在社会上亦应有接受补习教育的机会。（1927年3月20日《申报》）

晚上7时出席上海教育界在一品香举行的公宴。席间克伯屈演说，讲道：“余至中国，受各地之欢迎，今晚公宴，亦即欢迎之表示，篆感肺腑，余来中国得益匪浅，国内情状，兹可明瞭，余以不能常寓中国，直接助诸君解决一切疑难问题，然归国时当特别注意，吾班上之中国学生，授以新方法，解决中国问题，迩来适值军兴时代，此亦余之特殊机会，据余观察中国之剧变状态，但望军兴以后，政治早日澄清，而教育亦随之发展，要知解决中国几年来不能解决之事，全恃诸君，故诸君之责任重，工作苦，非继续奋发，不足以挽狂澜，余甚望诸君之努力也。” （1927年3月20日《申报》）

20日 下午5时，应青年会之请讲“道德教育”，由刘湛恩主持。克伯屈在演讲中认为，“道德的基础是注意于个人的人格”，“道德的标准，须以他人的人格为主观，为目的，而不能利用之”。又说：“道德的观念，自古迄今，东西方具有极速的改变；现在既在改变之中，将来亦仍改变。”“中国目下究许何种教育？吾再三思之，觉中国对于合作的教育，甚为需要；不过合作二字，很难断定。学生罢课，不能说他们没有合作，不过他们的合作是属于罢课分子方面。吾意中国现今所不可缺的为一种有坚韧性的道德责任，如一学校之发生罢课风潮然，初起时仅二三人或极少数人，后其他学生以友谊之故，相继加入，风潮遂因之扩大。是以吾人当此状况之下，须设法养成一个人的道德责任，而对于个人的友谊或群众的引诱，一律置之度外。”（1927年3月21日《申报》，1927年5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

21日 上午在大夏大学演讲“教育与进步”，听讲者300余人。其间讲道：“我到中国来，有两个动机，第一个是观察中国文化，将所看到优良的地方，回到美国报告，使美国人更好一点，第二个是，在知道中国情形回美时，使美国人用更好方法帮助中国人，在这个时候，我更觉得中国正在改造当中。”指出“教育不是教什么乃是教人怎样去想，怎样去解决问题也……世界是变化不绝的时代，故目下的教育者，就是要养成学生如何去适应变的世界……我们要谋进步，必须要养成自由思想之人才以助社会各种事业之进步”。

下午2时，在博物院路20号5楼，举行小学教育讨论会。由上海招待克伯屈博士委员会推定程其保、程柏应、胡叔异等人搜集关于小学教育之问题，并公推程柏应为主席。克伯屈讲：“设计教学并非对于地理或历史的一种方法，此意太狭，其实设计，乃对待儿童之一种方法，设计教学注重有目的学习，即强盛意志之学习。”他还说，自己虽未能遍观中国小学，但就参观所得，仍有几点意见：一是教师在教室内似太多演讲，二是教师在教学中用警笛来发号令，似不甚妥当。三是容易注重结果，而忘却儿童活动之本质。并认为这是教育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不独中国如此，各国皆然。他指出：“例如为表演欲博得观众之欣赏，而注意表演之外观，我注重好习惯之养成，此乃教育上之重要问题。”关于小学训育问题，他认为小学当然应关注社会与政治问题，但若据此而采用一种政治主张作为小学训育的中心目标，则会阻碍个人思想的自由发展，抑或有其他种种流弊出现，他提醒中国教育界注意此点。（1927年3月22日《申报》）

接中华职业教育社函，请其出席后日演讲。

22日 下午2时半，在青年协会作第三次系统讲演，题为“学习如何适用于生活”，因各界开会欢迎国民革命军，听讲者只17人，乃改作短时间的谈话。（1927年3月23日《申报》）

