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是什么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从时间的先后看，可以说人类先有装饰后有衣着。一些忍受身体上很大痛苦去文身115的人都经得住高温而很少设法去减轻这种痛苦。洪波尔特116告诉我们，一个奥里诺科印第安人（Orinoco Indian）117虽然完全不考虑身体的舒适，但是还要用两星期的劳动去买涂身炫美的颜料；一个妇人可以一丝不挂、毫不迟疑地走出小屋，可是不敢违反礼俗不涂抹颜色出来见人。航海家见到，未开化的部落把彩色珠饰看得比花布或绒面呢贵重得多。我们所记载的轶事：把衬衫和外衣送给这些人，他们会用来作些荒谬可笑的炫耀，这就说明装饰的念头是怎样完全支配了实用的念头。不但如此，更极端的例证还有：请看斯皮克118船长所讲到的他那些非洲仆人；他们在天晴的时候穿了羊皮斗篷昂首阔步，可是在下雨的时候却把它脱下来叠好而光着身子在雨中冷得发抖。土人生活的实况的确说明衣着是从装饰中发展起来的。当我们想到：就是在我们中间，多数人对衣料的华美比对它的温暖考虑得多，对剪裁的式样比对穿着的方便考虑得多——当我们看到效用仍然多半从属于外观这个事实，我们就更有理由来推断出这样一个起源。

奇怪的是在心智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在心智方面同在身体方面一样，我们所追求的都是装饰先于实用。不只在过去，在我们现代也差不多一样：那些受人称赞的知识总放在第一位，而那些增进个人福利的知识倒放在第二位。在希腊的学校中，主要科目是音乐、诗歌、修辞和在苏格拉底（Socrates）任教以前很少联系到行动的哲学；而对于生活技艺有帮助的知识只占很次要的地位。在我们现在的大学和普通学校里也有同样的轻重倒置的情况。一个男孩，在他整个一生，十之八九用不到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大家都熟悉的老生常谈。我们常说他在店铺和办公室里，在管理家产或家务中，在做银行或铁路工作中，他费了那么多年学来的知识对他帮助很少，少到其中大部分一般地都忘记了；而如果他偶尔冒出一句拉丁文，或提到某些希腊神话，也并不是为了说明当前的问题而是为了表现自己。假如我们问到给男孩子古典教育的真正动机是什么，那就只是为了顺从社会舆论。同给儿童装饰身体一样，人们也随着风尚装饰儿童的心智。正如同奥里诺科印第安人出门前涂抹颜色不是为了任何直接的好处，而是因为不这样他就不好意思见人，一个男孩必须硬背拉丁文和希腊文，也不是因为这些语文有内在价值，而是免得他因不懂这些语文而丢脸，是为了使他受到“绅士教育”，是因为这标志着某种社会地位， 并且因此能受人尊敬。

在女性方面这个类似的情况就表现得更明显。在对待身心两方面，装饰因素之继续占上风，妇女比男子更厉害。本来，无论男女都同样注意个人装饰。但是在文明的近代，我们看出男子在衣着上考虑舒适比考虑外表要多些，同时在他们的教育中实用的部分近来也在代替装饰的部分。至于妇女在这两方面的改变都没有这么大。佩戴耳环、戒指、手镯；花样繁多的发饰；依然有时见到的涂脂抹粉；千方百计使得自己的服装引人注目；以及为了趋时尚宁肯忍受很大的不舒适：这些都表明妇女在衣着上获得赞许的愿望多么大地胜过了求得温暖和方便的愿望。在她们的教育方面也是一样，大部分的“才艺”在这儿都证明虚饰重于实用。舞蹈，举止文雅，弹钢琴，唱歌，绘画：这些占了多大分量！如果你问为什么学意大利文和德文，你就会看出，在一切借口之下，真正的理由是认为懂得这些语文才像个贵妇人。目的并不在去读用那些文字写的书，因为她们根本就很少去读书；而是为了去唱意大利文和德文的歌曲，为了由于多才多艺而引起的啧啧称赞。记住一些君王的生卒年月、婚姻和其他轶闻琐事，也不是因为知道了那些可能有什么直接好处；而是因为社会上认为那是良好教育的一部分，因为缺乏那些知识就会被人轻视。当我们列出阅读、写字、拼法、语法、算术和缝纫，就差不多列出了从生活实用上教给女孩子的全部东西；其中有些还是为了博得好评的多，为了个人直接福利的少。

为了彻底认清在心智方面和在身体方面装饰都先于实用这一事实，就必须看看它的道理在哪儿。它的道理就在于，事实上，从远古直到现在，社会需要压倒了个人需要，而主要的社会需要是对个人加以约束。并不是如我们一般所设想的，除了君主、议会和法定权力的管理机构以外就无管理机构。补充这些公认的管理机构的还有一些未被公认的管理机构，它们在各方面形成起来，而每个男女都在那里争取为王为后或坐较次的尊位。出人头地，受人尊敬，并且逢迎上级，成了人们全力以赴的普遍竞争。矜财恃富，装模作样，衣着华丽，炫耀才华，每个人都想支配别人：这样就帮助组成一个复杂的节制网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并不只是野蛮酋长才用可怕的战争油饰119和腰带上的敌人头皮120来吓唬他的部下；并不只是美女才用盛妆、风度和多才多艺来“征服别人”；学者、历史家、哲学家也用他们的造诣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们每个人都不满足于安静地在各方面充分发展我们的个性，而是很焦急地渴望使我们的个性深深地打动别人，并且多少支配他们。这个就是决定我们教育性质的东西。所考虑的不是什么知识最有真正的价值，而是什么能获得最多的称赞、荣誉和尊敬，什么最能取得社会地位和影响，怎样表现得最神气。既然在整个生活中，问题不在于我们是怎样，而在人家将怎样看我们，所以在教育中问题也就不在知识的内在价值，而多半在于它对别人的外部影响。这个既成了我们的主导思想，我们对直接用途的考虑，比起野蛮人在琢磨牙齿和涂指甲时所考虑的实在多不了多少。

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说明我们教育的粗糙和幼稚，我们从各种知识的比较价值还简直未加讨论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到；更不用说讨论是没按步骤进行和取得确定结果了。不只是没有取得一致的比较价值的标准，连有任何这样一个标准的存在都没弄清楚。不只是有任何这样标准这件事没有弄清楚，连它的需要似乎都还未被人感觉到。人们阅读这个题目的书籍，听那个题目的演讲；决定要教给他们的子女以这些部门、而不给那些部门的知识；一切都不过是从习俗、爱好或偏见出发；从未想到至关重要的是用某些合理方法去决定哪些东西真正最值得学。在各种社团中也确实有人偶尔提到过这类或那类知识的重要性。可是那个重要程度是否值得在它上面花费那么多时间，这时间是否可以更好地利用在更重要的东西上；这些问题如果真提出来了，还是依照个人成见很草率地就解决了。的确，时常有人重新提出古典学科和数学哪门比较有价值这类长期论争的问题。可是，大家只是凭经验来进行这个论争，而没有联系到一个已经找出的标准；而且如果同包括它的那整个问题比起来，争论的焦点并不至关重要。如果设想从判断数学教育和古典教育哪个为好就能决定合理的课程，那差不多等于设想全部营养学就在于找出面包是否比马铃薯的养分多！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或那个知识有没有价值，而在于它的比较价值。人们总认为只要提出某门科目给了他们某些益处就够了，而完全忘了那些益处是否充分，还应该加以判断。人们注意到的科目或许没有一门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费一年时光埋头研究宗谱纹章学121，很可能多少深入了解一些古代习俗和道德。任何人记熟了英格兰所有各城镇中间的距离，也或许在一生中安排某一次旅行时发现那一千条材料中有一两条有一点点用处。收集一个郡的街谈巷议似乎没有益处，可是有时也能帮助证实一些有用的事实，比方供给一个遗传性传递的例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承认需要花的劳动和能得到的利益之间是不成比例的。没有人会允许别人建议费一个男孩子几年时间去取得这些知识，而使他可能得到的、价值更大的知识受到牺牲。如果在这里可以从衡量相对价值得出结论，那么就应该到处运用这个标准去作结论。假如我们有时间掌握所有的科目，那也就用不着斤斤计较。这里引用一首

旧歌：

要是人能稳有把握，

他的岁月将会延长，

就像古人千年长寿，

多少事物他能通晓！

多少事业他能成就！

全不焦心也不用忙。

“可是我们人寿几何”，必须记住我们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有限，不只由于人生短促，更由于人事纷繁。我们应该力求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事情。在花许多年月去学习趋时尚凭爱好的科目以前，去十分审慎地衡量一下结果的价值，再比较一下这些年月如果用在其他方面会有些什么不同结果，有些什么价值，肯定是件聪明的事。

所以这是一切教育问题中的重要问题，现在该是我们多少按步骤加以讨论的时候了。虽然最后才能考虑到，但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在不同科目都引起我们注意的时候加以判断。在能够制定一个合理课程之前，我们必须确定最需要知道些什么东西；或是用培根那句不幸现在已经过时的话说，我们必须弄清楚各项知识的比较价值。

为了这个目的，首先要有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幸而价值的真正尺度，照一般的说法，是不可能有争论的。每个人在提出任何一种知识的价值时，总是指出它对生活某些部分的关系。在答复“那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时，数学家、语言学家、博物学家或哲学家都是说明他那门学问怎样对行为有好影响，怎样能避凶得吉，获得幸福。语文教员指出写作对事业的成功（即是对谋生、对美满的生活）有多大帮助，他就算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而一个收集古董的人（例如钱币学家）没能说清楚这些事实对人类幸福究竟有什么看得出的影响，他就只好承认那是无甚价值。所有的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用这个来作最后检验的。

