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胚胎的发育

初生的婴儿虽然身体已经长成了人形，但是他们在精神层面上还是处于一种“成形期”。这项工作是他们必须做的，与胚胎期生理领域里所做的工作非常相似。在他面前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他在子宫里的生活，又不同于他成为真正的人的生活的时期。出生后婴儿进入了一个“精神胚胎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要经历两个胚胎期：一个是在出生以前，与动物相同；另一个时期是在出生以后，只有人才有。漫长的人类童年使人与动物完全区别开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屏障，因此人被看做是与所有的生命不同的生命。他的能力既不是动物能力的延续，也不是动物能力的派生。他在地球上的出现是生命的一个飞跃；是新的命运的起点。我们区别物种总是根据它们的不同点，而不是相似点。每一种新物种总是具有某些独特的新特征。它更多的不是旧的派生而是独特性的显现，它带有先前从未有过的特征。

正因为如此，哺乳动物与鸟类一出现，动物世界的状况就大为改观。它们不是早期动物的复制、自然的变异或继续。当恐龙绝迹时，鸟类就显露出其新的特征；它温情地保护着产下的蛋，建筑鸟窝，照顾到小鸟会飞并勇敢地保护它们；迟钝的爬行动物恰恰相反，总是丢弃所产的蛋；而哺乳动物在保护其种类方面甚至要超过鸟类，它们不筑巢穴而是让幼仔在其体内长大，并用自己的血喂养它们。

这些都是非常新奇的生物特征。然而人类另具新的特征。人类具有一种双重胚胎生活，这种生活是采用一种新的设计建筑而成，与其他动物相比具有一种新的命运。我们必须就此停止而重新开始对儿童的发展及对人的心理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如果人在地球上的工作与其精神及创造智能有关，那么他的精神与智能必须是其存在的支撑点。围绕着这个支撑点，人的行为甚至包括其生理系统就被组织起来了。整个的人就在一种精神的光轮中发展起来。今天，这种在印度哲学中曾一度占支配地位的思想，甚至也为我们西方观念所接受。经验本身已迫使我们注意到生理障碍常常是由心理状态，即精神控制失灵引起的。

如果人的本质是由“环绕着他的精神光轮”所控制，如果人须依赖于此并且人的所有行为都由此派生出来，那么应给予儿童的最重要的关怀应该是精神生活的关怀，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仅仅从生活上关怀肌体。

所谓儿童的发展，就是指他所构建的生命正在适应其周围世界的条件，不单是指获得人的官能、力量、智能和语言。儿童与他们周围环境的关系不同于我们与环境的关系。成人羡慕他们的环境，可以记住环境并对其进行思考，而儿童却是吸收环境。他对所看到的事物不仅能记住，而且使它们成为其心灵的一部分。他能将其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周围的整个世界具体化。相同的东西在使用时不会发生变化，但却能引起儿童的变化。沛西·能爵士给这种极为重要的不需要自觉地去记忆而是将影象吸收进个体的生命中的记忆力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把它叫做“记忆基质”。

证实这种特殊记忆类型最好的例子，就是婴儿对语言的学习。儿童学习语言，并不“记住”声音，而是将其具体化然后使其达到完善。儿童能根据复杂的规则使用语言，这并非由于他曾经学习过，也不是通过正常地运用记忆。也许在其记忆中从未保持过什么语言，但这种语言最后却形成了他的精神生活和他本身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讨论着一种与纯粹的记忆过程不同的现象，即幼儿心理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方面。儿童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引导他去吸收其周围的一切，而且正是这种观察和吸收使他能够使自己适应生活。他做这项工作是凭着一种只存在于儿童身上的无意识力量。

我们说，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应该是一个适应的过程。这里就需要我们正确把握“适应”一词的真实内涵，而且要把这种“适应”同成人的那种适应区别开来。正是儿童的这种特殊的适应能力使其出生的那个国家成为他愿意永远生活的地方，就像他讲的最完美的语言是他的母语一样。一个生长在国外的成人永远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适应生活并达到同样的程度。以传教士为例，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到遥远的国家去履行其天职，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我们生活在这里是在牺牲我们的生命。”这种表白显示了成人适应能力的局限性。

