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师演讲人生的哲学

刘学智

我与赵馥洁老师相识已有34个年头。1982年初我留校任教，接受政教系安排，开始承担《中国哲学》的教学任务。说实话，当时我对中国哲学的认识甚为初浅，除了在大学阶段选修了几门中国哲学的相关课程，并不曾潜心深究。为了能够胜任，我决定请益于师。早闻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老师《中国哲学》课讲得很好，且曾经是师大政教系的老师，政法学院恢复后又回到该院，但一直没有机会谋面。听说他正在为该校的哲学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原著选读”，于是经裴大洋老师的介绍，我就慕名前去听课。记得听赵老师的第一节课，就是韩非子的《解老》。赵老师以他极具感染力的讲授方式，把本来十分枯燥的原著课讲得生动而有趣，我被他的讲授大大吸引，以后我每周都去听课，大概经过了不到一个学期。以后除了听课，只要有赵老师的学术报告或者讲座，我都尽可能地去聆听。

与赵馥洁老师的近距离接触，大约是从1986年开始。当时师大历史系的赵吉惠老师和赵馥洁老师等，计划编写一部《中国儒学史》。那是“文革”结束后不久，虽然当时已非“文革”时的“谈儒色变”，但至少人们对儒学的认识还远没有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很敬佩二位赵老师的胆识和敏锐的眼光!蒙二位老师抬爱，我承担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一编的撰写任务。到1988年，书稿初成，河南中州出版社把作者们安顿到四川万县一个条件很简陋的林业部门的招待所，进行书稿的初审工作。在这个时候，我与赵老师有了较多时间的接触。我们一起开会、讨论，一起吃饭、散步，同时也有了向二位赵老师请教中国哲学有关问题的机会。赵老师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详细的解答，有时还以商讨的口气，和我们一起讨论许多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赵老师是那么地和蔼可亲，那么地平易近人，他那极具亲和力的交谈方式，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感觉与赵老师交谈，亲切而又温暖，平实而又深刻，他的一些谈吐常常使人眼前一亮，大有醍醐灌顶之感!在我的记忆中，与二位赵老师相处，既无情感的隔膜，亦无精神的压力，有时竟感觉是一种精神的极大享受!记得当时一起在场的除“二赵”外，还有臧振、徐兴海、石军和西北师大的刘建丽等朋友。会后我们还一起游了诸葛亮曾“躬耕陇亩”的襄阳隆中以及历史文化名城洛阳，赵老师一路上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许多相关的历史典故，有时还会以小小的幽默逗得大家开心一笑。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赵老师宽厚的品德，睿智的谈吐，风趣的话语，总能把大家吸引到他的周围。他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长者”之一，其实当时赵老师还不到50岁!

以后更多的接触是在陕西中国哲学史学会以及多次学术会议上。赵老师时任学会会长。每次中国哲学史学会开会，赵老师总能拿出成熟且有见地的意见与大家分享。赵老师每每以渊博的学识，缜密的思考，清晰的逻辑，严谨而准确的表达，把所讲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且极富哲理，听后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听他讲话，常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虽然他用的是地道的陕西方言，但一点也不感觉别扭，反而更感亲切。

我和赵老师有过多次出行，记得有一次，大概是2010年，陕西省政府组织了一次赴台湾进行交流的“陕西周”活动，其中有一支由黄帝陵基金会组织的学者团队，我和赵老师、刘宝才老师、考古泰斗石兴邦先生，以及黄帝陵基金会孙天义会长等一同前往。参加了学术交流会之后进行考察期间，我和赵老师、刘宝才老师常一起结伴而行。赵老师对他人的关心，令我感动!记得我们有次到台湾一个有名的森林公园参观，一路沿台阶而上，刘宝才老师视力不太好，本该由我来扶刘老师，可是，赵老师却一直拉着刘老师的手，搀扶着刘老师一路前行。看到这一幕，我心头为之一热，赵老师宅心仁厚的品德已深植于他的日常行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实刘老师比赵老师仅仅大两岁!