怎样生活？这是我们的主要问题。不只是单纯从物质意义上，而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怎样生活。概括一切特殊问题的普遍问题，是在各方面、各种情况下正确地指导行为使之合乎准则。怎样对待身体，怎样培养心智，怎样处理我们的事务，怎样带好儿女，怎样做一个公民，怎样利用自然界所供给的资源增进人类幸福，总之，怎样运用我们的一切能力使对己对人最为有益，怎样去完满地生活？这个既是我们需要学的大事，当然也就是教育中应当教的大事。为我们的完满生活作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而评判一门教学科目的唯一合理办法就是看它对这个职责尽到什么程度。

这种检验，过去从来没有全部运用过，连部分运用都少见，而且也是模糊地半意识地运用的；现在应该有意识地、按步骤地在所有情况下加以运用。我们有责任把完满的生活作为要达到的目的摆在我们面前，而经常把它看清楚，以便我们在培养儿童时能审慎地根据这个目的来选择施教的科目和方法。我们非但不应该不加思索地就赶教育上的时髦，那些比任何其他时髦并无较好根据的东西；同那些多少关心子女心智培养的、较有才智的人们所表现的粗枝大叶的、单凭经验的评判方式比起来，我们的评判方式还必须提高一步。只是去揣度这种那种知识在将来生活中会有用，或是这种知识比那种知识更有实际价值一定还不够；我们必须找到某些办法来估计它们各自的价值，使我们尽可能明确地知道哪些最值得注意。

这个任务无疑是艰巨的，或许永远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成就。但是，考虑到重大的利害关系，就不能因为任务艰巨而胆怯地把它放过去；应当因此竭尽全力去掌握它。只要我们系统地进行，我们很快就可能得到相当重大的结果。

我们的第一步显然应当是按照重要的程度把人类生活的几种主要活动加以分类。它们可以自然地排列成为：1.直接有助于自我保全的活动；2.从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间接有助于自我保全的活动；3.目的在抚养和教育子女的活动；4.与维持正常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有关的活动；5.在生活中的闲暇时间用于满足爱好和感情的各种活动。

用不着多少思索就能看出这个次序是多少符合它们的真实主从关系的。经常保证我们个人安全的行动和预防措施显然必须列在首位。如果有人像婴儿一样，完全不懂四周的事物和运动，也不知道在它们当中怎样办；尽管在其他方面有多大的学问，一走上街肯定会丧命。既然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无所知不致像在这方面一无所知马上会影响生命，那就必须承认直接关系自我保全的知识是头等重要的。

没有人会怀疑次于直接的自我保全，就是取得生活手段的间接的自我保全。一个人的生产的职责必须先于做父母的职责加以考虑，因为一般说来，做父母的职责只有在完成了生产的职责以后才有可能。养活自己的能力既然必须在养活子女的能力之先具备，所以养活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比起家庭幸福所需要的知识来，更为迫切，而在价值上仅次于直接保全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因为家庭在时间上先于国家，因为在国家存在之先或国家消灭之后都可能养育子女，而只是在人们养育了子女之后才可能有国家，所以父母的职责比公民的职责要求更密切的注意。或再进一步说，由于良好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靠它的公民的品质，早年训练又比其他一切更易于改变公民的品质，所以我们必然得出结论，家庭福利是社会福利的基础。所以直接有关前者的知识必须放在直接有关后者的知识的前面。

在比较严肃的活动的余暇时间，用不同形式的娱乐活动（欣赏音乐、诗歌、绘画等等）来消遣，显然要以一个早已存在的社会为前提。不但没有长期存在的社会组合它们就无从得到相当的发展，就是它们的内容本身也大部分是社会情操和同情。社会不只提供了它们成长的条件，也提供了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所以，做良好公民的那部分人类行为，比起培养各种艺术爱好的这部分来更为重要，而在教育中为前者做的准备必须放在为后者做的准备之前。

我们重说一次，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合理的次序：准备直接自我保全的教育，准备间接自我保全的教育，准备做父母的教育，准备做公民的教育，准备生活中各项文化活动的教育。我们并不是说这些范围都能准确划分。我们不否认它们的联系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对任何一方面的训练都在某种程度上训练了其他一切。我们也不怀疑，每一范围都有些部分比前一范围的某些部分更重要；比方一个长于经商而短于其他的人，比起一个短于赚钱而长于教子的人来，从完满生活的标准来说，可能要差得多；或者有关于正确的社会行为的充分知识而完全缺乏一般文艺修养，就不如在一方面比较中常而他方面也大略知道一些。但是，在补充说明这些之后，这些大体的范围还是存在的；而且这些范围也基本上按照上述次序分出主从，因为在生活中相应的那些范围是有了一个才可能有另一个，而其中的次序正与此相符合。

教育的理想当然是在所有这些范围中有完全的准备。但是在达不到这个理想的时候，而且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阶段每人都难达到理想，目标就应该是在每个范围的准备程度之间维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不是在任何一方面都要造诣很深，尽管那方面是头等重要的；也不是只注意最重要的两个、三个或四个方面；而是注意到所有方面：价值最大的给予最大注意，价值小些的就注意少些，价值最小的就最少注意。对于一个普通人（别忘了有一种情况，有些人特别善于学习某一方面的知识，很可能恰当地把它当成谋生的职业）——我们说对于一个普通人，所需要的是在最有助于完满生活的那些事情上训练得最好，而在那些离完满生活越来越远的事情上其训练就可越来越不那么好。

照这个标准来安排教育，我们应该经常考虑某些一般的问题。从有助于完满生活来看，任何一种培养的价值可以是必然的，也可以是多少有条件的。有的知识有内在的价值，有的有半内在的价值，有的有习俗上的价值。像在麻痹前通常有麻木和刺痛的感觉，在水中运动的物体所受到的水的阻力同运动速度的平方成比例，氯是一种消毒剂，这些以及一般的科学真理都是有内在价值的：它们在一万年后还会和今天一样同人类行为有关。由于懂得拉丁文和希腊文而增加了国语知识，可算做有半内在的价值；对我们和对那些在语源上从这两种文字有所继承的其他民族来说，那价值是一定有的，可是那只能在我们语言存在的时候存在。至于那些在我们学校中盗用历史名义的知识，一些人名年代和陈旧无意义的事迹，就只有习俗上的价值；那种知识对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没有丝毫联系，而只是有了可以避免目前舆论对缺乏这种知识所提出的不愉快的批评而已。当然，必须承认，与整个人类始终都有关的事实，比那些只在有限的年代中关系到一部分人的事实较为重要，而比那些只在一时流行的、关系到一部分人的事实更为重要；因此合理的看法是：在其他情况相等时，有内在价值的知识，必须放在具有半内在价值或习俗上价值的知识的前面。

还有一点要先说明。获得任何一种东西有两项价值：作为知识的价值和作为训练的价值。获得每一种事实的知识，除了用以指导行为外，也可以用来练习心智；应该从这两方面来考虑它在为完满生活做准备时的效果。

这些就是我们在开始讨论课程时必须具有的一般观念：把生活分成重要性逐渐减少的几种活动；在调节这些活动中每类事实的内在的、半内在的和习俗上的价值；从作为知识和作为训练两方估计的它们在调节中的影响。

幸运得很，保证直接自我保全的那个最重要部分的教育，大部分已经有了安排。因为那件事太至关重要，不能让我们去瞎撞，自然就亲手抓了。还在乳母怀抱的时候，婴儿看到生人就躲起来哭，已经表现他的本能的萌芽，那就是逃避不知道的和可能发生危险的事物来求得安全；在他能走的时候，遇到野狗时的惊慌，或看到听到可怕的事物就跑向母亲时的叫喊，都表现那本能的进一步发展。不但如此，他每时每刻所急于追求的，主要都是为了直接自我保全的知识。怎样保持身体的平衡；怎样控制他的动作避免碰撞；什么物件是硬的而碰了会痛；什么物件是重的而落在肢体上会伤身体；哪些东西能承得起身体的重量而哪些不行；火、掷来的东西和锋利的工具会引起痛苦：这些以及其他各种为避免死亡或事故所需要的知识，他都在经常学习。几年以后，他把力量用到跑、爬、跳和体力及技巧的游戏中，我们看出所有这些使肌肉发达、知觉敏锐、判断敏捷的动作，都是给他的身体在四周物体和运动中如何安全行动做准备；并且使他准备在遇到每人生活中偶发的意外危险时能够应付。照这里说的，自然既然已经这样都照顾得很周到，这个根本的教育我们就比较地不必多管。我们所要着眼的主要是保证能充分得到这经验和受到这锻炼，而不要去妨碍自然。不要像某些愚笨的女教师那样，经常禁止女学生去进行一些她们喜好的自发体力活动，从而使她们在遇到危险时多少会束手无策。

但这并不是为直接自我保全做准备的教育所包括的全部。除开保障身体不由于机械原因受伤害以外，还要保护它不由于其他原因受损伤，不致由于违反生理规律而生病和死亡。为了完满的生活，不只需要防止突然死亡；还需要避免由那些不良习惯所引起的能力丧失和逐渐死亡。既然健康不好和精力很差，就使得生产的、父母的、社会的和其他的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无力胜任；显然，这种次要的直接自我保全的重要性，仅次于首要的那种；而有助于获得这种自我保全的知识应该占很高的地位。

在这里确实也多少已经有了些现成的指导。通过各种身体感觉和欲望，自然已经保证我们相当地符合一些主要的要求。我们很幸运，缺乏食物和酷热严寒所产生的一些强大刺激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人们在这些和一切类似的刺激不那么强烈的情况下都习惯于服从，也就不致产生那么多的坏结果。如果遇到体力脑力疲乏时都停止工作；如果房间闷气，人不舒服，就去通风；如果不饥就不食，不渴就不饮；那么机体就会很少出毛病。但是人们对于生活规律是那么严重地无知，以致全不懂得他们的感觉是他们的自然指导，而且（在未被长期忽视而造成变态时）是他们的可靠指导。因此，虽然从目的论上说，自然已经给健康安排了一些有效的保障，知识的缺乏却使它们大部分变成无用。