儿童显然不是这样，即便他们出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可总是能够与之建立密切联系，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不管他的家在芬兰的冰冻平原还是荷兰的沙滩，他们总会从中找到无穷的乐趣。每个人从儿童时代起就已适应这种生活，就已产生了对这个国家的爱。产生这种感情的是儿童，而成人不知不觉地拥有了它。然后他会感觉到他是属于这个国家，真诚地热爱她，觉得她是这样地富有魅力，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会使他感到如此安宁、幸福。

在意大利历史上某个时期，那些生长在农村的人们，从出生那一刻起直到去世，从来没有离开过故土半步。意大利统一之后，大批农民走出自己的家乡，到其他省份去谋生，这些人在外地找到了工作，在那里结了婚，定居下来。但是后来他们常常染上一种奇特的病：脸色苍白，心情抑郁，身体虚弱，贫血。他们多方治疗，最后医生总是建议患者返回家乡，呼吸一下故乡的空气。而且这一建议几乎总是取得最佳效果，病人的气色和健康得到了恢复。人们过去常说“家乡的空气可以治百病”，即使家乡的气候比我们离开的地方的气候恶劣得多。这些患者真正需要的是他们幼年所生活过的朴素而幽静的环境在他们的潜意识心理中形成的平静之感。

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吸收的心理更为重要，这种心理塑造了成人并使其适应各种社会秩序、气候和区域。我们的整个研究必须以此为基础。任何声称“我爱我的家乡”的人并非是在哗众取宠或沽名钓誉，而是显示了其本人或其生活的基本部分。这是上述事实的恰当反应。由此我们懂得儿童由于其特殊的心灵是如何吸收他所生活的地方的风俗习惯，直到形成其当时当地的典型个体。地方习惯是成人在童年期建筑起的另一个神秘的形成物。习惯、特殊心理与其所住地区是密切联系的，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这些都不可能是自然形成或遗传性的。因此我们已经开始对儿童活动有一个更加广泛的理解。儿童发展起来的行为不仅适合其时代和地区，而且适合于其地方心理。

我们都知道，印度人是非常尊重生命的。由于对于生命的敬重，他们甚至非常崇敬动物。这种对生命的热爱之情，是难以在成人身上培养的。尽管人们口头上说“要尊重生命”，但是做起来却远远不够。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想，印度人做得对，我们是应该尊重动物。但是欧洲人从未体验过的是，在土生土长的印度人心中，这种情感早已根深蒂固。这些心理特征好像是遗传性的，实际上这是从婴儿的环境中派生出来的婴儿期的形成物。有一次在一个附属于当地的蒙台梭利学校的一个园子里，我们看到一个两岁大小的印度孩子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地面，他好像正在用手在地上画一条线。旁边有一个已断了两条腿的蚂蚁在艰难地爬行。这个孩子注意到蚂蚁所处的困境，便用手指为它画了一条线，试图帮助它。也许人们会猜测说这个印度孩子一定具有一种“遗传性的”对动物的喜好。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感情有历史传承因素，但就个体发育而言，这种心理特征却不是来自遗传，而是婴儿时期从环境中学习的结果。如何对待一只受伤的蚂蚁，不同国家的小孩会有不同的态度。有的孩子可能会一脚把蚂蚁踩死，有的可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大多数人可能会原谅这种行为，因为他们对动物没有感情，认为动物无法和人相提并论。

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人们都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彼此都非常尊重各自的信仰。但是当人们抛弃一个古老的信条，心里都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不安。这些信仰和情感便构成我们心理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欧洲人所说的：“这些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和道德习惯形成一个人的个性以及各种各样的情感，并使一个人成为典型的印度人、典型的意大利人或典型的英国人。而所有的社会和道德习惯都是在幼儿期通过那种神秘的心理力量形成的。心理学家称这种心理力量为“记忆基质”。这同样非常适用于通过习惯姿势、行为举止、走路步法来辨别许许多多的种族类型。非洲土著人具有一种适用于捕捉野兽的特殊的体格。另一些人则本能地进行各种适应的练习以使其听力变得敏捷，因此听觉敏捷就成为他们部落的一个显著特点。每个人在儿童时期吸收的个性特征固若磐石，即使理性后来加以否定，某些特征也会保持在其潜意识中。幼儿期形成的一切都不可能全部根除掉。这种“记忆基质”（我们可以将其看做一种优势记忆）不仅创造了个体的特殊特征，并使其与个性共存。儿童所吸收的一切成为其个性中的决定性成分，而且这些同样作用于他的四肢及各个器官，由此每个成人都具有一种幼年时期所铭刻的不可磨灭的个性。

