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至2001年，日本政界、文化界、传媒、财界以及街头暴力性团体五种右翼势力汇集在一起，掀起了第三次教科书攻势。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邀请右倾文人举办讲座频频互动，极大地鼓舞了民间右翼力量，他们紧跟政界右翼的步伐，在财界的帮助下迅速组建右翼团体。1994年，在东洋经济新报社的撮合下，学界右翼与财界右翼的代表共同组建了一个互相结识合作伙伴的政治团体“路之会”。来自文化界的主要成员有，藤冈信胜、西尾干二、高桥史朗、小田村四郎等人，财界右翼的代表为石井公一郎、山本卓真等人。不久，上述核心成员各自结识了“同路人”，分头组建新右翼团体。文化界右倾文人与财界右翼人士取长补短、惺惺相惜，一举改变了文人缺乏活动资金、财界没有“专业”喉舌的窘况。90年代中期以后抛头露面否定历史的干将，大多得益于路之会牵线搭桥实现“学术”与“财力”互补。
在第三次教科书攻势中，涌现出许多打着“市民运动”、“国民运动”的招牌欺骗舆论争取民众支持的右翼团体。在全国性的右翼组织中，“自由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改善教科书联络协议会”表现突出，“日本会议”等老牌右翼团体实现合并重组，与政界右翼势力合作互动，下面列举的20个右翼团体中，有10个团体较为活跃，而且带有不同特点。
1.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研究会成立于1995年1月，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藤冈信胜任会长。1994年3月，藤冈从《社会学科教育》（明治图书出版社发行月刊杂志）第4期开始连载《改造“近现代史”教育》一文，号召掀起“改造近现代史教育运动”。研究会成立后，藤冈公开挑战历史学界与教育界，将明治图书出版社当年9月创办的季刊《近现代史教育改革》，变成了攻击历史教科书的喉舌。藤冈编写《“自虐史观”的病理》一书，污蔑日本反省侵略战争错误、坚持和平发展方向的历史认识是进行自我漫骂、诋毁，鞭笞的“自虐史观”，1996年1月应右翼媒体《产经新闻》之邀，写作“教科书不教的历史”连载惑众名噪一时，极力抹杀南京大屠杀等加害事件的学界定论，呼吁删除教科书中随军慰安妇的内容，全力配合朝野右翼分子篡改历史攻击教科书，极大地迎合了部分日本人美化国家形象的心理。此外，藤冈还担任编撰会的副会长、理事，并与西尾干二共著《国民的疏忽》一书广为散发，不遗余力地炮制篡改历史的“理论”。藤冈等人的加盟，为否定史实的荒谬观点抹上几许“学术色彩”。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如下。会长藤冈信胜，成员：安达弘、安藤丰、上衫千年、江部满、小笠原干夫、贝塚茂树、庄司章、庆野义雄、齐藤武夫、佐藤民男、衫原诚四郎、高乘正臣、樋口雅子、宫崎正胜、目贺田八郎、本宫武宪、百地章、山田雅彦、吉永润、东中野修道、胜冈宽次、本城正则、莲见一郎、上原卓、加地伸行、八木哲、广田好信、入川智纪、占部贤志、山崎文靖、坂口秀俊、江崎道朗、占部畅子、入川瞳、松冈笃志、上岛嘉郎、打越孝明、打越和子、高桥史朗、多久善郎。其中，藤冈信胜等7人兼任编撰会的骨干，高桥史朗是5个右翼团体的干部和“代表委员”，多久善郎同时加入了4个右翼团体，上原卓等13人兼任“日本青年协议会”成员，全体会员几乎都兼任编撰会的会员。
2.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1996年12月2日正式宣布成立。1997年1月30日，编撰会召开全体大会，产生首任会长电气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副会长由研究会会长藤冈兼任。编撰会发表《创设声明》，批判战后的历史教育基于“自我残暴史观”，反对通过文部省审定的7种教科书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也定为单纯的侵略亚洲的战争”，“将日本近现代史断罪为犯罪的历史”，提出“我们要编写历史教科书，自豪地向日本的下一代传授正确的见识。”[11]1999年2至10月，编撰会共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设立了48个支部（东京都设立2个支部），2004年增至51个支部，在各支部管辖范围内组建地方组织。[12]编撰会编写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并且大张旗鼓地开展选用促销运动，成为最活跃的右翼学术团体。2001年8月，西尾在《新日本史》的选用率为“0”的打击下辞去会长职务担任“名誉会长”，9月在第四次全体大会上，东北大学美术史教授田中英道就任第二任会长。
