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及其学科的发展

生态学是人类在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生态学”概念由德国学者赫克尔首先提出，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这个定义反映了生态学的最基本的特征，即生物不仅具有适应复杂变化的环境的能力，而且与其生存环境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揭示了生物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称相互作用。正是凭借着对这种“关系”的强调而不仅仅是生物自身解剖特性的研究，使其逐渐从生物学中独立出来。

早期的生态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个体和物种与其生存环境的生物学关系的研究上。到19世纪末，生态学拓展到生物群落的范围，并随之出现了“食物链”、“金字塔营养结构”、“演替”等重要概念。进入20世纪后，由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问题，使注重“关系”的生态学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勒创造性地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指出生态系统是有机体与其生存的环境不可分割并密切相连的一个整体，生态系统中的每个成员与其他成员都以相互依存的形式存在。一些生态学家看到了其中的哲学意蕴，如爱默生就认为，在研究生物个体利益怎样为群体利益铺平道路的过程中，生态学已经有能力“为伦理学提供一个科学的基础”^[2]。此后，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动植物生态学水平上，生态学家们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生物圈整体，并把人的活动及其与生物圈的关系也纳入到研究的领域。经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的环境保护运动以后，生态学逐渐成为一门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科学。

随着进一步的发展，生态学也开始走出纯生物学的圈子，进行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结盟。20世纪70年代，阿伦·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思想就是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建构的尝试。深层生态学的有两个基本准则：一是“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二是各种生命形态“能够与其他生命同甘共苦”。^[3]奈斯认为，人与自然关系之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使人类社会自身得到发展，不能将二者在价值上刻意地进行主客体之界分，而应视之为一种和谐的同构体。相较西方传统机械论世界观而言，深层生态学思想提供给人类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促使哲学范式发生了转变。这种“新范式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它强调整体而非部分。它也可以被称为生态世界观，这里的‘生态’一词就是深层生态学意义上的，现在它已经作为现代环境思想领域的术语被广泛接受”^[4]。

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生态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它融合了系统论的思想，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不断交叉，成为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形成了有别于古典和近代生态学的现代生态学。作为“联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纽带”^[5]，生态学所隐含的思想观念逐渐显示出强大的理论力量，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生态化”的倾向。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派克和伯吉斯最先采用生态学方法从事社区研究，被称为人文生态学。他们认为：“人文生态学方法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不能缺少的一种见解、方法和知识，并应成为社会科学的总基础。”^[6]里格斯、高斯把生态学借鉴运用到行政研究领域，创立了行政生态学。他们借用生态学中生命个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系统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政府系统的成长。里格斯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行政系统本身，而应该跳出行政系统，从社会这个大系统来考察行政，亦即考察一国的行政与该国的社会环境的关系。^[7]

在企业管理领域，巴纳德开创了商业管理生态研究的先河。他把环境分成只是作为背景的、不重要的事物以及能够对实现目的明显起促进作用或阻碍作用的事物。“这种辨别一旦实行，决策就在萌芽之中了，其形式是在各种备择方案之中作选择。这些备择方案或者是利用有利因素，消除或绕过不利因素，或者是改变目的。”^[8]组织学家汤·伯恩斯把组织分为“机械式的组织形态”和“有机体的组织形态”，前者适合于相对稳定的环境，是一种高度官僚的组织体系；后者适用于不稳定状态下的环境，是一种灵活的、敏感的组织。^[9]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学者更多地将组织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保罗·霍肯在其著作《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中，利用生态思想系统探讨了商业活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并指出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是设计而非管理问题，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才是我们唯一的真正出路。之后，詹姆斯·弗·穆尔出版了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与战略》，利用生态学原理初步建立了企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明确地将生态学的原理用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提倡企业应该和谐共生于一个丰富且利益相关的动态系统中，力主共同进化，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注入了新的理念。

教育生态学的兴起最早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等国。早在1966年，英国教育学家阿什比就已经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10]的概念。阿什比在他著名的《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中首次提出并应用了“高等教育生态”这个概念，提出了“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的著名论断，为高等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克雷明把教育视为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统一的系统，他在1978年发表的《教育生态学中的变革：学校和其他教育者》论文中指出：“生态学的概念是有用的，因为它强调联系。”^[11]另外，华盛顿大学的古德莱德则侧重于微观的学校生态学研究，首次提出学校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概念，目的在于从管理的角度入手，统筹各种生态因子，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率。^[12]在国内，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教育生态化、高等教育生态发展观等方面。范国睿指出，生态化是21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路向。^[13]潘懋元认为，运用生态学思维来探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全面与长远。^[14]贺祖斌认为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指出生态可持续之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15]有学者大胆预言，“现代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未来教育将呈现生态化的发展趋势，这可能预示教育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教育生态化时代”^[16]。

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显示出勃勃生机，生态学思想已经在教育教学领域泛起了层层波澜，运用生态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指导大学战略管理也应该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