所以说，任何一种试图改变成人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也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说“这个人缺乏教养”，或者谈论另一个人邋里邋遢时我们可能很容易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或使他们感到受到羞辱，也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依然存在，因为这已根深蒂固，无法改变了。以此同样可以解释人对各种时代的适应能力（我们称其为各种历史时代），因为虽然古人不能在今天的世界上生活，但儿童能够适应他进入这个世界时文明所已达到的水平。不管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儿童都能够成功地形成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风俗相符合的人。这就表明在人的个体发育中幼儿的功能是具有适应性的；能够建筑一个行为模式并使他能够在其周围的世界中自由行动并影响其周围世界。因此，在今天我们必须把儿童看做是一个联合点，一个连接不同时代、不同文明水平的环节。幼儿期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当我们想注入新的思想以改善一个人的行为和习惯或者向其民族特征注入新的生机时我们必须把儿童作为我们的工具，因为成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我们真的渴望在大众中更为广泛地传播文明之光，那么要想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求助于儿童。

上个世纪，当英国即将结束对于印度殖民统治的时候，一个英国官员经常让保姆带着孩子到印度饭店吃手抓饭，这是为了让孩子生活在没有种族歧视的环境里。当然，印度人这种独特的饮食方式也吸引了欧洲人。不幸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差别，往往引发敌对的情绪，从而成为相互摩擦的根源。这个官员的做法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要想影响社会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儿童。幼儿园的重要性就由此产生。教育对儿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依靠环境作为手段，因为儿童吸收环境，从环境中吸收一切并将其具体化。由于儿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就像他是人类的创造者一样也完全能够成为人类的改造者。儿童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新的前景。

这就是说儿童从出生起就必须被看做一个具有重要心理生活的生命，而且我们必须给予相应的对待。今天新生儿的心理生活实际上已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心理学家对此有很大兴趣，很有可能建立一门新的学科——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就是为儿童的体能生活而建立了卫生学和儿科学。

但是如果心理生活也存在于新生儿，那么必定是生来就有的，否则就不可能存在。实际上这也是必定存在于胚胎中，而当这一思想最初被人们接受时，自然会提出胚胎期的心理生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问题。就我们所知，有的孩子是7个月出生而不是9个月，而且在7个月时他完全可以活下来。因此他的心灵，像9个月的儿童一样，必定能够起作用。这个例子无需赘述，它已足以证明我的观点：生命即精神。每一种生物都被赋予几分精神能力和某种心理，不管这种生物是多么低级。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单细胞生物，我们会看到它们好像具有直觉性；它们能够逃离危险、寻找食物等。

然而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认为婴儿没有心理生活，只是近来婴儿的这种原先不被注意的心理特征才被科学界所承认。某些事实已得到证明并在成人的意识中形成新的光点。它们使我们产生了某种责任感。出生这件事本身突然引起人们的想象，我们不仅可以在心理疗法中，而且能够在文学中看到结果。心理学家现在所说的“出生的冒险”，不是指母亲而是指儿童，指那些忍受着难言之苦而且只有当痛苦与挣扎结束后才能哭出声来的儿童。

儿童突然被迫去适应一个与他一直生活的环境完全不同的环境，被迫承担从来没有执行过的责任，而且他发现自己是在一种无法形容的疲惫状态下这样做——这是一个人的整个生活中最艰难、最富有戏剧性的考验。现代心理学家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杜撰出“出生的恐怖”一词来比喻儿童心理生活中这一关键的决定性的时刻。

我们当然不会遇到这种恐惧，但是如果儿童的心理会讲话，他会用这样的话表达这种处境：“你们为何将我置于这个可怕的世界上？我会做什么呢？我何以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我又如何忍受所有这些可怕的噪音，我从未听到过如此多的低语声？我如何能像您——我的母亲一直对我做的那样来承担这些困难的职责？我如何消化、呼吸？我总是一直在您体内温和不变的温度下欢乐地生活，现在又如何忍受这些变化多端的气候呢？”

儿童意识不到所发生的变化。不可能知道他正忍受着分娩时的痛苦，但一定会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某种印迹，即使是无意识的；他在其潜意识心理中感受到了我所试图表达的某种东西，并通过哭声来发泄情感。