由于内讧不断，编撰会成员变动较大。截至2002年11月，会长田中英道，副会长藤冈信胜、随笔作家种子岛经、拓殖大学校长小田村四郎、BURIZISUTONLISAIKURU股份公司前董事长石井公一郎、富士通股份公司名誉会长山本卓真等。理事包括学习院大学教授坂本多加雄（已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亚细亚大学校长、历史学教授伊藤隆，杏林大学教授田久保忠卫，律师中岛修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芳贺彻，国学院大学讲师高森明敕，八木秀次，远藤浩一，九里几久雄，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新田均。事务局长宫崎正治，事务局副局长柚原正敬，监事古贺正、富樫信子。以下为主要成员：加藤芳郎（连环画作者），川胜平太（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大岛阳一，阿川佐和子，井泽元彦，冈崎久彦（冈崎研究所所长），大宅映子，贺来龙三郎（佳能名誉会长），小室直树，佐藤爱子，远山一行，西冈力，秦郁彦，林真理子（作家），深田祐介，山本夏彦（编撰会发起人之一、作家），谷原茂生，大石慎三郎，阿川弘之，石川六郎（日本商工会议所名誉会长），加藤宽，龟井正夫，佐伯启思，佐藤光，衫村芳美，宫本光春，富泽繁信，津川雅彦（影视演员），木村治美（随笔作家），日下公人，中条高德，长谷川庆太郎，宫田义二，有田正作（国粹主义组织“基督的帐篷”追随者）。此外，藤冈信胜、上原卓、加地伸行、八木哲、广田好信等人既是编撰会会员，也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员。
下述17名编撰会成员同时也是“日本会议”的骨干：高桥史朗、多久善郎、中川八洋（明治大学教授）、入江隆则（明治大学教授）、加藤芳郎、江藤淳（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及文艺评论家）（已故）、小田村四郎（拓殖大学校长）、山本卓真（富士通股份公司名誉会长）、石井公一郎、佐伯彰一（文艺评论家）、伊藤哲夫、长谷川三千子（埼玉大学教授）、大原康雄、宇佐美忠信、原子昭三、松尾千秋，伊藤宪一（青山学院大学教授）。西部迈（评论家），小林善纪（连环画作者）虽然名列其中，但二人自称已经退会。编撰会设在各地的支部，大多与“日本会议”的各县本部是同班人马，如编撰会青森县支部长兼任“日本会议青森”的运营委员长，编撰会长崎支部长是“日本会议长崎”的副会长。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这两个团体几乎都是一班人马两块招牌。此外，部分地方自治政府的首脑、地方议会的议员以及当地教委的委员长也加入了编撰会。
编撰会的主要活动包括组织编写《国民的历史》等鼓吹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著作，包括资料在内出版物达百余种。编撰会不计成本出版的图书未能占领教科书阵地，但在书店占有柜台。编撰会将《国民的疏忽》等著作大量免费邮寄给各地民众特别是教育界人士，在车站前散发传单或在电视台大肆宣传，竭尽全力为其右翼教科书造势，抨击诽谤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还通过讲演会、研讨会等制造于己有利的舆论。在第三次教科书攻势中，编撰会是向全国41个都道府县和480个市町村的地方议会展开请愿攻势的主要力量，[13]其活动能量之大在民间右翼团体中并不多见，来自一百多个企业与十余个财团的经济赞助，是它能够在全国从事大规模政治活动的关键。
3. 日本会议
1997年5月30日，由两个“学识者组织”———“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和“保卫日本之会”合并而成（后述）。
4. 日本青年协议会（“日本教育研究所”）
椛岛有三、高桥史朗等人在70年代建立的右翼团体，主要活动目标是实现修宪，重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制度，争取青年学生特别是青年教师和教育系的学生加入右翼运动，出版发行右翼刊物等。椛岛担任日本青年协议会的代表一职，兼任日本会议事务局长；委员长则由前自民党众议员、日本教育研究所前委员长卫藤晟一担任。椛岛80年代还曾担任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的事务局长，是叫嚣“教育不能成为外交的附属品”、反对邻国批判文部省审定右翼教科书“合格”的干将。卫藤担任过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副会长，自民党“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干事长等职务。“日本青年协议会”与“日本教育研究所”是同一团体，多数成员加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撰会和日本会议。