我发现，跟赵老师在一起，随时都是学习的良机。多年来，我有多次机会和赵老师一起，参加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和陕西师大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每次答辩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向赵老师学习的好机会。一是赵老师对每位学生负责的态度，让我深受教益。他能对每篇参加答辩的论文的优劣短长分析得细致入微，既能准确地肯定其优点，也能明确地指出其缺点，特别能对其中的学术问题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地予以阐发，使学生和听者为之折服，深受教益。二是他态度诚恳，总是以爱护学生、关怀学生为出发点，从不把个人的喜好或情绪带到学生的论文答辩中，既不夸大优点，也不偏袒不足。由于他做事能出于公心，所以对学生论文的分析和评价总能做到深刻、公允、平和、公正，表现出一位谦恭、宽厚、智慧的长者形象，令人敬佩!三是赵老师为人谦卑，待人厚道，同时又不失幽默。我特别喜欢听赵老师在每次论文答辩后的“感言”，他总能言简意赅、条理明晰地把同学们论文的总体优点、思想闪光、存在不足加以概括性述评，又饶有风趣地对同学的答辩风格做出生动形象的概括，最后又对同学寄予殷切的希望。所以每次听完赵老师的“感言”，觉得似乎上了一堂不可多得的课。可以说，这些仅仅是赵老师从教生涯中的剪辑。五十年来，他以循循善诱的方式氤氲莘莘学子的青春梦幻，以春风化雨般的真情播种理想的翅膀，以润物无声的从教艺术掀开知识的晨曦，成为广大师生喜爱的老师。

在学术研究方面，赵老师的成就是大家公认的。他不仅在哲学原理、中国哲学价值论研究方面引领风骚，而且在中国哲学的诸多领域如关学、儒道哲学等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是关于中国哲学价值论方面的代表作，被大家已习惯地加以运用的一些提法，如儒家的道德价值、道家的自然价值、墨家的功利价值、法家的权力价值等，都是赵老师第一次提出或最早表述的，他的这些概括或表述，后来几成大家探讨中国哲学价值论的公认范式;他对张载思想特点的把握以及他对关学思想特征、核心精神的提炼，都在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是就是这么一位令人尊敬的博学的学者，却在学生、晚辈面前显得十分平和、虚心。他从不以老师、学者自居，与学生、晚辈既能平等地交流，和蔼地交谈，又不失原则和严肃。对于后生的不足，赵老师也总能诚恳地指出，其平易中渗透着真诚，平和中彰显着宽厚，同时在真诚、宽厚中又不失应有的严肃，严肃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关爱!正因其作为严师诤友的品格，赵老师受到师友们的敬重与热爱。赵老师对人对事总能出于公心。有了公心就有公正，有了公正就合乎“道”。所以赵老师与我们的交往，就是君子之交，我们在一起不谈恩怨，不涉是非，平淡而又情深。与之交谈，抛掉的是心中的困惑、烦恼、负累，收获的是为人之道，为学之方。与赵老师交谈，没有压力，没有不快，总是感到那么亲切、轻松、温暖，“相忘于道”!

重要的是，他对学生、晚辈取得的成绩，总是能给予客观地评价和充分地认可，唯有尽力帮助之心，绝无贬损打压之意!即使学生有考之不周、论之不详乃至失误之处，他也总是以善良平和之心指点出来。记得我在1991年写《中国哲学的历程》一书时，曾与赵老师交换过意见，赵老师到我当时住的小屋与我促膝交谈，给予我许多具体的指导和精神的鼓励。书稿初成后，赵老师还曾给它起了个书名，叫《中华智慧的轨迹》，当时我感觉这个书名非常好，但后来考虑为便于与讲述的《中国哲学》课相衔接，故突出了“哲学”二字，采取了田文棠老师的建议，用了现在这个书名。书出版后，赵老师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到这本书，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如果不是太忙，先生本来还要为我写一篇书评呢!2000年前后，我正在组织一些作者编写《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编写之前，我也曾与赵老师交换过意见，赵老师也给予了我精心地指导。期间他和张岂之先生都给我以热情的鼓励和支持，鼓励我大胆去做，支持我努力前行。我们还邀请张先生担任了该书的主编，赵老师仍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帮助我。该书在初稿完成待出版之时，也曾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曾使我们的书在最后冲刺时受到严重干扰，我的心情也跌至低谷。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张先生和二位赵先生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也许这套丛书真的会中途夭折。该书出版后，赵老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在《光明日报》发表专文《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长河”》，给予了中肯而高度的评价。