因此，那些从事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人很自然地会认为一定存在着能够帮助儿童适应其最初环境的方法。我们不要忘记最幼小的婴儿也能够感受恐惧。在生命的最初时刻，当他被敏捷地浸到水里时常常会看到他乱抓的动作，仿佛他们感觉到自己正在下落。这就是典型的恐惧反应。大自然会怎样帮助新生儿呢？她当然会采取某种措施，例如她赋予母亲一种本能把婴儿紧紧地贴到胸部。这种保护措施是来自自然的灵光。母亲本身一时不知所措，仍然是出于自己的无意识反应，她传给婴儿一种必要的宁静。好像母亲不自觉地意识到对儿童造成的伤害，她把婴儿紧紧抱在怀里给他以温暖，使他免受过多的刺激。

在人类母亲身上，这些保护措施不像动物母亲所采取的措施那样行之有效。例如我们看到母猫是如何把小猫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当有人走近时会感到局促不安。人类母亲的保护本能就没有如此强烈，因此就很容易消失。儿童一出生就被别人抱走，给他浸洗、穿衣，把他抱到亮处以便能看清楚他的眼睛的颜色，对待他总是像对待无生命的物体那样，而不是把他当做一个有生命的人那样。这不再是大自然的指导而是人的理性的指导，这种行为是荒谬的，因为这不是由于理解力的启示，而是由于我们习惯地认为儿童没有心理生活。

很显然，必须单独考虑这个时期，或者说甚至包括出生的那一时刻，这与儿童一般的心理生活无关。它是儿童与外部世界首次相遇的一个插曲。生物科学很清楚地说明自然是如何规定哺乳动物这一时期的生活的。在其幼仔没有见到光明之前，母兽将自己与兽群隔离，在其幼仔出生后它要继续与其孩子一起与兽群分开一段时间。这是群居动物如马、羊、象、狼、鼠、狗最为显著的特点。所有这些动物都是相同的，在隔离期间小动物就有时间与其外在环境相适应。它们单独与母兽在一起，母兽无微不至地爱护它们、看护它们、保护它们。就这样这些动物渐渐地能像其物种的其他动物那样行动了。在这短短的隔离期间，这些小动物产生了一种对环境刺激的连续的反应，这些反应伴随着一系列适合其物种的行为进程。因此当母兽重新加入到兽群中间时，幼兽已经能够为加入群体而做好生活准备，这不仅只就体力而言，从心理上说，幼兽的行为已经使其成为一匹小马、一只小狼、一头小牛等。

我们可以注意到即使是经过驯养的哺乳动物，在这方面也保持了其固有的本能。在我们家庭中我们看到狗和猫用身体把它们的幼仔藏起来。因此它们仍继续保持着野性本能，幼仔依恋其母兽的那种亲昵行为也保存下来。我们可以说即使幼兽已经离开母兽身边，也仍然保持着这种本能。任何其他的措施都不会使这种最初的生活方式逐渐地降到第二位。因此今天我们不得不把这一重要阶段理解为：动物的种族本能在其生命的最初几天就被唤醒了。

艰难的环境不仅仅引起或激发适应具体场合并受此场合限制的本能反应，而且我们还看到构成了真正创造过程本身的一部分动作。如果这发生在动物身上，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人的身上。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困难的时刻，而且是关系到整个未来的关键时刻。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一种潜在能力的觉醒。这些能力担负着指导儿童（这个精神胚胎）所进行的巨大创造工作的任务。而且因为在体格发展过程中大自然为每一重要变化都打上明显的生理符号，因此我们看到连接婴儿与母亲的脐带在出生几天后就脱掉了。这第一个阶段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在这一阶段各种神奇的能力正在形成过程中。

因此我们必须记住的不仅是要预防出生时可能造成的外部损伤，而且包括安排那些必然要进行的活动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因为虽然儿童没有预先建立固定的行为方式，然而他却一定具有创造这种行为的能力。动物出生时遗传起了很大作用，它自然地会具有各种正确的活动、需要的控制力、选择适合的食物的能力以及适合该物种的各种防卫形式。但是，人却不得不在他的社会生活全面展开期间为所有这一切做准备，因此儿童在出生以后不得不把社会群体的所有这些实践并入他的生活。他出生时并不具有这些实践能力，他不得不从其外部世界中吸收进来。幼儿的首要任务就是完成这种适应工作，以代替动物胚胎中呈现的那种遗传行为模式。

