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工俭学与留法

导读

中国人在法国的勤工俭学有着光辉的历史，很多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曾赴法国勤工俭学。舒新城在这篇文章中，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做一梳理，令读者对其背景有所了解。

勤工俭学在民国八九年间始盛为国人注意，但其起源则在民国元年。与勤工俭学最有关系的组织有三：即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与华法教育会。此三机关又以留法俭学会为根本之根本，兹先述之。

俭学会之历史民国元年，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张浦泉、张静江、褚民谊、齐竺山诸君发起留法俭学会，并设预备学校于北京。齐如山、吴山诸君担任校中之组织，法文学家铎尔孟君担任教授。其时蔡孑民君为教育总长，力为提倡，并由部中假以校舍，在方家胡同旧师范学校。无何朱芾煌、吴玉章、沈兴白、黄复生、赵铁桥、刘天佐诸君发起四川俭学会，设预备学校于少城济川公学。吴稚晖、俞仲还、陈仲英、张静江诸君发起上海智英俭学会，并附留法俭学会招待所。民国二年，李石曾君与法校梅明君组织留法预备班，至今犹存。当二次革命时，俭学会颇为专制政府所嫉视，北京预备学校舍为教育部收回，遂移之于皮库营四川学馆，政府仍多方巡察，以致全体解散。民国六年，华林君自法归，抱扩充俭学会之志愿，适值马景融君创设民国大学于京都，遂由华马二君与蔡公时、夏雷、白玉璘、江季子、时明荇、刘鼎生、罗伟章诸君重组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

俭学会之性质俭学会乃一自由传达之机关，而非章程严密之组织，于义务能者为之，无会长等名目。经济由同志筹集，入会者无纳费之必须。凡欲自费留学每年至少筹五六百元者，皆得为本会之同志。会之对于会员既不助资，亦不索偿，惟以言论或通信指导旅行，介绍学校之义务而已。其缘起如下：

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惟西国学费素称浩大，其事至难普及，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先进之国为最宜。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尚俭乐学之风，而助其事之实行也。又如女学之进化、家庭之改良，与社会关系尤切，而尤非留学莫济，故同时组织女子俭学会与居家俭学会。

俭学会成立之后，因李石曾、吴稚晖等之竭力提倡，自民国元年至二年一年之间入会入校而赴法者不下八十余人，其他抱俭学宗旨或留学或家居自由汇集者亦四十余人。民国三年，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等以工人中之有求学者，因转移其方法，以学生作工，工余之暇，工资所得即以求学，至民国四年六月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后以欧战中止进行。民国五年欧战正剧，法之壮丁须赴前敌应战，国内无人工作，而中国尔时为中立国，法政府特向中国招募华工，李石曾与之订立条件代为招募。欧战终了，法国人口锐减，国内工厂欲恢复原状，工人不敷分配，华工勤劳，又为法人信赖，故稍有工作能力者均可在法谋生，李等更倡工作一年读书两年之说，一面在国内设立预备学校，一面与法人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谋学生出国与谋工之便利；加以华林于民国六年回国，极力鼓吹各县筹县费遣派学生，故留法勤工俭学几为举国公认之惟一要图，自总统至学者莫不竭力提倡，即法人亦特别欢迎。民国八年底去法者已百五十余人，在途者六十余人。到法入工厂者占三分之二，民国九年上年勤工生在法者已千余人，斯年八月三日并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分工作、书报、讲演、消息、会务五部办事。当时法国需工人甚多，学生之有工作能力者，大概有事可作，工资亦可于维持生活外稍能储蓄以备读书之用，此事沈宜甲报告学生入厂工作情形中证之。他说：