如果有人怀疑了解生理学原理是完满生活一个手段的重要性，那就请他看看能找到多少中年或老年男女是完全健康的。我们只是偶尔遇到一个直到老年还健壮的例子，却每时每刻都能遇到急性病、慢性病、身体虚弱、未老先衰的例子。在你问到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在一生中没害过只要有少许知识就能避免的疾病。这儿有一个人由于大意着凉害了风湿热后得了心脏病。那儿有一个人由于过度学习而眼睛终身受损害。昨天听说一个人的长期跛脚是因为在轻伤后尽管膝盖痛他还勉强走路，而今天又听到另一个要长年休养的人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害的心悸症是由于过分用脑。一会儿，我们听到一个无法挽救的损伤，是由于一股傻气地卖弄气力；过一会儿，又听到一个人由于从事不必要的过度工作，使体质始终不能复原。从各方面我们还不断看到随虚弱而来的小毛病。且不提那些由此引起的痛苦、烦躁、愁闷和时间金钱的浪费，只考虑一下健康不良使一切任务的完成受多少阻碍——使得工作总是比较困难，甚至无法进行；产生一种对于合理管理儿童最不利的急躁情绪；使公民的作用无从发挥；对娱乐感到厌烦。难道还不是明摆着引起这种健康不良的身体恶习（这恶习部分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比任何其他事件使完满生活受更多的损失吗？而在很大程度上使生活不是幸福和愉快而成为失败和负担吗？

还不止此。除了因此使得生活大为恶化外，还要缩短寿命。并不是照我们通常设想的那样，病后康复一切如前。功能的正常作用有过任何扰乱，事后都不能完全照旧。永久的伤害总是有的，也许立刻看不出来，可还是在那儿；而且同自然在它的严格核算中从不漏掉的其他项目一起，将来算起总账来就不免要缩短我们的寿命。由于轻伤的积累，体质早已一般地受到损害以至毁坏。一想到人们的平均寿命比可能达到的寿命要差多少，我们就看出这个损失有多大。在不良健康所引起的许多部分的损耗上再打这个最后的大损耗，结果生命通常失去了一半。

所以从防止丧失健康来直接保全自己的知识是首要的。我们不是说有了这些知识就可以克服一切坏现象。显然，在我们现在文明的情况下，人们的需要时常迫使他们越轨。显然，尽管没有这种强迫，他们的天性倾向也时常使他们明知故犯，为了目前的享受牺牲将来的好处。但是我们仍然认为用正确的方法灌输正确的知识会有很大效果；而且因为健康的生活必须认识以后才能充分实行，我们进一步主张无论更合理的生活何时实现，必须事先传授这种知识。我们认为精力充沛和它带来的饱满情绪，既然比任何其他事情在幸福中占较重要的地位，教人保持良好健康和饱满情绪就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肯定地说，这样一门为了解其中普遍真理以及它们与日常行为的关系所必需的生理学科目，是合理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很奇怪，这个主张还需要提出！更奇怪的就是它还需要辩护！可是有没有一些人会以近乎嘲笑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主张。一些被发觉把希腊文学中人名伊菲几尼亚伊122的重音读错就会脸红的人，或是认为说他不知道一个半神话人物的传说事迹就是侮辱的人，却毫不羞愧地承认不知道欧氏管123在哪里，脊椎神经有什么作用，正常脉搏是多少次或肺是怎样充满空气的。他们在渴望自己的儿子要熟悉两千年前的迷信的时候，却不关心有没有教给儿子自己身体构造和机能的任何知识，不但如此，还希望不要这样来教。既定的习惯势力就是这么大！在我们教育中装饰就是这样可怕地胜过了实用！

我们用不着强调使人容易谋生而有助于间接保全自己的那种知识的价值。这点谁都承认；老实说，大家还或许把它过分看成教育的唯一目标。但是尽管每个人都能够同意这种抽象的提法，说准备青年人谋生的教育很重要，甚至认为最重要；可是差不多谁也不去探究要教些什么才能做好这项准备。当然教读、写、算的时候也真正是从道理上承认了它们有用。但是此外就差不多无甚可说的了。所学的其他东西大部分都同生产活动无关，而同生产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大量知识又完全被忽略了。

因为，除了人数很少的某些阶级以外，所有的人在做什么？他们都在从事商品的生产、加工和分配。而商品的生产、加工和分配的效率又靠什么？就靠运用适合这些商品各种性质的方法，靠在不同情况下相当熟悉它们的物理学的、化学的或生命的特性；那就是依靠科学。这方面的知识，大部分在我们学校科目中没有列入，却是使文明生活成为可能的一切过程能够正确进行的基础。这真理尽管不能否认，可是似乎并没有人注意；正因为司空见惯，就反而忽略了。为了充分说明我们的论点，我们必须立即列举一些事实，来使读者明白这个真理。

撇开最抽象的科学——逻辑学不谈（虽然大生产者或分配者也在有意无意中要多少靠它的指导来预测商情），我们首先遇到数学。在其中，有关数目的最普通部分就指导着一切生产活动，不论是调节工序、进行估价、商品买卖或记账，都用得到它。没有必要对任何人强调这部分抽象科学的价值。

在进行需要较高技艺的建筑中，必须多少有些较专门的数学知识。村里的木工用成规来安排工作，同不列颠尼亚大桥的建造者一样，随时都在引用空间关系的一些规律。测绘员在测量所购地段时，建筑师在设计大厦时，施工工人在打地基时，石工在砌石块时，其他匠人进行装配时，全都受几何学原理的指导。铁道的修建从头到尾都要用到几何学：在准备平面图和路段、打桩定线、量度路堑路堤中，在设计和建造桥梁、涵洞、拱桥、隧道、车站中，都是一样。在沿着海岸和散布各地的港口、船坞、码头和各种工程建筑以及在地下的矿井中，也都有类似的情况。现在就是农民在正确设计沟道时都要用到水准仪，也就是要运用几何学的原理。

其次就是抽象-具体的科学。现代工业制造的成就就靠其中最简单的一门——力学的应用。制造每件机械都要根据杠杆、轮轴等的特性；而我们现时差不多一切生产都依靠机械。查一下早餐面包的来源。生它的土壤是用机械做的砖来做水道；地面是用机械翻的；种子是用机械播的；麦子是用机械收割、脱粒、去皮的；磨碎筛粉装袋也靠机械；而如果面粉是送到戈斯波特（Gosport）124的话，可能就用机械作成了饼干。看看你坐在这里的房间。如果是新式的，墙上的砖多半是机械做的；地板的锯刨，炉架的锯和磨光，墙纸的制作和印色都靠机械；桌面的镶饰，车圆的椅子脚，地毯，窗帘，都是用机械做的。你的衣服，素的，织花的，或印花的，不都是用机械织出或者甚至缝好的吗？你所看的书，每一页不都是用一种机械制成又用另一种机械印上这些字的吗？除此以外，要加上我们也应该感谢的水陆运输工具。再就要注意，根据达到这些目的时运用力学知识的好和坏，就产生成功和失败。工程师建桥时如果在材料力学方面计算错了，桥就会塌。使用坏机器的工业家就不能同另一个拥有摩擦和惯性上损耗较少的机械的人来竞争。墨守成规的造船家就赶不上一个照力学上有根据的流线原理来造船的人。因为一个国家抵抗另一个国家的能力依靠它各单位活动中的技术水平，我们就可以看出关于机械的知识很可能转变国家的命运。

从有关克分子力的抽象-具体科学部分上升到有关分子力的那些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系列的应用范围。由于这些和前述的那些科学，我们有了代替了几百万劳动者的蒸汽机。物理学中讲到热学定律的部分告诉我们在许多生产部门中怎样节约燃料，怎样用热风替冷风来增加炼铁炉的产量，怎样在矿井中通风，怎样用安全灯防止爆炸，以及怎样用温度计调节无数的过程。研究光的现象的部分使老年和近视的人恢复视力，借助于显微镜发现疾病和污染的现象，以及用改进的灯塔防止航行事故。由于电磁学的研究，用罗盘针救了不可胜数的生命财产，用电铸版帮助了不少技艺，而现在电报又给我们一个工具，使日后一切商业来往可以调节，政治联系可以进行。在室内生活的细节上，从改良的炉灶到客厅桌上的立体镜，都说明先进的物理学的应用是我们获得舒适和满足的基础。

化学的应用就更多了。漂白工、染色工、印花工，他们各自的制作法做得好不好，就看他们是否遵守化学定律。熔炼铜、锡、锌、铅、银、铁，必须受化学的指导。制糖、制煤气、做肥皂、制造火药，都有一部分是根据化学原理来操作；生产玻璃和陶瓷的操作也是一样。酿酒者的麦芽汁是在酒精发酵阶段停止，或是进到变醋酸阶段，就是一个关系到他的盈亏的化学问题，而一个大酒商就会觉得聘请一个化学家是合算的。实际上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制造工业的某些部分不是根据化学原理来操作的。不仅如此，现在就是农业要经营得利也必须有同样的指导。肥料和土壤的分析；它们各自的配合；用石膏或其他东西去固定氨；粪便化合物的利用；人造肥料的生产：这一切都是化学的贡献，是农业家应当熟悉的。不论是从摩擦生火的火柴，或是从消了毒的污水，或是从照像，或是从不经发酵的面包，或是从废物中提出的香料，我们都可看出化学对我们一切生产的影响；因此这方面的知识，是每个直接间接与我们生产有关的人都应该注意的。

在具体的科学中我们首先遇到天文学。从这里产生了航海技术；有了它，才可能有那个养活我们大部分人和供给我们许多必需品及大部分奢侈品的庞大国外贸易。

地质学这门科学的知识也大有助于工业成就。既然现在铁矿石是这么大的一个财富资源，既然现在我们煤的供应期的长短已成大家关心的问题，既然现在我们有了矿业学院和地质勘探：研究地球外壳对我们物质福利是很重要的这一事实就几乎不太必要去加以发挥了。