弄清楚了儿童所起的这种特殊作用，我们现在就可以研究作为人类生活“一般机制”的儿童的发展问题，这是非常有趣的。婴儿甚至在生理上也远远没有成为一个人，他必须建筑自己直到变成像人一样的复合生物。他在同世界进行接触的第一阶段不具备新生动物所具有的那种“醒悟本能”。尽管他已经出生但仍然过着一种胚胎生活，这时他所建筑起来的好像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本能形式”。因为对他来讲，先前没有什么固定的东西，所以他必须为自己创造人所有的精神生活和作为表达手段的运动神经机制。

他是一个甚至不能够抬起自己的脑袋的惰性动物，但是他会很快像被基督复活的儿童那样行动自如。儿童先是坐起，然后站起，然后开始学步。以同样的方式不能活动的儿童最后会在其活动生活中完全成为一个人。儿童的肌肉惰性使我们想起科格希尔的发现——器官在神经中枢开始正常运转后才能形成。对儿童也是如此，必须在心理的行为模式建立以后他才能开始运动。因此，幼儿的运动性不是以肌肉而是以其心理为起点。

人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心理方面，因为人的运动必然受到心理生活的指导和支配。智力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智力的建立是第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为其服务。当婴儿降生时，他的器官还不完善；骨骼尚未骨化；运动神经尚未被髓脂质覆盖，而髓脂质使神经互相隔开并能使它们传递大脑的指令。因此，身体保持着惰性仿佛只是为了身体而设计，而且只是粗略勾勒出的设计。因此，人首先是发展智力，其余的发展完全是从他的心理生活中形成其行动方式。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比这第一年更为重要，智力的优先发展是儿童的特点。

儿童的成长包括许多方面，所有这些方面都遵循着一个固定的顺序，因此它们服从一个普遍的规律。对出生后的胚胎发展进行的一项详细研究表明了什么时候头盖骨长成；什么时候某些头盖骨缝诸如前头盖骨缝消失；然后整个的身体结构又怎样变化。同时表明了什么时候脊髓神经髓鞘化，什么时候小脑开始突然而迅速地生长直至与大脑形成正常比例。最后还表明了内分泌腺和与消化过程有关的腺体如何发生变化。

这些事实已经众所周知，它们表明了生理发展的不断成熟水平，同时伴随着神经系统心理的相应变化。因此，例如神经、小脑或后脑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成熟水平，儿童就不可能保持平衡，因此也就不可能坐起或站立。教育或练习绝不能对这种可能性有其他限制。运动器官在成熟后才能逐渐地接受大脑的指令，然后才能够使它们以不确定的方式进行运动以获得环境的经验。通过这些经验和这些练习，儿童的运动变得协调，最后才能够有目的地进行运动。“人不像动物，出生时不能够进行协调运动；他必须形成和协调自己的动作；他甚至没有预定的目的；他必须自己去发现目的。”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与此有很大差别，根据其物种它们从出生起就能够行走、奔跑和跳跃。这些动物几乎立即就能够完成最困难的动作，例如攀缘跳越障碍物，或者迅速腾飞。

相反，人在进入这个世界时并不具有这些能力；然而在学会运动后他的天赋却是无与伦比的。他能够获得各种最富有想象力的技巧运动：工匠的、杂技演员的、舞蹈家的、音乐家的以及许多体育运动项目的冠军的技巧运动。

但所有这些技巧没有一个是仅仅来自运动器官的成熟，而总是一个在行动中，在实践中，也就是在教育中获得经验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技巧的创造者，然而在开始时他们的体格都是一样的。是人本身使自己变得完善起来。现在我们言归正传，辨别儿童身体构造的几个部分是十分重要的。

为阐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当身体提供给儿童运动的生理基础后他们才能够运动，尽管这取决于已经达到的足够的成熟水平，然而他们的心理状态并非由此而定，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个人首先发展的是心理方面。各个器官必须等待着心理方面的发展，然后心理通过器官而活动。但是当各个器官发生作用时更高级的心理发展又开始了，当然心理的发展总是借助于在环境经验的过程中进行的各种活动。因此，如果当儿童已有了运动能力但却被阻止运用这些能力时，儿童的心理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尽管心理的发展没有任何限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够对行动器官的利用，依赖于通过这种手段来克服心理发展本身软弱性的束缚，但心理一直是依靠自己而发展。