5. 日本舆论之会
会长三轮和雄，兼任“正论会代表”，曾担任“要求纠正历史教科书之会”的会长。向地方议会展开请愿运动，要求通过决议删除教科书表述日本侵略罪行的内容，在大阪等地建立了支部。大阪府支部长青木匠，同时担任日本会议的“代表委员”、“纠正战争资料偏向之会”的代表。
6. 要求纠正历史教科书之会
会长小田村四郎，副会长小堀桂一郎、石井公一郎、山本卓真。主要代表有：“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鼓吹者、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灿、名越二荒之助、长谷川三千子、大原康雄等。这是一个在攻击教科书的活动中组成的右翼团体，1997年2月向东京都议会发起请愿，要求审议通过从初中教科书删除“随军慰安妇”表述的意见书。此后，发展为全国性组织，通过举办集会等活动主攻历史教科书。
7. 给儿童好教科书———改善教科书联络协议会
2000年4月8日成立，前文化厅长官三浦朱门担任会长，副会长为关西经营者联盟前会长龟井正夫，石井公一郎，执行委员长伊藤哲夫，事务局长铃木敬，另有鹿岛建设名誉会长石川六郎、贺来龙三郎、山本卓真等19名“代表委员”。是编撰会与日本会议共同成立的右翼团体之间的“协调机构”，网罗所有涉及历史认识、教科书特别是选用教科书的右翼团体，主要针对文科省、政党及政治家开展活动，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选用“公平化”。要求所属团体的基层支部参加“实现选用教科书国民运动化”的活动，隔月发行刊物《消息信》，免费寄送给全国各地的教育委员。干部大部分由编撰会负责人担任，成员来自编撰会和日本会议。截至2001年4月，在东京都、鹿儿岛县和北海道等地设立了14个地方组织。
8. 百名地方议员与市民重振教育之会
1999年1月31日成立，事务所设在大阪府吹田市，主要在关西地区活动。团体成员除了藤冈信胜、高桥史朗、西村真吾、中村灿以外，还有大阪和京都地区的148名教师。主要活动包括：配合地方议员，通过地方议会开展“教育改革、教育正常化”活动；“联合赞美‘日本优点’的各种同忧团体及机构，向各所学校直接进行交涉”，排除日教组的反对，落实国旗、国歌和天皇元号制度，“揭发并改善日教组的错误教育”，等等。
9. 纠正战争资料偏向之会
1997年3月1日成立，青木匠任代表。主要在历史资料展览、历史教育普及方面开展活动。在第三次教科书攻势中，日本各地不断发生攻击和平资料馆等公共设施举办“偏向展览”的活动。该会的主要活动是，向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战争资料展览”的主办方施压，迫使其删改日本加害罪行的展示内容。以这一“和平教育基地”为阵地，1999年3月放映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歌功颂德的影片《自尊》，2000年1月还举办了“彻底验证21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右翼集会。此外，1999年10月组建“STOP战争展览、思考‘战争展览’市民网络”，极力将篡改日本侵略战争资料展览内容的活动扩大到全国。
10. 违法教科书诉讼原告团
代表中村灿，纠集部分中学一年级学生及其监护人组成原告团，1997年4月3日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修改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表述，主张学生没有学习教科书“必修课程的义务”。[14]
此外，较为活跃的右翼团体还有：
11. 修正日本历史协议会
1996年4月由田中正明的门生组建，会长深田匠，本部设在东京，自称有会员400人。
12. 理想21
事务局设在神奈川县川崎市，排外主义色彩较强，成员为“20至30岁的有志者”。
13. 东京教育再兴网络
组建于1999年5月，石井公一郎任代表，事务所设在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内，自称为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智囊团。
14. 东京“思考23区教育之会”
成立于1999年6月，发起人青木孝昭，这是编撰会东京支部的另一块招牌，用“××区民之会”的名义在各区发起“扫除‘自虐教科书’”的请愿活动。
15. 教育改革网络广岛