再说，生命的科学，生物学，对于这些间接保全自己的过程不也有根本关系吗？它同我们通常所说的制造工业的关系的确不多；但是同那最主要的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倒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农业的方法必须适合动植物生活的现象，这些现象的科学就是农业的合理根据。许多生物学的真理在还没有成为科学的时候早已在农民的经验中有了证实和应用；比方特殊的肥料适合特殊的植物，某种庄稼使土壤不适宜于种别的庄稼，马的饲料坏就工作不好，牛羊的这种或那种疾病是由这种或那种情况引起的。这些，以及农业家从经验中得来的、关于如何对待动植物的日常知识，就积累了很多生物学事实；而他的成功就多半靠这种积累的丰富。既然这些尽管不多、不准确和粗浅的生物学事实还有这么大的帮助，那就可以判断一下如果这种事实能变得肯定、准确和充分，对他必然会有什么价值。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已经能看出理论生物学给他的好处。产生动物体热意味着物质的耗费，因此防止了热的散失就免了额外食物的需要，这一真理——这一个纯粹理论的结论——现在就指导我们怎样把牛养得肥壮；使牛暖和就节省饲料。在食物的多样化上也有类似情形。生理学家的实验指出，不但变换食物有益处，而且每餐有混合的食品可以帮助消化。发现了那种每年死几千头羊的、叫做“晕倒病”的病症是由于一种侵入羊脑的体内寄生虫，而如果穿过标明它的位置的那个头骨软处，把那寄生虫取出，羊的病一般就会痊愈。这就是农业应该感谢生物学的另一件事。

我们要注意还有一门与生产成就直接有关的科学，社会科学。那些每天看金融市场情况，了解当时行情，讨论谷物、棉花、糖、羊毛、蚕丝的大致收成，估计战争的可能性，而从这些材料决定他们经商措施的人们都是社会科学的学生。他们可能是一些根据经验而犯错误的学生，但还是一些由于判断是否正确而致盈亏的学生。不只是工商业者经营企业，要根据许多事实，考虑到供求关系，按照各种社会行为的一般原则；就连零售商也应当是这样的，他的生意兴隆很大部分就靠他对将来的批发价和将来的消费率的正确判断。显然，所有参与一地区复杂商业活动的人们，都非常关心去了解这些活动变化的规律。

所以对于所有从事商品生产、交换或分配的人，熟悉科学的某些部门是十分重要的。每一个直接或间接涉及任何种生产的人（很少人不是这样）就必得多少接触到事物的数学的、物理学的和化学的特性；或许也直接关心生物学；而对社会学是一定关心的。他能否在那个间接保全自己，我们叫做谋生那方面得到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靠他在一门或几门这种科学中的知识；可能不见得是理论知识，但还是知识，尽管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因为我们所谓学一行买卖，实际是指学其中的科学，虽然或许不用科学这名称。因此科学方面的根底大为重要，既因为它为这一切做准备，也因为理论的知识比经验的知识要优越得多。此外，每个人需要科学的修养，还不只是为了了解与他的生产或分配工作有关的事物和过程的情况和所以然的道理；了解许多其他事物和过程的情况和所以然时常也很重要。在现在这个合股经营的时代，除了工人以外，几乎每个人都像资本家一样，关心本行业以外的某些其他行业；既然这样关心，他的赚钱赔本就常看他对于有关这个其他职业的科学上懂得多少。这儿有个矿井，掘进以后许多股东都垮了，因为不懂得某个化石是属于老红沙石一类，在那底下是找不着煤的。曾经有过许多尝试想制造电磁发动机去代替蒸汽机；但是如果投资的人懂得力的关联和等效的一般规律，就可能在银行多留些存款。每天都有些人被吸引去帮助进行一些只要粗通科学就能看出行不通的发明。过去，几乎每个地方都曾有人从事一些不可能的事业而把家当抛光。

如果因为缺乏科学，已经经常有这样的损失，而且损失这么大；今后，缺乏科学的人的损失就会更经常，更大。生产过程既然那么快地科学化，竞争会使它们不得不如此；合股经营既然那么快地推广，而事实一定会如此；科学知识就应该同样快地成为每个人所必需的。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学校科目中几乎完全忽视的东西，却是同人生事业最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不是由于在他们学业据说已完成后，人们开始自己设法获得了一些知识，我们的生产就会停顿。如果不是由于这个多年累积的和在私下传播的知识，这些生产就根本不会存在。如果除我们公学所进行的教育以外别无教育，英国现在就会同在封建时代一样。那些日益增长的对现象规律的知识，若干年来使我们能征服自然，使它顺从我们的需要，使现在一个普通工人得到几百年前帝王所得不到的享受，却几乎一点儿都不靠我们教育青年的那些现成办法。最重要的知识，那个使我们国家成长和作为我们整个生产的基础的知识，是一种从街头巷尾得到的知识；而一些钦定的教育机构一直念念叨叨的却几乎全是一些陈腐公式。

现在我们来谈人类活动的第三大范围，那范围中是什么准备也没有做。如果由于特别的机会，我们除了一堆学校课本和某些大学考卷之外，什么也没留给那遥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想像到那时期的考古学者，当他在从那里面找不着任何东西指出学习者有可能做父母时，会感到怎样的迷惑。我们可以揣测他会下这样的结论：“这一定是他们那些不结婚的人的课程。我从这中间看出对许多事情做了仔细的准备；尤其是对阅读一些早已不存在的国家和同时存在的国家的书籍（从此似乎可看出他们本国语文中只有很少值得读的东西）；可是关于带孩子的事一点也找不到。他们不致于那么荒唐来完全忽略这个最严重责任的全部训练。显然，这是他们某个僧院宗派的学校课程。”

说正经话，子女的生与死，善与恶，都在于父母怎样教养他们。可是对于今后要做父母的人在教养儿童方面连一个字的教导都没有，这难道不是一件怪事吗？把新一代的命运放在缺乏理智的习俗、冲动、幻想中去碰机会，再加上一些不懂事的乳母的建议和奶奶们的带成见的劝告，难道不是荒谬绝伦吗？如果一个商人毫无算术和簿记的知识就开始经商，我们会说那是瞎干，而眼看他要得到惨痛的后果。或者一个人如果没学解剖学，就开业进行外科手术，我们也会为他的胆大包天感到惊讶，而可怜他的病人。可是一般父母从来未考虑过那些在身体、道德、智慧方面应该指导他们的原则就开始教养儿童这个艰巨任务，却并没有引起对他们的惊讶，也没引起对受害者的怜悯。

在死亡的几万人外，加上在虚弱体质下活命的几十万人，和长成而得不到应有的强健体质的几百万人，你就可以多少看出父母不懂得生命规律给子女带来的灾难。只要想一下儿童所受的照管是时刻都在对造成终身的损害或利益有影响，以及错的办法要比对的办法多一二十倍，你就可以多少看出那一般常用的、不加思索、随便乱干的制度在几乎到处所闯的大祸。是不是决定了要叫一个男孩穿短薄衣衫在游戏时把手足冻红？这个决定的影响在他整个的日后生活中都可看出：或是生病，或是发育不良，或是精力不足，或是长成时达不到应有的健康水平，因此阻碍他的成就和幸福。儿童是否注定了要吃单调的食物，或缺乏营养的食物？他们最后的体力和作为成年男女的效率就不免要多少降低。他们是否不准游戏吵闹，或是在冷天要关在室内（因穿得太单薄不能受风寒时）？那他们一定达不到原来可以达到的健康和体力水平。子女长大了虚弱多病，父母总认为那是不幸，是上天降罚。照目前的糊涂想法，他们认为有这些祸害是无缘无故的，或者是由于超自然的原因。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在某些情况下，原因无疑是遗传来的，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一些愚笨的规则就是原因。这一切疼痛、虚弱、颓丧、苦闷，一般地都由父母本人负责。他们随时都在管他们子女的生活；由于漫不经心，他们只会指手划脚去不断影响那些生命过程，但是完全不去研究它。他们完全不懂最简单的生理学规律，经年累月地在损害儿童的体质，因此不但使他们，还使他们的后代生病或早死。

当我们从身体训练谈到道德训练的时候，知识也一样缺乏；由它引起的损害也同样大。请考虑一下一个青年母亲和她在育儿室里的做法。不过几年以前，她还在学校，在那儿她记了不少字句、人名、年代，而思维能力却连最少的练习都没有；怎样对待一个正在发展的儿童心智，她一点也不知道；在那里的训练也完全不能使她自己想出办法来。中间这几年是花在练习音乐、做装饰性的刺绣、阅读小说、参加宴会方面，而从未想到做母亲的严重责任；她的智力几乎没有很好培养过，来为履行这些责任做准备。现在她有一个正在发育的人归她监护；她完全不知道所要对待的现象，可是所做的是一件尽管知识丰富还做不好的事。她全不知道情绪的性质，它们的演化次序，它们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它们就无益有害。在她的印象中，有些感情是完全坏的，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有些感情又无论怎样走极端都是好的，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她既不知道她所要对待的人的身体结构，也同样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会对这个结构产生什么效果。还有什么比我们所看到的随时发生的惨痛结果更不可避免呢？既不明白心智现象和它们的原因结果，她的干预往往就比完全不管还更有害。她老在阻止一些本来是很正常和有益的动作，这样就减少了儿童的快乐和利益，使得母子发脾气而引起不和。她认为要鼓励的行为就去威逼利诱或激起一种取得赞许的欲望；只求表面行为对头而不考虑内部动机；因此就培养虚伪、惧怕、自私而没有培养好感。在坚持要求诚实的时候，她经常作出不诚实的榜样；拿惩罚来威胁，又不执行。在培养自制能力的时候，她却每小时为了一些不该责骂的事怒骂小孩。她毫不了解在育儿室同在社会上一样，唯一真正有益的训练就是使一切行为，好的坏的，得到自然的后果——那个由于事物的性质，一个行为所带来的愉快或痛苦的后果。这样她既无理论的指导，又很不能够从了解她儿童的心智过程来指导自己，她的管教就是任性的、不一致的、有害的。如果人们在心智成长中，没有强大的倾向去达到种族的道德典型，而经常能压倒一切较次影响的话，那结局真会造成普遍的灾难。