24日 招待克伯屈筹备委员会因上海政治军事局势变化，近日各校教授学生，多在参加政治运动民众运动，故与克氏商定暂行休息。

与青年协会会员开谈话会，克伯屈首述青年会应有之工作与方针，次言人格教育之步骤，末言用何法以启发青年。“听者颇为满意”。（1927年3月25日《申报》）

4月1日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时局业以底定，交通亦渐恢复，遂复假青年会，提出职业教育问题请克伯屈指教。 克伯屈在演讲中说：“我们要研究职业教育，首须察一地之职业状况如何，次则研究如何使职业教育与职业状况相适合，中国职业学校须适应中国实业状况，这虽是经济问题，但与心理学教育学很有关系，中国要发展职业，必须养成对职业有兴趣与毅力之人才，来探讨利用天然的富源，不必依靠外国人。”他指出，中学校不论初中高中，都应有相当之职业训练，以为升入专门职业学校及服役职业界之预备。（1927年4月2日《申报》）

4月4日 本定于下午继续系统讲演，后因到会者仅凌冰、朱经农、程其保、殷芝龄、俞庆棠、周尚等10余人，乃改为自由谈话会。（1927年4月5日《申报》）

4月5日 下午2时，继续上次未竟讲演，地点仍在青年协会。由凌冰博士翻译。他讲：“学习本不限于书本，凡种种习惯，皆由学习而成。学习有五个步骤：第一步为引起兴味与试验，第二步为感受困难，第三步为研究，第四步为研究实行的方法，第五步乃将研究所得各种方法中考虑选择也，此五种步骤，为学习任何事必须经过之阶程学习的意义”，认为“教学非在专读死书也，中国教育家向重课本上之学习，不知课本以外，更多吾人所应学习之智识也”。谈到中国教育问题，主张教育要随时代进化，“教育之需要，乃在使学生知如何以适应新的环境与新生活也”，批评“中国在此剧烈变化与进步中，对乡村教育似太不注意……前遇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知行君，伊谓在南京设有农村师范，以谋造就改良乡村教育之人才，意至善也，因乡村教育之改进，足以影响于乡村生活之改善也”。（1927年4月6日《申报》）

7日 上午10时，在博物院路青年协会讲演“公民教育”，演讲讨论结束后，在华安保险公司七楼西餐间，出席由上海各大中小学校、南北教育界代表和在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中国学生联合举行的公宴。克伯屈发表演说：“我能此时到中国来，是最好的经验，最好的机会，因为这是你们的国家生活转变很非常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民族方从旧式的制度旧式的行为中血战出来，这是一个老成的、令人尊敬的国家。希望建设新式政府、新教育制度”，他希望“你们的教育制度，须为中国人本色的制度，与世界上任何国不相雷同，你们的教育须以生活为前提，把书本置为次要，民众须先有新的特性，新的思想与生活方法”。（1927年4月10日《申报》）

18日 当日，克伯屈夫妇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欢迎代表查良钊、凌冰等人陪同下由沪抵津，演讲参观。（1927年5月4日《申报》）

23日 下午4点10分乘快车赴京。晚7时半，由查良钊陪同抵京（凌冰因病未能同行）。下车后，由中华教育改进社招待科主任陈科美、陶知行等引导至东四华语学校（因克不喜住旅馆）。（1927年5月4日《申报》）

24日 上午8时，中华教育改进社即派汽车迎克氏夫妇至天坛游览。下午参观故宫博物院。

下午4时，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欢迎宴会。“席间克伯屈声明应摒弃宴会，故北京教育界只拟招待一次”。 （1927年5月4日《申报》）

25日 上午9时半，克伯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招待代表陈科美、熊芷等人陪同下到教育部街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小学部参观。11时参观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1时半参观师大附小，下午游览北海及南海，5时返回华语学校。（1927年5月6日《申报》）

26日 11时，偕夫人到郎家胡同第一中学参观，该校校长杨荫庆引导陪同。克伯屈认为办理优良。12时到大礼堂，对300余师生员工作简短演说。旋赴食堂会餐，该学校请陈宝泉、陈科美、张耀翔、任鸿隽、陈衡恬等人作陪。