心理的发展与一种神秘的事物、与未来命运的无形秘密有关，每一个个体有着实现其愿望的不同能力，而且这些能力在儿童尚处于心理胚胎阶段时是无法证实的。我们只能观察到在这一时期世界上所有儿童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完全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儿童在出生时是相近似的，他们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按照同样的规律发展。”在他们的心理中所发生的现象与他们在胚胎中所发生的现象非常相像。在这一点上细胞的分裂总是经过相同的阶段，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人很难说出一个胚胎与另一个胚胎的区别。然而随着细胞的繁殖将产生像蜥蜴、鸟类或兔类那样完全不同的生物。每一生物起初以同样的方式建筑自己，后来出现了极大的差别。

因此，就是这种“精神胚胎”后来可能产生天才的艺术家、有声望的领导人、一个圣徒或者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这些普通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喜好，这些喜好使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取得不同的地位。因为很清楚他们不可能像低级动物那样注定要“做同样的事情”“产生同样的举动”，低级动物的活动是受其遗传限制的。但是这种后来的发展，这些不同的目标我们是绝对无法预测的，而且在胚胎的形成时期以及在出生后的形成时期我们也是无法进行估计的。

在这个时期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帮助扩展儿童的生活，虽然这种生活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的。尽管这一时期是适应期，尽管这在心理方面所进行的是生活的历险，但是如果能使这一时期与人类的生活需要相符合，每个人就将能够更好地发展他的个体能力。如果教育在一出生就开始，那么这时就只能有一种教育。讨论印度婴儿、中国婴儿或欧洲婴儿的不同礼节，讨论那些属于不同社会等级的儿童的礼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谈论一种遵循人的自然发展的方法。所有婴儿在达到人的正常身高以前有着相同的心理需要，都遵循着事物发展的相同顺序，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相同的成长阶段。

毫无疑问，哲学家、思想家、实验室的实验专家都能够提出各种建议，能够进行这样或那样的陈述，但由于这不是一个看法上的问题，所以只有建立起各种法则和决定人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需要的自然才能够支配所遵循的教育方法。这是由自然的目的决定的，即要满足各种需要和建立各种生活法则。这些法则和需要一定是儿童本身通过其自发现象以及所取得的进步而表现出来的。他的平静与欢乐、精力的集中以及其自由选择反应的坚定性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一个责任就是随时随地向儿童学习并竭诚为他们服务。

医学心理学目前从出生后的发展时期划分出一个短暂而又关键的阶段——出生阶段。虽然对这一阶段的释义目前只是基于弗洛伊德的学说，然而却提供了真实的价值并提出了区分这两个阶段的重要性。这个阶段处于同“出生创伤”有直接关联的“回归症状”和可能发生于随后的成长期的与环境有联系的“回归症状”之间。它们表示新生儿的一种无意识决定；一种在发展中不是向前而是后退的决定。

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出生的创伤”导致某种比儿童的哭喊和抗议更加糟糕的状况。其结果是一种心理的改变或者是心理力量的偏差。导致儿童的发展不是沿着我们正常的路途，而是向着一个不幸的方向偏离。

那些遭受出生的惊吓的婴儿，不是在进步，而是给人一种仍然依恋于出生前那种状态的印象。儿童有几种回归症状，但所有这些症状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受害婴儿好像都对这一阶段进行判断，而且好像对自己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幼小婴儿长时间的睡眠被认为是正常的，但过长时间的睡眠即使是对于新生儿也是不正常的，弗洛伊德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对儿童退却的一种庇护，是他对生活和世界的一种急剧反应的消极退缩。另外，这不是在睡眠中找到了那种潜意识王国吗？当我们受到严重干扰时，我们会求助于睡眠，因为在睡眠中有梦境而没有现实，睡眠中有一种无须竞争的生活。睡眠是逃避的场所，是一种对世界的退却。儿童在睡眠中的状况也要引起注意。新生儿的自然姿态应该是两只手靠近脸部，两条腿蜷曲。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姿态甚至在成人中也保持着，人们可以视其为婴儿在子宫中那种姿态的再现。儿童从睡梦中醒来时的哭泣可能是另一种回归症状。他好像受了惊吓，仿佛他不得不再次经历把他带到这个不愉快的世界上来的那个可怕的时刻。婴幼儿常常遭受梦魇之苦，这些都增加了他们对生活的反感。