法国当大战之后，死伤三百万，其人荒之象，自不必言。故西班牙人在法者有三百万，而其中三之一，即为工作者。我中国来几千、万数学生，不过如牛之一毛，何忧其无位置。然所愁者，即在学生既无体力，又无技艺，故虽此间位置极多，工厂向会中要人，而反无人能去。此固自取之道，非人之不肯用也。……此间同学，来者共有四百人之谱，前后不下十余次，以湖南为最多，四川直隶等次之。……到法后，有入学者；有入学数日，补习法文，而又转入工厂者；有直接入厂者，其所入之厂，分布全法，为数数十，不能详知。然大都分为造船、机械、胶皮、矿冶、家具、汽车、发动机、电动机等工厂。其工资不一律，然总不出十五佛郎范围。其故有数：法厂通例，凡有技艺者，无论何国人，其工资绝无在十五佛郎以下，如我国工匠之在飞机厂作工者，有一日二三四十佛郎之工资。……凡入厂者，十之九皆蒙特别优待……有专为预备住所及厨房者，有借地种植者，有专门派人欢迎者。有一农场一次容百人，且非中国人不可。更有一厂与李石曾交涉，谓中生如能以六月在法依其指导预备法文及工艺，则该厂可指导介绍学习一切工艺，且其自身即可用千人。……以后各厂来信索人者，有一日二十封信之多。而会中一以人数太少，难以应付，二以多无技能，又难称职，故皆辞却。迟之又久，只好寻若干半工半学之工厂，又无技师之工作，分配诸生。故今日找工作乃极易事。惜无能工作之人耳。但入厂后……除一二处因特别关系外，其余通信与会中无一不称中生工作之满意，……有一厂竟要求加五十人之多，且有因故换厂而原厂坚留不准去，此又中国人善于用手之天性有以成之也。故今日无论何厂其初莫不以三人为试验，试验后无一厂不加人，从未有因试验不佳而被除者。故虽以今日无技艺者之多，会中尚可勉为设法也。厂中工作每日俱八小时，无有过此数者。且大多同学于工余之暇另请教员教授法文，计每日除工作之外，尚可读三四小时之书；亦有厂中代请教员教授法文、机械、图画等学科而不另取学费者。至工资一项，若专门工作，从无有不足自给者，不过欲以余钱求学，则为无技艺者之难事也。

中国学生当时在法之谋工厂既如此容易，加以留学生之头衔素为国人重视，于是去者日多而流品亦日杂；而法国生活自民国九年下年来，较战前增加倍蓰，国内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厂主负担过重，营业不能发达，工人因而失所者甚多。我国学生因素无技艺上之训练，工作能力原不及法国工人，是以能耐劳与法国一时缺人之两条件勉强在法厂自活。当初亦有因能力不足被各厂辞退者，不过为数甚少，华法教育会之主持人为热心于中法文化沟通者，于尽力介绍工作外，并常向各处募集款项维持其生活。及法国社会经济发生变动，国内工人尚且失业，素少专技之中国学生，当然不能立足，民国十年初，在法勤工俭学生之待维持者达千七百余人，华法教育会既无款维持，而且该会之组织亦以辅助学生觅居觅校为主旨，并非法定之责任机关，但学生平日无工可做时，多在该会领维持费，一时不应，遂发生种种冲突。该会于民国十年一月十二日由会长蔡元培向勤工俭学生申明该会之性质，及其与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之关系，并欲学生分途组织俭学会及勤工俭学会。其通告原文说：

元培到法以来，在法勤工俭学生，以及学生事务部任事者，先后向培声述各方面困难情形，及询求解决办法。培观察所及，知由于学生事务部组织之不良者半，由于华法教育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多有不辨其性质，混为一谈，因而发生误会者又半。今既欲解除一切困难，不得不先辨明此三会之性质。成立之历史，俭学会最早，成立于民国元年；宗旨以纳最俭之费用，求达留学之目的。勤工俭学会则成立于民国四年六月，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为目的。自此两会，先后成立，来法人数日益增多，同时法国方面亦多注意中法两国文化之提携，为言欲达此种目的，非特设机关，共同集议不可，于是始有华法教育会之组织。是华法教育会为两国文化上之总机关，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不过其事业内之一部分。今则混为一谈，多以为勤工俭学事务，即华法教育会全体之事业，勤工俭学事务办理之不善，益以委罪于华法教育会，如此误会，是直以华法教育会为勤工俭学会之代名，此实大谬不然者也。欲矫此误，惟有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对于华法教育会为部分之分立，由两会学生自行分别组织，华法教育会从旁襄助一切。……