再说智慧的培养，这难道不也是同样没做好？承认了智慧现象是符合规律的，承认了儿童智慧的演化也是按规律进行的，就必须承认，不知道这些规律，教育就无从正确进行。如果认为你用不着了解这过程的性质，就能正当地调节这个形成和积累观念的过程，才真是荒谬。这样，在几乎没有一个父母而只有少数教师懂得一点心理学的时候进行的教学，同应有的教学水平距离有多远，就可想而知了。正如可以预料到的，现有的制度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有大毛病。正确的知识不讲，而把错误的知识，用错误的办法，照着错误的次序灌输给学生。家长们有了把教育局限于书本知识的一般窄狭观念，就把入门课本提前几年教给儿童而大大地害了儿童。他们没有认清这一真理：书籍只起补充的作用，是在直接方式不成功时取得知识的间接方式，一个通过别人去看自己所不能看见的东西的方式，教师们就忙于用第二手的事实来替代第一手的事实。他们也不了解幼年进行的自发教育有很大的价值，不了解儿童不停的观察不仅不应当忽视或限制，反而应当努力提倡，使它尽量准确和完备。他们坚持要使儿童眼中和思想中只有目前不能懂的和讨厌的东西。他们迷信知识的符号，而不去探求知识本身，看不到只有到了儿童对家庭、街市、田野的事物和过程的接触已相当广泛的时候，才应该给他介绍书籍所供给的那个新的知识源泉。这不只是因为直接认识比间接认识价值大得多，同时也因为书中字句只有根据事先对事物已经有的经验才能正确地变成观念。其次，要注意进行这个开始过早的形式教育也很少参照心智发育的规律。智慧的发展必然是从具体到抽象。但是人们全不管这些，结果高度抽象的科目，比方语法，本应该很晚才教的，却很早就开始。对于儿童死板无趣的、应当附在社会学学习后面的政治地理，也教得很早；儿童能懂和比较有兴趣的自然地理，倒大部分略过去了。要讲授的每一门科目几乎都不是按正常的次序安排，定义、规则、原理都放在前面，而不是按照在自然中的次序，通过研究个别实例来揭示的。而且贯穿全部的还有那害人的死记硬背的制度，那个为了字句而牺牲内容的制度。看看结果吧。既然由于早年受抑制和被迫注意书本而使知觉违反自然地变成迟钝；既然由于在学生还听不懂的时候就教一些科目，而每一科是把概括放在所概括事实之前而引起了心智上的混乱；既然使学生单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观念，而丝毫不引导他去勤学好问； 既然能力上的负担过重；那么心智的效率自然很难充分发挥。学生等考试一过，就把书本放在一边；因为没有把知识系统化，所得到的大部分知识很快都忘掉了；因为运用知识的技能并未经培养，剩下的多半是死板的东西，结果既不能准确观察，也不会独立思考。此外，就是所得的那些知识也多半只有较小价值，而大量极有价值的知识却完全忽略过去了。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事实就同我们事先可推论到的一样，在儿童身体、道德和智慧的训练上，都是毛病百出。这多半是因为父母缺乏唯一能正确指导这种训练的知识。把一个最复杂的问题，交给几乎全没考虑过解决它所要依据的原则的一些人，那结果会怎么样？为了制鞋、建屋、行船、驾驶机车，必须进行长时期的徒工学习。难道说人类身心的发育过程，比较起来是那么简单，任何人可以毫无准备就去监督它调节它吗？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假如除了一个例外，这过程比自然中任何过程都要复杂，而管理它的任务比其他都艰难，那么对这任务不作准备不是狂妄吗？宁可牺牲别的一些才艺，也不能忽视这个最主要的教育。一个父亲因未经检验就采用了错误的教条来指导他的行动而引起儿子们与他不和，他的粗暴的处理逼得他们反抗。在他毁了他们而使自己痛苦的时候，他很可能会想到，即使牺牲关于埃斯库罗斯125的全部知识去学习性格形成学也是值得的。一个母亲痛悼她的第一个孩子因猩红热的后遗症病死；某个直率的医师证实了她的怀疑，说如果那孩子的体质不是由于学习过度而弄成虚弱就很可能复原；当她悲悔交加痛不欲生的时候，她尽管能够诵读但丁126的原著对她也只能是很小的安慰。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为了调节第三大范围的人类活动，必须有生命规律的知识。多少熟悉一些生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心理学的初步知识，对于带好孩子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并不怀疑许多人听到这种意见会好笑。他们会觉得希望一般父母获得这些深奥科目的知识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主张所有父母都应当精通这些科目，那显然太不合理。但是我们并不那样主张；我们只要求了解一般原理，附带知道一些为了了解一般原理所必需的例证就够了。这些都容易教，如果教的时候不能阐明道理，就教条式地教吧。但是无论怎样，这些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儿童的身心发育是遵照一定规律的；除非做父母的在某种程度上遵守这些规律，子女难免要短命；除非在很大程度上遵守这些规律，身心双方必然产生严重的缺陷；只有完全遵守这些规律，才能使儿童健康地成长起来。那么请判断一下，所有将来有一天要做父母亲的人，应不应该争取多少学习一点有关这些规律的知识。

 

让我们从父母的职责转到公民的职责。这儿我们要问，一个人要尽这些职责需要些什么知识？我们不能说，尽这些职责所需的知识完全都被忽视；因为我们学校某些科目至少在名义上是同政治社会责任有关。此中唯一占最重要地位的是历史。

但是，像前面业已提到过的，通常在此名目下所给的知识几乎完全没有指导价值。我们的历史课本中差不多没有任何事实说明政治行动中的正确原则，为成年人写的较详细的著作中也很少这种原则。君王的传记（我们的儿童就学了这个）对于了解社会的科学几乎毫无用处。熟悉了一些宫廷的明争暗斗，相互篡夺等类事件和其中有关的人物，对于弄清楚国家进步的原因极少帮助。我们读到某些由于争权而引起的战争；以及某某人是大将和副帅，每人有几千步兵马队，多少架炮；每人这样那样部署军队；他们怎样调动，进攻，退却；在某一天什么时候遭了什么失利，什么时候又得到些什么利益；在一次作战中某个主将丧亡，在另一次作战中某一团被消灭；而在所有这些战役胜败之后，这一军队或那一军队得胜；双方有多少伤亡，战胜者俘虏了多少人。好了，在这些细微末节的叙述中，哪一件对于决定你的公民行为有帮助？尽管假定你不只认真读了《世界上的十五次决战》，还读了历史中一切其他战争的记载，在下一次选举中你的投票又能高明多少？你会说“可是这都是事实，有趣味的事实”。毫无疑问，那都是事实（至少非全部或部分虚构的那些），而很多人也可能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价值。世俗之见和不健全的意见，经常认为几乎全无价值的东西还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价值。一个爱好郁金香成癖的人得到同样重的金子都不愿放弃一个特好的球茎。另一个人又觉得一件丑陋裂缝的古瓷是他最宝贵的财产。也还有人愿出高价收买著名谋杀凶手的遗物。能不能说这些嗜好就能够衡量满足它们的那些物件的价值？如果不能的话，就必须承认对某种历史事实的爱好并不证明它的价值；我们必须像检验其他事实的价值一样来检验它们的价值，要看它们有什么用。要是有人告诉你邻居的猫昨天生了小猫，你会说那消息没有价值。尽管那可能是事实，你会说那事实完全无用，不能影响你的生活行动，不能帮助你学习怎样生活得圆满。好了，同样去检验一下那一大堆的历史事实，你也会得到同一结果。那些都是从中得不到结论的事实，无法组织的事实；因此不能帮助建立行为准则，而建立行为准则才是事实的主要用途。高兴的话可以看看它们消遣，可是别哄自己说那能给什么教育。

在历史这门科目的著作中，真正可以叫做历史的东西多半被删掉了。只在最近几年，历史家才开始在相当数量上给我们真有价值的知识。既然在过去时代中帝王是一切，而人民全不算数；过去历史中的整个画面就被帝王所做的事充满了，而国家的生活只提供一个模糊的背景。只有到了现在，当国家的而不是统治者的福利逐渐变成主要观念时，历史家才开始注意到社会进步的一些现象。我们真正应该知道的是社会的自然历史。我们需要的是一切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国家成长和组织的知识。在这中间我们当然要叙述它的政权；尽量少谈其中掌政权的人，而尽量多讲它所表现的机构、原则、方法、成见、腐败等等；这种叙述不只包括中央政权的性质和活动，也应该包括地方政权一直到它们的最小部分。当然让我们对宗教政权也有同样的描述——它的组织，它的行动，它的权力，它和国家的关系；同时还有礼仪、信条和教义——不只要那些名义上相信的，而要那些真正相信的和实际照办的。让我们同时也知道在社会习俗——爵位、礼仪和称谓形式——中表现的阶级对阶级的控制。也让我们知道其他调节户外户内人民生活的一般习惯，包括涉及两性关系和亲子关系的那些习惯。还有迷信，从那些较重要的神话直到常用的符咒，都应该指出。接着应该阐述生产制度，说明分工到什么程度，贸易怎样调节——由阶级、行会调节还是用其他办法；雇主和被雇佣者有什么关系；分配商品的是什么机构；交通方式是些什么；周转的通货是什么。同时，应该从技术上叙述生产工艺，指出所用的过程和产品质量。此外，应当讲授国家各级文化情况，不只讲教育的种类和年限，还要讲科学的进步和流行的思想情况。应当讲授在建筑、雕塑、油画、衣着、音乐、诗歌、小说中表现的审美文化。也不应该忽视大概地讲述人民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和娱乐。最后为了把整个联系起来，应当揭示从他们的法律、习俗、格言、行动中看到的各阶级的道德理论和实践。这些事实，要求说得简单明确，综合和排列应该使它们能从全局上了解，能把它们看成一个大整体中的一些相互依存的部分。目的应该是通过讲述这些事实，使人们易于察觉其中的共同点；为的是明白哪些社会现象和其他的哪些现象共同存在。各个时代的有关叙述应设法说明每个信念、制度、习俗和措施是怎样改变的；前面的机构和作用中的共同点怎样发展成后来的共同点。只有关于过去时代的这种知识才能对于一个公民在调节他的行为中有用。只有可以叫做描述的社会学的那种历史，才是唯一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而历史学家能完成的最高职务就在于能叙述一些国家的生活来供给比较社会学的资料，并且供给资料使日后能找出社会现象所遵守的根本规律。