赵老师对我们学会工作的支持更是令人难以忘怀。陕西的儒学研究、关学研究都是在赵吉惠老师、赵馥洁老师的关怀和积极参与下开展起来的。记得1991年、1999年在眉县太白山下召开的两次有关张载关学的学术研讨会，都是在时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的赵老师以及赵吉惠、葛荣晋二先生的积极努力下召开的。两次会议都开得很成功。在第一次会议期间，在二位赵老师的倡议下，成立了张载关学与实学研究会，这是后来的“陕西张载关学与实学研究会”、“陕西孔子研究会”的雏形和基础。之后于2006年，我们正式成立了“陕西孔子研究会”，隶属于陕西省哲学学会。当时哲学学会的会长仍是赵馥洁老师。没有赵老师的大力支持和斡旋，这两个研究会不可能顺利成立，也不可能有效地开展工作。记得在陕西孔子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赵老师作了热情洋溢而又发人深省的发言。印象最深的是，赵老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并不一定需要我们，而今天的我们一定需要孔子”。是啊，孔子已经远离了我们，但孔子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我们需要弘扬孔子的文化精神，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矫正种种社会病态。赵老师还就如何研究孔子提出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当今时代，研究孔子应有一个新的坐标，应该进行视界融合。这种视界融合应是历史、时代、中国、全球四种视界的融合。通过历史性视界以确定孔子的本来面貌、真实思想、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通过时代性视界以阐发孔子思想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的时代意义;通过中国性视界以发现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蕴含的智慧资源;通过全球性视界以发掘孔子思想的普世价值和对于维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大意义。”同时他还注意到我们陕西学人的一个特殊的视界，就是“关学视界，探讨关学与孔子儒学的内在联系和关学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认识关学的特征，弘扬关学的优秀精神。”赵老师的发言，不仅在当时对我们学会，对我们的儒学研究和关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学会成立后，赵老师不仅一直支持我们的工作，而且还被聘任为“陕西省孔子研究会”名誉会长，直接指导了学会的工作。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学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对凝聚省内各界同仁进行儒学研究和普及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其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每当遇到困难、挫折特别是受到一些莫须有的指责或莫名的误解时，我也常常会灰心丧气，甚至想放弃担任的工作。在这个时候，赵老师就会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要我认识到凡有人群的地方总有矛盾，不要一遇到挫折就言弃，并一面帮助我解决问题，一面鼓励我继续工作。总之，赵老师一直是我学习、工作遇折不饶的精神支柱，是我勇往向前的方向指南，更是我在困难和挫折时前行的精神动力。在我的印象中，凡是我组织的会议，赵老师只要没有非常特殊的事都每每到场。而我也养成了一种习惯，每次组织大型的会议，只要赵老师在场，我的心理就非常踏实、坦然。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到场”，但对于一位70多岁高龄的长者来说，能与一些年轻的朋友坐在一起，就是以自己的行动对我们工作极大而真诚的支持啊!

2011年，陕西省参事室(文史馆)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关学文库》，即要对800余年关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包括搜集、点校、辑佚等)和研究。出版社聘请张岂之、赵馥洁二先生任学术顾问，聘我和西大校长方光华教授担任总主编。之后的四年多，我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关学文库》的编纂工作中去，我和光华校长不仅要负责整套丛书的体例制订，考虑工作的全盘进展，发现问题及时引导和纠正，检查进度，处理一些难以预料的紧急情况等，而且我本人还担负点校《冯从吾集》、《泾野经学文集》以及撰写《关学思想史》的繁重任务。有段时间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多次想打退堂鼓。好在有张先生、赵老师的鼓励和支持，有出版社朋友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才使这一任务最终有了结果。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大部分书稿已经印出，全部出齐已指日可待。在《文库》的整个编写过程中，一直得到张先生、赵先生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参与。赵老师还以72岁高龄亲自承担了《关学精神论》的撰写任务，这不仅让我感动不已，也对整个团队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关学文库》编纂的整个过程中，也遇到过难以想象的困难，时间紧迫，经费紧张，人员难寻，文献难觅，经验不足等等，但是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们鼓劲，促使我们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和挫折，继续向前。记得在《文库》启动工作会议上，赵老师强调要重视对关学精神价值的挖掘，并对编写组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要用里程碑的眼光要求《关学文库》的质量。”要树立精品意识，并希望我们“能真正编出一部在文献上立得住、在学术界用得上、在社会上让普通人看得见、在历史上能传下去的精品力作”;强调“要有自觉的使命意识”，“要用关学精神整理关学文献”。赵老师的要求和希望，既是我们编写组全体成员的工作指南，也是我们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赵老师的话在后来的编写过程中真正地发挥了指导和激励的作用。不过，我们虽然尽力向赵老师要求的目标迈进，但限于能力、时间等原因，说实话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赵老师所以能成为大家喜爱的老师、成为人格的典范，关键在于赵老师的人格境界!其人格境界源于赵老师对生活真谛的觉解，源于他对人生本体的了悟。赵老师做事一不求名，二不求利，他曾决然辞去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职务，专心治学。赵老师喜欢写诗，以诗言志。每有新作，常给我发来与我分享。其中印象最深的《登泰山》诗中有句云:“人世灯光忙闪耀，云间星斗自从容”，我觉得这是能流传千古的绝妙诗句!是啊，社会生活中，许多人熙熙为利，嚷嚷为名，风风火火，如灯闪耀，可是那云间的星斗，却超然物外，淡定自若，从容不迫!这句诗正是赵老师生活态度、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

光阴流转，师恩难忘。三十多年来，赵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位前辈之一。赵老师是启迪我智慧的导师，是激励我不断进取的良师益友!感谢赵老师!

(陕西师范大学)

(2015年8月10日为纪念赵老师从教五十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