一月十六日并由蔡通告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或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其通告及办法如下：

……在本会方面，一年以来，借贷学生之款，亏空之数甚巨。本会原无基金，又无入款，挪借之术，有时而穷；而告贷之学生，方日增无已，今则亏竭已极，万难为济。惟有竭诚通告：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或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

办法两条：

（甲）关于俭学者：（一）俭学生以前在本会存有款者，一律在本年二月初十起，至三月十五止，由该生亲到事务部结算清楚，（或亲笔函索亦可）本会不再担负保管之责；（二）俭学生无存款，一向请本会贷付学费者，一律自本年二月底止，以后由该生设法自理。

（乙）关于勤工学生者：（一）现在工厂者，自通告之日起，以后如有辞出工厂情事，本会一律不发维持费；（二）现在勤工俭学生之在学校者，其请贷付学校用度，一律于本年二月止，以后由该生设法自理；（三）不存上述之规定，而现在仍来本会领维持费者，本会概不答复。

通告出后，在法勤工俭学学生大起恐慌，纷纷往使领请求维持，时陈篆为公使，连电北京国务院、教育部并各省督军省长报告困难情形，请汇款接济，结果中央只准为无力自给者代购船票遣送回国，各省则以为此项学生非经省派，不能由省负责，而令各生家属自行筹款。此项消息到法，学生坚执不受遣送，于二月二十八日集数百人要求使馆每人月给学费四百佛郎，四年为期，公使无法应付，而法政府及舆论均不以遣送回国为然，并由法外部派人至使馆请将遣送费移作维持学生之用，法政府当竭力帮忙。乃于五月十四日由中法两方面合组委员会专办勤工俭学生事宜，并由采启钤捐五万元计三十万六千五百佛郎，与使馆所筹遣举费二十五万佛郎，法外部捐三十万佛郎，汇理银行捐五万佛郎，共九十万六千五百佛郎，以之发给候工学生每人每日维持费五佛郎。而在法学生千七百余人，流品既不齐，失工者亦多，八九月间，领维持费者达八百余人。适中法实业银行改组问题发生拒款风潮，法政府于九月撤消该委员会，十月十五日起，不复发给学生维持费。适于九月二十一日，勤工俭学生百人占领里昂大学，法政府尽数驱逐暂行安置于附近兵营，并主张驱逐出境，后经公使多方交涉，以内部问题不能解决，终于十月十三日由法外部派员到里昂护送学生一百四人往马赛乘船回国。在法学生，因经济困难亦逐渐自返，民国十四年以后，虽间有去者，但为数甚少。现在勤工俭学生之在法者不过四五百人耳。（见李璜：《法国留学问题》，《中华教育界》十五卷九期）。

民国八年南北两政府争关余时，吴稚晖、李石曾等竭力鼓吹，经政府及各方面之赞助，于民国十年设中法大学于法国之里昂。校址为一旧炮台，法国原定永久给为校址，后由永久改为二十五年，再改为十五年，最后改为九年。开办时费修理等费二百余万佛郎，常年经费约六十万佛郎：由广东政府给四十二万佛郎，北京及法国政府共给十七万五千佛郎。初意原为勤工俭学生，后因种种原因，向国内招收学生，但因校舍与经费之限制，学生不过百五十余人。校中有特待生、免费生、正式自费生之分。此事不独在留学史上开一新纪元，且为中国在海外设立大学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