但是要注意，尽管假定有了适当数量的真有价值的历史知识，缺乏钥匙还是用处不大。而钥匙只在科学中能找到。没有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概括，就不可能合理地解释社会现象。人们只有从经验中稍微了解人性才能理解社会生活中最简单的事实，例如供求关系。如果说获得社会学中最基本的真理，都一定要多少懂得人们在一定情况下一般是怎样思考、感受和行动才行；那么对于人们的身心一切能力不充分熟悉，就显然无法精通社会学。抽象地把这事加以考虑，显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由个人组成；在社会中所做的一切都由于个人的联合行动；所以解释社会现象只能从个人行动着手。但是个人的行动以他们本性的规律为转移；不了解这些规律就无从了解他们的行动。而这些规律，归根到底，证明都是从一般身心的规律派生的。所以结论是，生物学和心理学是解释社会学所必需的。简单地说，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生活现象，都是生活的最复杂的表现，都符合生活的规律，而只能在了解生活规律时才能了解。那么，为了调节人类活动的这个第四范围，如前所述，我们要依靠科学。在教学科目中通常所讲授的知识，在指导一个人做公民的行为上很少用处。他所读的历史只有一小部分有实际价值，就是这一小部分他也没有准备去正当运用。他对描述的社会学，不只缺乏资料，就连那概念本身都缺乏；同时他也缺乏那些有机物科学的法则，没有那些法则，即使有了描述的社会学也不能给他什么帮助。

现在我们到了人类生活中剩下的一个范围，包括闲暇时间消遣和娱乐的那个范围。在考虑了什么训练能最好地在保全自己、谋生、尽父母的职责和调节社会政治行为各方面做好准备之后，现在我们要考虑什么训练能为这些范围中所未包括的各项目的，为了欣赏自然、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做好准备。照我们这样把它们推迟到那些对人类福利关系较密切的事情后面，又照我们这样拿实在价值去检验一切东西；或许有人会认为我们不免有点轻视这些次要的东西。如果这样，那可是再大不过的错误。但我们对于审美文化和娱乐的价值估计并不比任何人低。没有油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人生乐趣会失掉一半。所以我们决不认为这些爱好的训练和满足无关重要，我们相信今后它们会在人类生活中比现在占有更大的份额。到了自然的力量已经完全被人征服供人使用，到了生产的方式已经达到圆满地步，到了劳动力已经节约到最高程度，到了教育已经安排得当，能比较迅速地为较重要的活动做好准备，到了因此而有大量增加的闲暇时间，那时候艺术和自然中美的东西就很合理地在所有人的心中占很高地位。

但是同意审美文化对人类幸福大有帮助，是一回事；承认它为人类幸福中根本必需，又是一回事。无论它多么重要，它必须让那些与生活职责直接有关的那几种文化领先。像在前面已提到的，有了使个人和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那些活动，文学艺术的创作才有可能；得到可能性的东西显然要放在使它可能的东西的后面。养花的为了花来培育一株植物；他承认根和叶的价值主要在于有了根和叶才会有花。可是虽然从最后产品看，花是压倒一切的东西，但一个养花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根和叶有很大的内在重要性；因为要靠它们才能有花。他无微不至地培养一株欣欣向荣的植物，也明白如果只着急要花朵而忽略了那植物，则是很笨的。我们面前的情况也是一样。建筑、雕塑、油画、音乐、诗歌等等，的确可以说是文化生活中的花朵。但是尽管认为它们有这样超出一切的价值，以致压倒使它们生长的文化生活（只怕不好这样说），还是要承认必须首先考虑建立一个有健全文化的生活；而为此服务的培育工作必须占最高地位。

我们教育制度的缺点在这里就看得最明显。它为了花而忽略了植物。为了想美丽就忘了实质。这个制度不供给有助于保全自己的知识；对于帮助谋生的知识，它只粗略给一点，而让大部分到日后生活中去碰运气取得；对于完成父母的职能它全不顾到；对于公民职责它给予了一堆知识，许多是无关的，剩下的也缺乏钥匙；它可是勤勤恳恳地教那些增加虚文华饰的东西。尽管我们充分承认精通现代语言是个有价值的成就，承认通过阅读、谈话、旅行，那成就能帮助我们得到一些光彩；也决不能因此就说为了取得这结果而牺牲十分重要的知识是正确的。假定古典教育真能使人文辞优美得体，还是不能说文辞优美得体同熟悉教养儿童的指导原则有同等重要。尽管承认读了古典诗歌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欣赏能力，还是不能认为这种欣赏力的提高同懂得健康的规律有同等价值。这些才艺、艺术、纯文学以及一切组成我们所谓文化之花的东西都应该全部放在为文化打基础的教育和训练之下。他们在生活中既是占闲暇的部分，在教育中也应该是占闲暇的部分。

既认清了审美的真实地位，也指出了其培养虽然应该一开始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可是应该居次要地位；我们现在就要问，为了这个目的，什么知识最有用，什么知识能为剩下来的这一个活动范围作好准备。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和从前的一样。这样说法可能出人意外，但是确实每种最高艺术都以科学为依据，没有科学，既不能有完美的创作，也不能有充分的欣赏。许多负盛名的艺术家可能不具备一般人心目中的那种狭义的科学；但是他们既都是敏锐的观察者，他们就经常具有一些组成科学最低阶段的经验概括；这些概括得不够多和不够准确，就是他们的造诣经常远远达不到完美境地的一部分原因。艺术作品既然都多少代表客观或主观现象，作品只有越符合这些现象的规律才能越好，而艺术家又必须知道这些规律是什么才能去和它们符合；从演绎来推论，艺术必须依据科学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个演绎推理的结论，我们很快就可看出来是同经验吻合的。

准备从事雕塑的青年人一定要熟悉人体骨骼肌肉的分布、联系和动作。这是科学的一部分；需要告诉他这些东西，免得他犯那些不懂得这些事情的雕塑者所犯的许多错误。力学原理也是必要的；经常发现的一些严重的力学上的错误，就因为一般都缺乏这知识。为了一座塑像的稳定，从重心向下的垂直线，叫做“方向线”的，必须落在支座以内；而因此一个人“稍息”站着，一腿直立一腿松弛的时候，方向线是落在那直立着的腿的范围内的。但是就有不少不熟悉平衡理论的雕塑者在表现这姿势时使方向线落在两只脚中间。不知道运动量定律也引起类似的错误；例如著名的掷铁饼者的雕塑，照那站法，只要把铁饼抛出，人就非朝前倒下不可。

在绘画中科学知识的需要就更突出；如果不是理论知识，至少要是经验的知识。中国画的古怪还不是由于它完全不顾外貌的规律，由于它那个不合理的线性透视和缺乏空中透视吗？儿童图画的错误在哪里，还不是多半由于不懂得事物的外貌是随情况转移而同样地缺乏真实性吗？只要回忆一下教学生的那些书本和演讲；考虑一下拉斯金127的评论；或看看拉斐尔128以前的画家的作品，你很可以看出油画的进步中就意味着在怎样表达自然效果那方面知识的增长。如果没有科学的帮助，最认真的观察也难免有错。每一个画家都会同意除非知道在指定情况下一定有什么外貌，时常就会看不出它来；而要知道一定有什么外貌就要在那程度上了解外貌的科学。因为缺乏科学，杰·路易士（Lewis, J.）先生尽管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画家，可是却把一个格子窗的影子用清晰的线条画在对面墙上；如果他熟悉半影的现象就不会这样做了。因为缺乏科学，罗塞蒂129注先生见到了某种带毛的表面在特殊采光情况下有奇特的彩虹色现象（这彩虹色是因光线经过毛发的衍射引起的），就错误地在不可能有这种彩虹色的表面和位置上也都画上了。

说音乐也需要科学的帮助，会引起更多的惊讶。但是可以指出，音乐只不过是把情绪的自然语言加以理想化；因此音乐的好坏一定要看它是否遵照这个自然语言的规律。由于感情的不同和感情的强弱而引起声调的各种抑扬顿挫是音乐发展的根源。这些抑扬和顿挫也可以进一步看出不是偶然的或武断的；而是由某些生活活动的一般原理所决定的，因此它们就能表达情感。因此，乐句和它们所组成的旋律只在与这些一般原理协调时才能产生效果。要在这里恰当地举例说明这种情况颇不容易。或许指出那一些涌进客厅来的毫无价值的故事民歌就够了，那些作品都是科学所不容许的。它们对科学所犯的罪恶就在于用音乐写下一些观念，而这些观念中的情绪并没达到要求音乐表达的程度；它们的罪恶也在于所用的音乐短句与所表达的观念之间并无自然联系，尽管其中有些是情绪的观念。它们之不好就因为不真实，而说它们不真实就是说它们不科学。

甚至在诗歌中也有同样情况。同音乐一样，诗歌的根源就在那些有深厚感情时的自然表达方式。它的节奏，它的强烈的多量的比喻，它的夸大的形容，它的极度的倒装，都只是把激动语言的特点加以夸张而已。所以诗要作得好，就必须注意激动的语言所遵循的那些神经活动规律。在加强这些激动语言的特点和加以组合的时候，还需要适当注意分寸，决不能把一些办法不加限制地使用；而要在思想中情绪最淡薄的时候少用诗歌形式；在情绪增长时多加使用；只有在情绪非常高涨的时候，才尽量采用这种形式。如果完全违反了这些原则，结果不是空洞高调，就是庸俗打油。对它们注意不够，就产生说教式的诗。因为人们很少完全遵守这些原则，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艺术性很差的诗歌。