午后由陈科美陪同游览雍和宫，5时返回华语学校。（1927年5月6日《申报》）

27日 上午10时，中华教育改进社招待代表陈科美等人引导克伯屈赴东城安定门内三条长老会崇实学校参观，12时对该校学生作简短演说。12时一刻出校，乘汽车赴颐和园游览。（1927年5月6日《申报》）

28日 上午参观学校。（1927年5月6日《申报》）

下午3时，在教育部大礼堂公开演讲“文化变迁与教育”，莅会听讲者千余人。由清华大学教育心理系主任朱君毅主持。其间，克伯屈讲道：“现代世界的变迁，为前此所未有的。这样极大的变迁的要素，为科学思想在人生之上应用。由此应用，发生两种结果，一是自信力和批评力的增大；一是生活状况之变迁。因之，复发生以下问题：（1）文化（或礼教）之落后。此由于道德、宗教、教育等观念，不能与物质文明，同时并进。（二）权威之衰败。此由于年长者不知青年人的需要是什么，而阻止其前进，及青年人有了批评的态度所致。我们现在要应付这样的变化，只有“理智的道德化”（Intelligent moralization）。（三）世界的变迁，已经迅速，而以后的变迁尤其迅速。我们要应付这种变迁的世界，须要新的教育。（1927年5月6日《申报》，1927年5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

晚上7时，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出席由京师公立中小学教职员联席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平民教育社、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及国立私立学校等10余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教育部亦派陈宝泉代表赴宴。席间，克伯屈致辞，略谓本人初到贵国，过承欢迎，不胜荣幸，深愧无以为报，惟有候将来诸君到敝国时，再为同样之答谢，至于贵国教育，因战事未平，极形颓丧，确有从速整理之必要，回国以后，定嘱门弟子尽力帮助中国教育界等语。（1927年5月6日《申报》）

29日 上午参观学校，下午3时在清华学校演讲《中国目前的教育问题》。克伯屈说：“教育就是生活，生活上所有的部分，在教育上都有相当的对体。无论解决哪一种社会生活问题，都须用教育的方法。”他认为，中国统一问题与中国教育有密切关系。“中国要有统一的政府：一、应有大规模的为公利的通力合作。二、应培养国民的道德上的胆量。三，增加生产力”。又说：“中国现在已经从一个静的文化，变到一个动的文化。中国从前的方法、习惯、态度等等，都已不适宜于解决现在新的社会问题。我们应该自己创造一个教育制度，来培养国民新的态度、新的习惯、新的方法，以应付新的环境。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教育问题。” （1927年5月6日《申报》，1927年5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

30日 上午参观学校，下午在燕京大学演讲《道德与教育》。克伯屈讲道：“今日学校最大之谬点，在专赖一纸空文之教科书，以求道德教育之成功，不提倡道德思想，因无以培养向善之倾向。无向善之倾向，遂无道德行为之果断力。但无实践道德之机会，究不能养成道德行为之习惯。所以因兴趣以求养成道德生活的习惯，更进以求道德行为的理解，为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 （1927年5月6日《申报》，1927年5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

5月4日 出席在清华大学召开的教育讨论会，在会上指出：“中央集权制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时有各色各种变异。各地方应该有做各种试验的自由。中国现在过渡时代，以中央集权制较为适宜，不过最后的目的还是在地方分权制。”（1927年5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

5日 在北京教育会与北京教育界人士开教育讨论会，其间，克伯屈讲：教育哲学之功能，在使“教什么”与“为什么教”二者联成一片。我们应先知“为什么教”，然后能知“教什么”。凡人于讨论任何教育问题时，必有一种教育哲学为其根据——无论是好是坏。又说：“我根本不信学校毕业生为社会中最捣乱之分子，我以为新的社会，使一部分学生反抗旧的，而鼓吹新的生活，我们对于新的标准，必须深加考虑。我们应详细讨论，为何学生有极端行动，为何教育有变动之理由。” （1927年5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

