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生态学的诞生与成长

20世纪50～60年代，欧洲、北美和中国都注意到各自的环境问题，开展了一些工程与生物相结合的矿山、水体、林地和水土流失等环境的恢复和治理工作，恢复生态学也随之成长。

（一）诞生与起始成长期

1973年，Farnworth 和Golley 编著了《脆弱的生态系统》（Fragile Ecosystem）一书，提出了热带雨林恢复的研究方向。

1975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召开了题为“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Recovery and Restoration of Damaged Ecosystems）的国际会议，第一次专门讨论了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和生态恢复过程中的原理、概念与特征等重要的生态学问题，并呼吁要加强对受损生态系统基础数据的收集与生态恢复技术、措施等方面的研究。

1980年，Carins主编的《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过程》（The Recovery Process in Damaged Ecosystem）一书出版，8位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受损生态系统恢复过程中的重要生态学理论和应用问题。

同一年，Bradshaw 和 Chadwick 出版了《土地的恢复、退化土地和废弃地的改造与生态学》（The Restoration of Land, The Ecology and Reclamation of Derelict and Degraded Land）。此书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在矿业废弃地进行生态修复的研究成果。

1983年，在美国召开了“干扰与生态系统”国际研讨会，探讨了干扰对生态系统不同层次的影响。

1984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了恢复生态学研讨会，300多位生态学家出席了会议，会议提交的论文强调了恢复生态学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并提出了恢复生态学在保护与开发中起桥梁作用的观点。

1985年，是恢复生态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Aber和Jordan 提出了恢复生态学的科学术语；第二，美国成立了“恢复地球”组织，该组织成立后开展了森林、草地、海岸带、矿地、流域、湿地等生态恢复实践，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第三，国际恢复生态学会（The Society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ternational, SER）在美国成立，这标志着恢复生态学学科的正式诞生。

紧接着Bradshaw 于1987年提出了生态恢复是检验生态学理论的酸性试验（acid test），这是恢复生态学的核心思想之一。

同年，Jordan等出版了《恢复生态学：生态学研究的综合途径》（Restoration Ecology: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Ecological Research）。该书详细介绍了栖息地生态恢复的科学理论与实践方法。恢复生态学被初步确定为生态学的一门新的应用性分支学科。

1989年9月，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五次欧洲生态学会研讨会上，将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作为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二）快速成长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恢复生态学进入快速成长期，学术会议频繁召开，论文、专著增多。

1991年，在澳大利亚举行了“热带退化林地的恢复国际研讨会”。

在恢复生态学的发展进程中，1993年又是一个关键年份。

首先是国际生态恢复学会主办的Restoration Ecology期刊创刊，开始发表国际上恢复生态学领域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力地促进恢复生态学的发展。其次，英国著名恢复生态学家Bradshaw 在该刊发表了Restoration Ecology as a Science重要论文，进一步确立了恢复生态学的学科地位及其在退化生态系统中的理论意义。还值得提出的是，同年在香港举行了“华南退化坡地恢复与利用”国际研讨会，较深入地探讨了我国华南地区退化坡地的形成及恢复问题。

1994年，在英国举行的第6届国际生态学研讨会上，恢复生态学被列为现代生态学15个主要议题之一。

Urbanska 和 Grodzinshn 于1995年编辑出版了《恢复生态学在欧洲》（Restoration Ecology in Europe），系统介绍了欧洲恢复生态学的主要实践和研究成果。

1996年，国际恢复生态学会在瑞士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恢复生态学会，会议着重指出了恢复生态学在生态学中的重要地位，并强调了恢复生态学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这次大会，进一步推动了恢复生态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

国际著名的Science期刊，1997年连续刊载了7篇关于恢复生态的论文，较深入地探讨了不同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的机制和途径。同年，Urbanska等人，编著出版了《恢复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Restoration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书，论述了生态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把可持续发展融入到恢复生态学的理论体系中，促使恢复生态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

（三） 全面发展期

进入新世纪，恢复生态学得到全面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恢复生态学成为生态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的热门议题，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成果不断涌现。