任何一种艺术家，不只是不懂得他所表现的现象的规律就不能创作真实的作品，而且还必须懂得他作品的各个特点怎样影响观众和听众；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任何艺术品所产生的印象显然是以接触它的人的心性为转移的；所有的心性既然有些共同特点，那就必然有些相适应的一般原理；而只有遵照这些原理，艺术品才能成功地创作出来。除非艺术家能看出这些一般原理怎样从心智的规律中产生，他是不能充分了解和应用它们的。问一幅画的构图好不好，实际是问看画的人的知觉感情是怎样受它的影响。问一出戏是否编得好，就是问其中情节的安排是否恰当地照顾到观众的注意力，恰当地避免了过分刺激任何一类感情。同样地，在安排诗歌或小说的主要部分时，在组成一句话的单词时，效果的好坏就看有无技巧使读者少费精力和不过分受刺激。每个艺术家在他的教育和日后生活中都形成了一套准则来调节他的实践。归根到底，这些准则必然都归结到心理学的原理上。一个艺术家只在了解了这些心理学原理和有关的推论的时候，才能够在工作中同它们符合。

我们从来不相信科学会培养出一个艺术家。我们认为艺术家必须了解客观和主观现象的主要规律，但是并不认为这些规律的知识可以代替自然的知觉。不但诗人，就是各种艺术家都是天生的，而不是人为的。我们说的是，天生的能力必须借助于系统的知识。直觉能做的事很多，但是做不了一切。只有天才和科学结了婚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不但艺术创作的最大成就需要科学，充分地欣赏艺术也需要科学。为什么一个成人比儿童更能够看出图画中的美，还不是因为他更多了解图画所表现的那些自然或生活中的真理？为什么一个受了教育的绅士欣赏一首好诗要比蠢汉高明得那么多，还不是因为他对事物和活动有较广泛的认识，使他在诗中见到许多那蠢汉见不到的东西？假如必须多少熟悉所表现的内容才能欣赏那种表现的形式（这儿已看出显然是这样），那么要充分欣赏某种表现形式就非充分了解它所表现的内容不可。实际上一件艺术品所表达的真理多一些，观众、听众和读者的内心就多一分愉快，不懂得这些真理的人就得不着这个愉快。在任何一定分量的作品中，一个艺术家如果能多指出一些现实，他就多触动一些方面的能力，多启发一些观念，多给人们一些满足。但是要得到这些满足，一个观者、听者或读者必须知道艺术家所指出的现实；而要知道那些现实就得要有那么多科学。

现在让我们不要忽略另一件大事，即科学不但是雕塑、绘画、音乐、诗歌的基础，而且科学本身就有诗意。目下流行的把科学与诗歌对立的看法是个错误。作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说认识和情绪有些相互排斥，当然不错。思考力的极端活动容易使感情迟钝，感情的极端活动容易使思考力迟钝，也无疑是不错的；就这方面说，各种活动都是彼此对抗的。但要说科学的事实毫无诗意，或科学的修养就一定不利于想像的运用或美的爱好，那就不对了。相反地，科学正是在那些不懂科学的人看来全是茫然的地方去开辟一些富有诗意的领域。研究科学的人经常告诉我们，他们体会所研究的对象中的诗意，并不比别人欠鲜明，反而更鲜明清楚。任何阅览过休·米勒130的地质学著作或读过刘易斯131的《海滨研究》的人都会发觉科学是在激发诗意而不是在扑灭它。每一个考虑过歌德（Geothe, J. W.）生平的人都看得出诗人和科学家可以并存而从事同等分量的活动。如果说一个人对自然研究得多了就会不那么尊敬它，难道不真是荒谬和几乎亵渎的信念吗？你会设想一滴水，在俗人眼中看来只是一滴水，而一个物理学家懂得了它的元素是由一个力量集结在一起，而那力量突然弛放时可以引起闪电，在他的眼中那滴水会失掉什么吗？你会设想在普通人不经意地看来只是雪花的东西，对于一个曾在显微镜中见过雪的结晶的奇妙多样形式的人不会引起一些较高的联想吗？你会设想一块划了些平行线痕迹的圆岩石，对一个无知的人和一个知道一百万年前冰河曾在这岩石上滑过的地质学家，能激起同样多的诗意吗？事实上，一个从未做过科学探讨的人对于他四周的诗意大部分是茫然无知的。一个在青年时代未曾采集过植物和昆虫的人对于乡间小道树丛能引起的莫大乐趣就懂不到一半。没有寻找过化石的人就很少知道发现那宝藏的附近有些什么带诗意的联想。住在海边然而缺乏显微镜和养鱼箱的人，就还要从头学习海滨的最大乐趣是什么。看到许多人忙于细微末节而忽视最宏伟的现象，真是令人伤心。他们不求了解天体的结构，却埋头钻研关于苏格兰玛丽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私生活的无聊争辩！对于一首希腊诗歌去考证辩论，可是对上帝在地球的地层上写下的伟大史诗却一眼都不瞧！

因此我们看出就是为了人类活动中剩下来的这一部分，正确的准备工作还是靠科学的文化。我们看出美学一般必须以科学原理为根基，而只有熟悉这些原理，工作才能完全成功。我们看出对艺术品的批评和适当的欣赏需要懂得事物的组成，也就是要懂得科学。我们不只看出科学是为一切形式的艺术诗歌服务，而且看得正确的话，科学本身就富有诗意。

 

到这里，我们的问题是从指导人类活动方面来看各种知识的价值。现在我们要从训练方面来评判各种知识的比较价值。题目的这一部分要说得比较简单些，好在也不需要长篇大论。既然已经找到为了一个目的什么是最好的，我们就可推论到为了另一个目的什么是最好的。我们很可以肯定，在获得那些调节行为最有用的各类知识中就包含了最适宜于增强能力的心智练习。假如需要一种培养来取得知识，又需要另一种培养来做心智练习，那才是完全不符合自然的巧妙节约的原则的。在整个生物界中随处我们都见到能力的发展是通过发挥原定的作用得来的，而不是通过一些为了准备这些作用而订出的练习。印第安人在实际追击动物中获得了使他成为打猎能手的敏捷性和灵活性；而从他生活中各项活动所得到的体力平衡就比任何操练所能给的更好。他那个从长期实践中得到的追踪敌人或野兽的本领，就包含远远超过任何人为训练所能给予的知觉敏感。其他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从那些由于经常辨认要追赶的或要逃避的远距离事物而获得远视眼力的布西门人布132，到由于日常练习而能同时加几行数字的会计员，我们都看得出熟练的技能是完成生活条件所要求的职责的结果。我们可以预先肯定这条规律适合于整个教育。在指导上最有价值的教育必然同时在训练上也最有价值。让我们来看看例证。

在普通课程中占显著地位的语文学习据说有个优点，就是能够增强记忆。大家都认为这是文字学习所特有的优点。但是实际上科学供给更广大的园地去练习记忆。要记住太阳系的一切，已经不简单；要记住关于我们所在的银河已知道的一切就更难。化学中日益增加的化合物，多得除教授外很少人能数得清；而要能记住所有这些化合物的原子结构和亲和力，如果不是以化学为终身职业的人就几乎不可能。地球外壳所呈现的大量现象和其中化石所呈现的更大量的现象，就是地质学研究者多年钻研才能掌握的事。在物理学的每个主要部分（声学、热学、光学、电学），事实多得使任何想全部学会的人都害怕。我们来谈有机物的科学，在记忆上就要求更大的努力。只讲人体解剖学，细节是这么多，以致青年外科医生要下五六遍工夫才能牢记住。植物学家辨认出的植物有三十二万多种，而动物学家所研究的各种动物估计有两百多万种。科学家面前的事实积累得这么多，所以只有详细分工才能进行研究。每个人具备本部门充分知识之外，只能加上有关部门的一般知识。科学就是只学到大致不差，肯定地已经进行了适当的记忆练习。至少，它在对这个能力的训练上同语言一样地好。

但是现在要注意，只就训练记忆这一点看，科学如果不比语言更好，至少也同它一样好；而从所训练的那种记忆上看，科学却优越得多。在学语言的时候，心中要形成的观念联系大都是同一些偶然的事实符合的；而在学科学时心中要形成的观念联系多数是同一些必然的事实符合的。字句和意思的关系当然从某一点看是自然的；这些关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定的距离，虽然很少能追到起点；而这个起源的规律就组成心智科学的一部门——语言科学。但是因为并没有人会主张在通常学习语言的时候要一贯地追溯字句和意思的自然关系，解释它们的规律，我们就必须承认一般是当做偶然关系来学的。在另一方面，科学所表明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如果教得正确，学生也是照这样理解的。语言使我们熟悉一些不含推理的关系，而科学使我们熟悉一些推理的关系。一个只是练习了记忆，另一个却同时练习了记忆和理解。

其次要注意，作为一种训练的手段，科学比语言还有一个优越得多的地方，就是它培养了判断力。法拉第133教授在皇家协会所作的关于智育的演讲中说得好：智慧上一个最普通的毛病就是缺乏判断力。他说：“整个社会不只不懂得判断力的培养，而且不知道它不懂得。”他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缺乏科学的培养。他这个结论显然是对的。对于周围一切事物、事件、后果的正确判断，只有在知道周围现象是怎样相互依存时才有可能。无论怎样熟悉字义都不能保证作出正确的因果推论。只有经常根据材料作出结论，再从观察和实验中去检验它们，才有力量判断得正确。科学的最大优点之一就在于它使这种习惯成为必需的。