在以后的生活中，回归现象可能表现为儿童依恋他人的倾向，仿佛他害怕独自一人。这种依恋不是一种患病迹象，而是一种恐惧迹象。儿童是胆怯的，总是想和某个人，尤其是同母亲待在一起。他不喜欢出门，而是喜欢待在家里与外界隔绝。世界上应该使他欢乐的一切都使他充满恐惧，一想到新的试验他就觉得深恶痛绝。他的环境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人来说是富有吸引力的，对他却相反，好像总是引起他的反感，而且如果儿童对他所赖以发展的环境觉得厌恶和反感，这必然会阻碍他获得正常的成长。儿童绝不会希望克服这种感觉，他也不会对他的世界进行吸收以使其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吸收总是困难重重且又无休无止。人们可以用一句生动的谚语来比喻他：“人生来就是悲哀的。”一切都使他疲倦，甚至连呼吸好像也需要他花费很大气力。他所做的一切与其爱好相矛盾。这种人需要更多的休息和睡眠。他们的消化能力常常是糟糕的。人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出未来对于儿童会是怎样的，因为这些症状不是短暂的，它们会伴随终生。就是这种常常哭喊、不断地吵闹着要人帮助的儿童，他们看起来懒惰、悲哀和抑郁。长大之后，他们对于这个世界仍有一种厌恶感，遇到陌生人就踌躇不前而且非常胆怯，这些人在生存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总是缺乏快乐、勇气和幸福。

这是无意识心理的可怕报复。有意识记忆容易忘记，而无意识记忆尽管看起来无足轻重，不需要记住但危害性却更大，因为这样形成的印象传入“记忆基质”，它们在个性中将是无法磨灭的，这是人类的巨大危害。儿童的正常形成得不到保护，成为成人以后会向社会进行报复，我们的盲目性不会诱发成人中存在的那种反抗，但它形成的人比正常的人要脆弱得多。它会产生阻碍个体生活的内在变化，会产生阻碍世界进步的各种个性。

我在上文中强调的是心理专家所认为的出生阶段对人的心理生活的重要性。但至今我们仅仅提到早期观察，这些观察结果表明了回归现象的危险性。与其相关，我们现在必须回顾一下所有的哺乳动物为了它们的幼仔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博物学家早就推断母兽在出生后的几天所特有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其物种的新生动物的一般觉醒是紧密联系的，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些对加深幼小儿童的心理理解非常有用的启示。我们既必须重视儿童对于周围世界的适应，又必须记住儿童在出生时的惊吓，因为这告诉我们，儿童与母亲一样，同样需要特殊的照顾。母亲和儿童承受了不同的危险，但他们都经历了严重的困难。对儿童来讲他身体上承受的危险虽然很大，但比起他在心理上所遭受的危险要小得多。如果导致回归症状的唯一原因是由于出生时受到的外部损伤，那么所有的儿童都会出现这些症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既根据人又根据动物提出一个范围更广的假设的原因。在生命的最初几天，很清楚某种最为至关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根据哺乳动物的遗传行为的觉醒，某种相应的自然现象一定会在儿童身上出现，因为尽管他没有遗传行为模式可以遵循，然而他却有着能够使他发展的潜在能力，而且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吸收实现的。

据此我们提出了“星云”的概念，把引导儿童去吸收其环境的创造能力，比作作为天体起源的“星云”。天空中星云的粒子离我们如此遥远使星云没有真正的密度，但是同时它们形成了从遥远的距离看来好像是一个星群的可见物。就像这种星云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某种固定的东西，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某种非遗传性的，然而却是由遗传性本能倾向产生的事物的缓慢显现的东西。例如，儿童从“星云”中接受了能够形成自己母语的刺激的导引，他的母语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环境中发现并按照固定的规律吸收而来的。由于这种语言的星云能量，儿童能够逐渐从所听到的各种混杂的声音和噪声中区分出人的语言的声音。由于这一点，他能够将他所听到的语言体现出来，而且他体现得如此完美以至于好像这种语言是一种民族特点；同样他接受了社会的特征和风俗，这些特征和风俗使他成为一个属于世界上某个特定区域的人。