6日 下午2时，赴西四牌楼帝王庙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第二次讨论会，参加讨论者有陈宝泉、陶知行、朱君毅、陈衡恪、张耀翔等100余人，由高仁山翻译，由该社提出20个题目，克氏逐一解答。5时半散会。（1927年5月13日《申报》）

7日 克伯屈莅京讲演，闻梅兰芳名，托熊希龄致意欲得一见，遂由熊订定当日下午4时，在无量大人胡同梅宅设茶会款待。克伯屈偕夫人，与南开大学校校长张伯苓，清华学校教育心理学系主任朱君毅、中华教育改进社学术部主任凌冰、陶知行、陈科美等人同赴梅宅，由梅出而接待，并由梅之英文教师等代为照料，克晤梅之后，极赞梅之艺术天才，与彼对于中国戏剧之观念，酬对之言甚繁，大概以涉于赴美制布置为多，克谓中国戏剧中之音乐太简单，又过于扰闹（按指锣鼓音），梅答以关于此点，正在研究，予意正欲减除喧闹者，易以复杂之乐器使音乐一部成为独立者，以备渡美时之用，克又谓梅之表情姿态极佳，固不必说，惟其唱做之派别，予意有类于欧美之Opera……宾主笑谈甚欢，并摄影留念。当晚克氏夫妇观赏梅兰芳表演的戏剧。因欲再观赏梅兰芳戏剧，克伯屈夫妇推迟离京。

7时，在青年会发表公开讲演《谋进步有所根据》，“听众颇为满意”。（1927年5月17日《申报》）

9日 当日，在政治学会讲演《教育在文化上之一切功用》，又在香山慈幼院教职员欢迎会上讲《教员对于学生之指导问题》。他说：“近来中国社会的变化较各国为快，当教员的应使学生所学的能适应社会上的需要，能应付社会上之潮流，使之顺乎正轨，方能与世界共同进行。但是如何能够造成这个教育呢？要是拿别国的法子来实行于中国，恐怕因社会背景不同，环境不同，难以合用。就如中国二十年前教育制度系采取日本，而且又系仿自德国。彼时德国为君主专制；日本至今仍是君主专制。故其教育制度均是专制性质。中国既是共和国，此种教育制就不合用，所以诸位先生要用自主力自动力，用中国材料或用外国材料，用他国教育作参考，创造中国的教育，方合中国之用，而造成中国适合之教育，须用心理上原则来规定。”（1927年5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

10日 下午3时，在北大第二院讲演，题为“现代教育方法之批评”，由陈科美翻译。在演讲中，克伯屈对老式的教学方法、道尔顿制、温纳特卡制等各种教学方法提出了批评，最后指出“设计教学法便是把目的（aims）和自己的目的相联合，是我们理想的教育方法。”他说：“我相信很好的教员是愿意去实行的。” （1927年5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

11日 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学习之由来》，由张耀翔翻译。其间，克伯屈讲道：“（一）学习非久练不可，吾人当给学者以充分练习之机会。（二）有益的事，当学得做；无益的事，当学得不做。（三）以满足成功激发正当的练习，以烦恼失败阻碍不正当的学习。（四）学习须认清目的，无目的的学习最难成功，为教师者当将目的一一指示学者，养成有所为而为之精神。”（1927年5月17日《申报》，1927年5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

12日 在北京国立女子大学讲演《中国女子教育问题》。他主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学业问题——女子应当学的是什么——所学的和社会职业有何关系。二、社交问题：男女如何才能有好的联络：a用何方法联系，b行为标准应当如何，附带问题，好行为应如何养成。”并认为“男子应当养成豪侠的精神，女子应当有向男子要求尊敬的胆量。中学小学和各大学都不妨男女同学”。

当日，还在法政大学讲演《我对于印度及中国的印象》。（1927年5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

14日 离京抵奉。

15—16日 在奉天作四次演讲。奉天省长莫德惠、教育厅长谢应昌分别设宴款待，并盛情挽留。克伯屈因行程已定，极力辞谢。

16日 晚11时，乘南满列车，赴朝鲜。（1927年5月26日《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