科学还不只在智慧训练上是最好的，在道德训练上也是一样。学习语言如果产生影响，就容易更增加对权威已经过分的尊敬。这个这个就是这些字的意思，字典或教师是这么说的。那个那个就是这件事的规则，语法是这么说的。在学生方面，这些是当做毫无问题的定论来接受的。他内心的态度经常是屈从于这些教条式的教学。而必然的结果是形成对任何定论都囫囵吞枣地接受了。科学的培养就产生一个完全相反的心智情调。科学经常要求各人用理智去判断事物。人们不是单纯根据权威来接受科学的真理，而是所有的人都可自由地去检验；不但如此，通常还要求学生自己作出结论。科学研究的每一步骤都要经他判断。在他还未见到一件事的真实性以前并不要求他接受。这样就使他相信自己的本领；由于自然一贯地支持他的正确推论，那信心就进一步加强。从这一切，他就获得了独立性，而这是品质中一个最有价值的因素。科学的培养所赐给的道德上的益处还不只这个。当工作尽量在独创研究的方式下进行的时候（工作也本来应该经常这样做），还锻炼一个人的坚毅和诚实。廷德尔134教授谈归纳研究时说过：“那就要求耐心苦干，和虚心诚恳地承认自然所展示的东西。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真正的虚心，对自己的一切敝帚自珍的成见，只要看出同真理冲突，都愿意放弃。相信我的话罢，一种前所未闻的、相当高贵的忘我精神，常常是在科学的真实信徒的个人经验中体现出来的。”

最后，我们还要肯定——我们不怀疑这个肯定会引起极端惊讶，就是肯定科学的训练比我们通常教育的训练优越，因为它提供宗教的修养。当然，这里我们不是从平常的狭义来理解科学和宗教两个词，而是从最广的和最高的涵义来理解的。对于挂着宗教名称的一些迷信，科学当然反对；但是它并不反对那个只是被这些迷信隐蔽了的本质的宗教。在流行的科学中无疑地有很多充满着非宗教的精神，但那些透过表面进入精深的真正科学却并不是这样。

赫胥黎135教授在最近一系列演讲的结束时说过：“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双生姊妹，把一个从另一个分开，一定会使双方死亡。科学的繁荣同它的宗教性成精确的比例；而宗教的兴盛也同它所根据的科学深度和坚实性成精确的比例。哲学家的伟大成就，比较少的是他们智慧的成果，比较多的是显著的宗教心情指导那智慧的成果。真理的出现由于他们的耐心、热爱、专心忘我，也比由于他们的锐敏的逻辑要多。”

并不像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科学是非宗教的；忽视科学才真是非宗教的，不去研究周围造物所生的一切才是非宗教的。用一个平凡的比喻。假定一个作家每天受到一些阿谀奉承，假定经常有人歌颂他作品的智慧、伟大、美妙，假定这些不断歌颂他作品的人都满足于看他作品的外表，从不打开书本，更不去想看懂它们，我们对这些表扬应该怎样估价？我们对于他们的真诚有什么看法？将小比大，这就是一般人对待宇宙和它的造因的做法。不只这样，还要糟些。他们不只对每日宣称为美妙的东西不加研究，而且时常骂那些下工夫去观察自然的人，说他们是在做些无关重要的事，他们实际上轻视对这些奇妙事迹表现任何积极兴趣的人们。所以我们要重复地说，非宗教的不是科学，而是对科学的忽视。对科学的忠诚就是一种无言的崇拜，默认所学事物的价值，即意味着崇敬事物的造因。这不只是口头上的崇敬，而是在行动中表现的崇敬；不只是语言上的崇敬，而是用花时间、思考和劳力证明了的崇敬。

真正的科学不只在本质上是宗教的。它的宗教性还在于它对一切事物所表现的那些运动中的一致性产生深厚的崇敬和绝对的信仰。通过经验的积累，科学家彻底相信现象中固定不变的关系，因果的固定联系，好坏结果的必然性。他所见到的不是传统信仰中人们妄想尽管违反规律还能获得的奖赏或可以幸免的惩罚，而是事物的命定组成中就有奖惩，违反规律就不能逃避恶果。他看出我们所必须服从的规律是无从改变的，而且也是对人有益的。他看出如果按照这些规律，事物总是会越来越完美，并且使人们越来越感到幸福。因此他就经常坚持这些规律，如果人们违反它们，他就感到愤慨。这样，他在承认事物的永恒原则和遵守原则的必要性时，就证明了他的内在的宗教性。

最后，加上科学的另一个宗教方面，就是只有它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我们自己，理解我们同存在中一切奥妙的关系。科学告诉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同时告诉我们在什么限度以外就无法知道。它不是用教条式的断语来教导我们无法了解事物的最后原因，而是从各方面把我们带到不能超越的边界，从而使我们清楚认识到那是无法了解的。它通过一个一切别的事情都做不到的方式，使我们意识到在超出人类智慧的事情面前，人类智慧是多么渺小。对于人们的传统和权威，它的态度可能骄傲；对于隐蔽绝对真理的那个不能透过的帷幕，它的态度却是谦逊：一个真实的骄傲和一个真实的谦逊。我们说，只有诚实的科学家（这称号所指的不是那个只去计算距离、分析化合物、标记品种的人，而是那个从低级真理追求高级真理以及终久发现最高真理的人），只有真正的科学家，才能真正知道那表现自然、生命、思维的宇宙全能是怎样完全超出人类知识和人类理解的范围的。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为了训练，也为了指导人类活动，科学都有最主要的价值。从各方面影响看，学习事物的意义比学习字句的意义要强得多。不论是为了理智的、道德的或宗教的训练，研究周围的现象要比研究语法字义有绝对的优越性。

这样，对于我们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这是从所有各方面得来的结论。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为了那个叫做谋生的间接保全自己，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的职责，正确指导的是科学。为了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国家生活，使每个公民能合理地调节他的行为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钥匙是科学。同样，为了各种艺术的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的准备也是科学。而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开始似乎很麻烦的问题，经过我们的探讨，变得比较简单。我们用不着估量各种人类活动的重要程度和在各方面给我们做准备的不同学科；因为我们已看到，学习科学，从它的最广义看，是所有活动的最好准备。我们用不着在价值较大但只是习俗的价值的知识和价值较小但是是内在价值的知识之间加以取舍，因为我们看出在其他方面最有价值的知识就是最有内在价值的；它的价值不是凭舆论得来，而是同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一样固定不变的。它的真理既是必然的和永恒的，所有的科学就经常同所有的人有关。在目前和在遥远的未来一样，人们去了解身体、心智、社会方面生活的科学，对调节他们的行为肯定地具有无法计算的价值；而他们应该了解一切其他科学作为生活的科学的入门。

可是比其他一切都重要的学习，在一个自夸有教育的时代中却最少受人注意。尽管我们叫做文化的东西，没有科学根本就不能产生，科学却在我们所谓的文化训练中几乎算不了一个显明的因素。虽然由于科学的进展，原来只够几千人生活的地方现在有几百万人在生存，可是这几百万人中只有少数几千人对于使他们能生存的东西表示关心。虽然由于事物性质和关系的知识的增加，已经不只使游牧部落成为人口众多的国家，而且还使这些人多的国家中的无数人，过他们那少数赤身裸体的祖先所不能想到或不能相信的舒适和愉快的生活；可是这种知识，在我们最高学府中还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勉强承认。由于逐渐认识一些现象中一贯发生的并存情况和先后出现的次第，由于找出了一些不变的规律，我们才能摆脱严重的迷信。要不是有了科学，我们就会还在拜物，或当众牺牲人命去求神鬼保佑。可是这个使我们抛弃对事物的低级概念而多少见到造物的宏伟的科学，却在我们神学中被排斥，在教坛上受鄙视。

套用一个东方寓言，我们可以说在很多知识的家庭中，科学是个家庭苦工，默默无闻地隐藏着一些未被公认的美德。一切工作都归到她身上，一切便利和满足都是由于她的技能、智慧和忠诚而获得；而在不断尽力为他人服务时，她总被压在后面，使她的高傲的姊妹能向外界卖弄她们的漂亮。这比喻还可以进一步。因为我们很快要到这场戏的结束了，到变换位置的时候了；当这些高傲的姊妹降到应该受到的冷落的时候，被公认为最有价值和最美的科学，就要统治一切。

115　文身——针刺或割破皮肤并注入颜料而在身体上造成的瘢痕或花纹。在大洋洲、亚洲、非洲的某些民族中，这种风习比较普遍。他们把文身作为一种装饰。——译者注

116　洪波尔特（Humboldt, Alexander, 1769—1859），德国的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译者注

117　奥里诺科，委内瑞拉河流名。——译者注

118　斯皮克（Speke, John Hanning, 1827—1864），英国探险家。——译者注

119　战争油饰（war-paint），未开化部落的人们出去打仗前在身上涂抹的颜料。——译者注

120　头皮（scalp），北美印第安人剥取敌人的头皮当做胜利品。——译者注

121　宗谱纹章学（heraldry）是研究门阀纹章之学。——译者注

122　菲几尼亚（Iphigenia），希腊传奇文学中Agamemnon和Clytemnestra的长女。——译者注

123　欧氏管一名耳咽管，指由中耳通至咽喉的管道，为意大利解剖学家欧斯达氏（Eustachio1524？—1574）所发现，故名。——译者注

124　城市名，位于英格兰汉普郡。——译者注

125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前525—前456），希腊的悲剧诗人。——译者注

126　但丁（Dante，1265—1321），意大利诗人，著有《神曲》。——译者注

127　拉斯金（Ruskin, John, 1819—1900），英国美术批评家。——译者注

128　拉斐尔（Raffael, 1483—1520），意大利画家。——译者注

129　罗塞蒂（Rossetti, Dante Galriel，1828—1882），英国画家和诗人。——译者注

130　米勒（Miller, Hugh, 1802—1856），苏格兰地质学家和作家。——译者注

131　刘易斯（Lewes, George Henry, 1817—1878），英国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1858年著《海滨研究》（Seaside Studies）一书。——译者注

132　布西门人（Bushman），南非布西门族的人。——译者注

133　法拉第（Faraday, Michael, 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译者注

134　廷德尔（Tyndall, John, 1820—1893），爱尔兰物理学家。——译者注

135　赫胥黎（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