目前，世界各国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和论文发表，论文除了在恢复生态学期刊，如 Restoration Ecolog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Restoration, Restoration and Reclamation Review, Land Degradation and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ngineering 发表外，还有一些研究论文在Science、Nature以及相关专业刊物上发表。Ecology Abstracts等国际性文摘，也开辟专栏转载恢复生态学的成果。

一些创新性的思维、理念不断被提出。比如，2000年在英国召开了第12届国际恢复生态学大会，其科学主题是“以创新理论深入推进恢复生态学的自然与社会实践”。此次大会强调恢复生态学的实践依赖于其理论创新；特别提出了恢复生态学的生态哲学观；强调恢复生态学的研究必须进行学科交叉，必须实行专家、政府和民众的充分合作。

2001年在加拿大召开了第13届国际生态恢复大会，其科学主题是“跨越边界的生态恢复”。会议议题着重围绕跨越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著名的“大湖”（Great Lake）区域的生态恢复”展开。会议强调指出，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只有自然边界，而没有政治边界。

Hobbs（2001）指出，如果我们坚持保护我们的星球，地球的生态系统的修复及其提供的服务将是我们生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恢复生态学要应对这一挑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具有一个足够成熟的概念或广泛应用的理论基础；具有一个适当的战略或战术来应对经常遇到的棘手问题；具有融入政策和实践的足够通路，使它能快速并有效地应用。Hobbs还指出，生态修复是土地管理在当今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02年，在美国召开了第87届美国生态学会年会暨第14届国际恢复生态学大会。其主题是“了解和恢复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系统的理论和概念是生态恢复实践的理论基础。

在2003年以“生态恢复、设计和景观生态学”为主题的第15届国际恢复生态学大会上，着重指出了设计和景观在生态恢复中的重要性，并强调设计不要违背生态学的基本原则。

应着重指出的是，2004年国际恢复生态学会提出了判断生态系统恢复是否成功的九个标准。包括具有与参考点相似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原生种的出现，维持长期稳定性所必需的功能群的出现、正常功能的发挥、对自然干扰的弹性、潜在压力的消除、物理环境维持种群持续性的能力、与景观的融合性和自我维持性。

以“生态恢复的全球性挑战”为主题的第17届国际恢复生态学大会（2005年），强调从生态系统到全球的生态恢复尺度，从科技到文化的生态恢复方式。

2007年在美国召开的第18届国际恢复生态学大会，围绕“变化世界中的生态恢复”这个主题，充分显示了恢复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已与全球热点研究领域，如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农业、草地、湿地、森林等的生态恢复问题紧密相连。

同年，Temperton（2007）指出，生态恢复必须进行模式的转变。首先必须改变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研究模式，实行实践与理论紧密相结合；其次要改变生态恢复与社会、管理、艺术脱节的现象，实行科学与艺术相结合。Choi（2007）认为，恢复生态学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完整性的一个新的策略，是生态理论走向实践的适应性试金石和一个未来的希望。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区委员会2012年在韩国济州岛发布了《保护区生态恢复：原则、准则和最佳实践》（Ecological Restoration for Protected Areas: Principles, Guidelines and Best Practices）指南，对保护区的生态恢复有指导意义。

值得提出的是，2012年1月，在印度海得拉巴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的第11次会议，有来自193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认为，生态系统恢复是公认的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星球保护计划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恢复生态学家越来越被要求参与大型项目，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和挑战。在会上，印度提出了“海得拉巴路线图”，建议168个生物多样性签字国共同努力，为在未来15年恢复和重建世界各地退化生态系统和景观的目标而共同努力。会议认为，在全球生态系统层面上的生态修复，需要政府间组织（IGO）或者非政府间组织（NGO）的通力合作。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些国家提出了国家或区域尺度的生态系统修复规划，如印度提出了“绿色革命”（National Mission of Green India）、韩国提出了“绿色增长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Green Growth），以及南非的“长期水工作计划”（Working for Water Programme）、卢旺达“森林和景观恢复计划”（Rwanda Forest Landscape Restoration Programme）、巴西的“大西洋森林恢复契约”（Atlantic Forest Restoration Pact）等（Aronson,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