2000年3月由一贯攻击教育的编撰会广岛支部、“广岛县教育会议”、“思考广岛县教育广岛市民之会”等团体组成。2000年各地出现许多类似团体，向地方议会和教委发起攻击教科书和教科书选用制度的运动。
16. 青年学生讲座
代表中村灿，运营委员小山和伸，在产经会馆定期举办讲座，组织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17. 纠正偏向教科书国民会议
代表四方稔。1997年4月8日在街头暴力性右翼团体举行的大阪“统一行动”中首次出现，向大阪书籍出版社递交抗议信。
18. 日本政策研究中心
代表伊藤哲夫。在慰安妇问题上与编撰会采取联合行动，从1999年夏开始在各地举办修改宪法的研讨会，2000年4月伊藤就任“改善教科书联络协议会”运营委员长。
19. 父母保卫儿童之会
在各都道府县设有联络会，在各地举行教育和教科书问题讲演会，是编撰会成员的宣传平台之一，得到各地教委和家长联合会的支持。
20. 全国教育问题协议会
由全国部分家长联合会负责人组成的政治团体（社团法人），自1996年8月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联合攻击教科书，推动地方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删除教科书中慰安妇等内容，1999年发表修改教育基本法草案。
21. 日本昭和史研究所
1996年春成立，所长中村灿，事务局长小山和伸，骨干成员为右翼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的编撰者、“胜共联合”的成员等，积极参加教科书攻势，1996年9月要求文部相删除教科书中“随军慰安妇”等内容。中村灿还担任违法教科书诉讼原告团的代表。
另外，还有“要求新教育基本法之会”等。与以上排列前10位的团体相比，思考儿童教育父母之会或思考儿童未来父母之会等松散的小团体，实际活动仅限于散发编撰会的宣传资料。[15]
90年代成立的团体，与从70、80年代就开始活动的老牌右翼团体各有异同。首先，新老右翼团体的共同点在于，少数右翼骨干分子组建名称各异的团体，可谓一干人马，数块招牌，十分招摇。编撰会、协议会等几个团体的成员几乎都是一身数任。例如，石井公一郎的名字出现在各种名目的国民运动的要求书内，至少兼任编撰会副会长、日本会议副会长、协议会副会长、明成社董事长、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顾问5个职务。明星大学教授高桥史朗，不仅担任编撰会和“要求新教育基本法之会”的事务局长，还是日本会议、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日本青年协议会的骨干成员。这些在学校任职的学界右翼人士大多有著述问世，较之开动宣传车沿街呼喊“反共”口号的街头右翼分子更有影响，在攻击教科书方面也很内行。其次，新老民间右翼团体大多与政界右翼团体建立了关系，与官方互通声息。右翼教科书编撰团体与文部省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之所以最终通过文部省审定，得益于村尾次郎、胜田吉太郎等文部省教科书审查官的大力配合；其主要编写者朝比奈正幸，不仅担任过京华商业高中校长，还曾任文部省“教科用图书调查审定会”的委员，负责社会科教科书的审定。另一名撰写者山口康助则是原文部省教科调查官。在这本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中曾根康弘首相几次给国民会议总裁加濑俊一打电话，要求其“卧薪尝胆”，“忍难忍之忍”，“把这本教科书推广出去”。[16]村尾、胜田卸任后担任日本会议的“代表委员”，是不受领导班子改组影响的少数核心骨干，由此可见右翼团体与官方的关系非同一般。
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日本朝野攻击教科书篡改历史的两股逆流交汇融合势头强劲，呈现政界提出目标及实行路径、民间右翼团体打着学术研究、国民运动的旗号付诸实施的运作模式。政界势力不仅具有完备的制定政策的能力和组织系统，而且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动员机制，民间团体与其紧密配合，发挥制造“学术性”、“民主性”、“社会性”的重要作用。在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逐渐消解后，仅仅依靠政界右翼的力量不可能实现扭转战后教育轨道的目的，因此，能够著书立说、利用大众传媒制造“国民呼声”的右翼文人发挥了其他类型的右翼分子无法比拟的作用。在第三次教科书攻势中，朝野右翼势力里应外合，在政治、“学术”及经济利益上实现了互助互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