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规划到战略解码培训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发展时期，外部环境的复杂变迁和大学竞争的日益加剧使得高校运用战略管理成为必要，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大学办学自主权的逐步落实使高校进行战略管理有了可能，“学校战略规划的时代已经到来”^[1]。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跨越发展的“黄金时代”步入艰难前行的“生存时期”。一方面，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在高等教育运行经费中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外部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同时，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大，并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一些大学却因办学模式趋同和教育质量低劣而应对不足，导致社会对大学的信任度不断下降，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使得大学的生存合法性进一步遭到社会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拓展成长空间来保证办学资源的获得？如何保证教育质量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大学管理者必须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大学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相互比拼，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呈现出一派无序的竞争图景：一些重点大学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打着名校招牌大办成人教育，一些普通高校热衷于通过改名合并、扩张新建来提升办学层次，一些高职高专因缺乏办学特色而门前冷落。无序的竞争不但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人才培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严重脱节，教育质量低和就业难问题正在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面对复杂变迁的外部环境，大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对生存和发展高枕无忧了，从战略的高度考虑大学的发展方向，以务实的行动提升组织的生命力，日益成为中国大学管理者的一致共识。

不可否认，我国许多大学已经认识到了战略管理对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尝试运用战略指导大学发展，决意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并力求长远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些高校的战略管理活动仍然还停留在战略规划的层面和水平上，战略管理思想并没有真正在我国大学管理实践中扎下根来，不少大学陷入了“不谈战略不行，有了战略也不起作用”的发展困境。

作为一种管理思维，战略管理要求大学管理者从整体出发，着眼于大学未来的长远发展，强调大学对外部环境的主动适应，按照大学发展规律进行管理活动。然而，对于体制内生存的个别中国大学领导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完全领会战略管理的实质，虽然言必称“战略”成为他们的“习惯”，但是在运用战略管理时不是变了味就是走了样。比如，个别学校把口号当作战略，学校的领导们整天忙着参加各种会议、会见各级政府要员或接受媒体的采访，要不就是天南海北到处访问，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大学的战略问题，在这些大学领导心中战略思维是没有地位的，或许在他们看来战略根本就是无用的。但是，为了装点门面或是应付差事还是要制定战略的。于是，没有系统的外部环境分析，也没有细致的内部条件分析，只是在一堆关于师生规模、科研经费、学位点建设之类数字的基础上提出口号式、格式化的“战略”——这样的大学战略要么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要么实施方案仅仅流于形式而缺乏可操作性。还有，一些学校运用战略管理时过分强调竞争和效率，忽视战略的长远性和整体性：战略重点过分追求眼前的办学成绩，忽视长远的社会效益；战略目标过于政治化和功利化，忽视大学组织的核心价值观；战略举措过于倚重行政权力推动，忽视大学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合力。这样的战略管理或许仅仅是为了满足个别高层决策者的某种偏好和一些学术权威的既得利益，必将导致大学资源配置发生不合理的倾斜，使大学整体目标的实现在“局部最优化”中化为泡影，把学校推向“追求卓越”的困境。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存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大学战略管理实质的认识不清，对大学战略管理价值的理解混乱。因此，对大学战略管理的实质内涵和价值取向问题进一步厘清是有效运用战略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一种管理方式，战略管理强调科学化的方法和民主化的程序，强调战略管理过程的系统性和动态性。然而，我国大学实施战略管理的机制并不完善，这充分反映在各个高校的战略管理实践之中。一是战略规划机制不健全。战略规划过程中学术人的“集体失语”使战略规划成了行政部门的游戏，各方广泛参与大学管理的局面没有形成。正是因为战略规划中多方参与机制的缺失，造成战略规划的内容过于偏好行政效率和组织绩效而忽视大学学术人员的价值追求和切身利益。二是战略实施机制不健全。在战略规划完成以后，战略目标、战略措施需要细化和分解，并落实到部门的具体计划之中。但是，往往由于一些职能部门的“衙门”作风盛行，院系实体各自为政、“独霸一方”，加之教师身上知识分子特有的独立和偏执，各方很难形成有效的互动，事关大学发展全局的战略管理往往仅体现为某职能部门的责任，关键部门和教职员工没被真正纳入战略管理体系，使得战略实施中的各项工作缺乏协调协作，各种资源缺乏整体配置，战略实施效果欠佳。三是战略评估机制不健全。目前大学战略管理中评估环节的缺失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能根据战略进程进行动态的评估与控制，使得战略在执行过程中不自觉地发生漂移和走样，无法保证大学战略的有效实施；在环境变化时不能及时根据战略评估对战略目标、重点、举措做出调整，从而失去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透视分析大学战略管理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揭示战略管理和大学持续成长之间的内在关联，探寻中国大学有效运用战略管理的基本策略，成了本书重点关注的内容。

自从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主宰人类以来，人们就十分热衷于预测和控制，对线性思维有着一种天生的迷恋。毋庸置疑，“统治型”的组织模型和“科学化”管理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规则和效率，并使长期计划在特定的时空下成为可能。但是，机械论世界观主导下的传统战略管理理论侧重于对实体要素的静态分析，忽视事物之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倾向于追求简单、明晰性原则，忽视事物所固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组织和环境的复杂化程度的不断增加，一直在传统战略管理理论丛林中占主导地位的战略规划学派开始寻求理论和方法上的转型。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教育机构必须具有更强的适应力和应变的能力来为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服务”^[2]，可是，当前大学中比较流行的战略规划却仍是基于传统的机械论世界观：假设大学外部环境的变化是相对稳定的，大学能够预测它周围的环境变化；认为大学战略是由学校管理层制定出来并且自上而下贯彻实施，不能随意改变。于是，大学战略规划成了静态、线性的过程，成了可预见、可把握的具体方案。显然，这种简单、机械的战略规划管理观不能帮助大学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适应性地发展，大学需要新的战略管理思维。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实践需求的角度还是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都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视野转换。伯顿·克拉克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比25年前提高了。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已呈几何级数增加。没有办法减少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因为任何个人都无法控制经验世界。他们所能作的就是有选择地进行研究。在有选择地探索高等教育的复杂现实的过程中，求助于若干最有关系的学科和它们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大好处……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就像所有灯光都照射在舞台上。”^[3]借鉴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创新成果，结合大学组织和战略管理活动的基本特性，本书尝试在大学战略管理研究中引入生态学方法。事实上，战略管理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经历着的一场重要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以牛顿力学为主要表征的机械论范式向以生态学研究为主要依据的有机论范式的转换。生态学是解决复杂性问题的桥梁，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研究大学战略管理，就是要从大学生态系统整体出发，强调战略管理的系统性和动态性，追求的是大学可持续成长的完美状态。虽然理想的完美状态可能是很难达到的，但这却能够为大学战略管理实践注入了一种积极性向度。在当今大学内外部生态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坚持这一点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