语言星云不包含儿童注定要发展的那种特殊语言，但是通过语言星云，可以形成他出生时在其周围感觉到的所有语言，而且每种语言都能在相同的时间内得到发展，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所有儿童都是按照同样的程序形成和发展语言的。在此我们知道了人与动物的本质不同。就刚出生的动物来说，它们几乎立即就能够发出它所特有的声音，作为遗传的一部分，动物保持着这种模式；而儿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哑的，后来他模仿其周围感觉到的那种语言而说话。一个在意大利长大的荷兰儿童讲的不是荷兰语而是意大利语，尽管他的父母都是荷兰血统。因此很清楚，儿童没有继承一种预先建立的语言模式，但他继承了通过无意识吸收活动建立的一种语言能力。可以将这种潜能比喻成生殖细胞的遗传基因的潜能，这种潜能在出生组织的控制下形成一个精确而又复杂的器官——我们称之为“语言星云”。同样，与儿童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关的星云，以及儿童出生时环绕着他的社会行为在他身上的出现，并不能由遗传产生早期的行为模式，但是却赋予出生后的儿童吸收在他环境中获得的特殊行为模式的能力，而且他的其他所有能力都是这样获得的。像卡雷尔说的那样：“科学家的儿子并不能通过遗传得到他父亲的任何知识要素，如果把他留在一个荒岛上，他的境况并不会比我们的原始人祖先好多少。”

我们在这里要说明一点，当我们谈及星云时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的心理具有各种各样的本能，并且每种本能都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而且有人可能会反对，认为这会使心理的基本统一性变得模糊。但是这里所用的这种星云的类似性仅仅作为一种描写工具，并不包含对心理的原子论概念的任何偏好。对我们来说心理组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通过从环境中得到的积极经验改变其结构；另外它是受星云不同的、特殊的种类或阶段的能量“策动”引导的。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语言的星云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不能起作用或处于潜伏状态，那么语言就不会发展。这种并非不常见的反常现象会使语言和听力器官以及大脑完全正常的儿童不会说话。我曾经遇到过这样几个病例，在此之前仿佛是一种自然之谜使耳科和神经科专家对此迷惑不解。如果对这些病例进行观察和对在生命的最初几天里发生的这些不幸进行调查将是非常有趣的。这些研究将能解释许多在其他领域至今仍然模糊不清的事实，如那些涉及社会适应性等问题。这些甚至比推测出生损伤的后果具有更实用的科学价值。我坚持认为许多回归倾向是由于缺乏引导儿童适应社会环境的紧迫感。在这些情况下儿童由于缺乏适应的敏感性而不能从环境中吸收任何事物或只是进行一些不完美的吸收。由于环境对儿童不仅没有吸引力，反而使他反感，他就不能够从环境中通过一系列的对反感情绪的克服而获得独立，并以此来发展所谓的“对环境的热爱”。

那么种族类型的本质特征、风俗习惯、宗教等就必然不能够用一般的方式被幼儿吸收；其结果就导致真正的道德变态，形成一个多余的人，一个表现出许多上述回归症状的被遗弃的人。人具有“创造感受性”而不具有遗传行为模式，如果儿童对环境的吸收是由于这些创造感受性，那么很清楚，个体的整个心理活动依赖于儿童在婴儿期所打下的基础。那么我们应该把对这些创造感受性的延误或错误以及唤醒归于什么原因呢？对于这个问题尚无法作出回答。每个人都必须从这些不幸者的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对于这些情况科学本身仍然感到迷惑不解，认为这些还是难解之谜。

我们不妨一起来看这样一个例子，或许可以对此研究提供一些帮助。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长得很帅气，聪明健康，不怎么喜欢学习，同时沉默寡言，不善与人交流。时间一长，自然也就没人喜欢和他来往。我觉得很奇怪，就对这个孩子的身世做了一个调查，发现他出生后的半个月，因缺乏营养，致使体重急剧下降，瘦得皮包骨头，以至于护士们嘲笑他“皮包骨”。除了这半个月，这个男孩的发育都很正常，所以身体强壮，可小时候留下的阴影却一直难以抹去，这样下去恐怕对他以后的发展极为不利。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星云”理论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个假设，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但是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儿童心理发展所感知的“星云”指导，正如生殖细胞受基因的控制是一个道理。鉴于此，我们人类更应该像其他动物那样，多给新生儿以特殊的照顾，尤其是在刚出生的阶段，这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时间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应该有这种意识，促使父母意识到幼儿出生教育的必要性，这才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