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爱国”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王江涛

1933年2月9日，牛津辩论社（Oxford Union）发起一场辩论，题目是“我们不会为国王与国家战斗”（This House will in no circumstances fight for its King and Country）。辩论结束后，听取辩论的学生们需要用脚投票，从写有“赞成”（Ayes）和“反对”（Noes）的门里走出。最后的结果，275票赞成，153票反对。

事后，《每日电讯报》用一个极具噱头的头条报道了这场辩论——“不忠诚的牛津大学”（disloyalty at Oxford）。大部分英国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看完报道后，异常愤怒。一位驻扎印度的军官在接受采访时感到十分困惑：“这些年轻人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该不会都这样想吧？”

8天后，丘吉尔发表演讲，称这场辩论的结果为卑鄙、无耻的宣言：

伟大的国家决心捍卫国家的荣耀，为国家的存亡献出生命。在德国，眼神清澈的青年们唱着古老的歌谣，走上街头，要求应征入伍，他们急切地寻找着最厉害的战争武器，时刻准备着为他们的祖国抛头颅、洒热血。在意大利，狂热的法西斯主义源源不断地催生出对国家的责任感。在法国，尽管他们内心向往和平，但已经全副武装，决心以强国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当这些国家的青年们读到牛津大学的这条新闻时，英国的青年不会为国王和国家战斗，你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嘴角浮现的轻蔑笑意。

2013年，牛津辩论社发起一场题为“是否应该为爱国主义而骄傲”（This House is Proud to be Patriotic）的辩论，这场辩论与80年前的那场辩论似曾相识，从“反对”门里走出的学生比从“赞成”里走出的多20位。

如今，在许多国家，是否应该爱国都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不应当爱国的理由并不是说爱国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相对于国家，值得热爱和追求的事物还很多，比如真理、人权、民主、自由等等。随着现代社会日益成为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承认并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谁也不会否认，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高尚的品质，问题在于，爱国主义是高于抑或低于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它如何才能与其他价值观相协调，这是爱国主义在现代社会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缺乏固定衡量标准的现代社会，如何才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如何才能继续葆有爱国主义精神？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针对这一点所提出的：爱国属于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民主属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属于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这种“各司其职”的提法固然化解了爱国与其他价值观的冲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将其统筹起来，如何理顺这些异质的价值观，是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哲学工作者面前的时代任务。

不管是1933年还是2013年的牛津辩论，反对爱国主义的理由都有着相似的逻辑：什么叫做“爱国主义”？如何区分“爱国”“爱党”“爱女王”“爱民族”“爱政府”？如果连定义都不清楚，何谈爱国主义？或许你感激某个政策，但你其实爱的是政府或政党，等这届政府换届或执政党下台后，难道你就不再爱国了？或许你爱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这位老太太，但这到底是个人魅力的爱慕还是对国家领袖的崇拜？或许你不喜欢你国家里的某些民族，可他们是你的同胞。你只喜欢某些族群，那么你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如今英格兰与苏格兰仍旧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假如有一天分裂成两个，到底爱哪一个才算是爱国？爱国主义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概念。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论爱国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我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何谈爱国呢？因此，在讨论爱国之前，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国家到底是什么？

国家在英文中对应三个不同的词：state，nation以及country。三者各有侧重：state指法律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指民族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指领土意义上的国家。

state是依赖抽象的法律制度建构起来的政治组织，更侧重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依赖抽象的法律将公民团结起来，原本与人保持着血肉联系的地域、家庭、民族、宗教、文化等自然因素统统被抽离，人被抽象成拥有理性和自然权利的自然状态下的理性人，他们通过契约等法律机制建立起国家。这种国家概念诞生于16世纪的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诸国的主要任务就是摆脱罗马天主教会的牵制，争取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有一句拉丁谚语“在谁的地盘信谁的教”，描述的正是主权国家的权威。如果爱国被理解为热爱主权国家，这种爱国主义其实表达了一种世俗主义的诉求，它要求公民对国家政府的认同必须高于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认同。^[1]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所针对的早已不是罗马天主教会，而这种对政府的认同却被当作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保留下来。

nation原本指民族，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主要形式后，nation也可以指代国家。热爱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民族主义。假如我是一个英格兰人，我从小说英语，写英文，这种从小的熏陶使我对英格兰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尤其当英国与欧陆国家（比如法国）开战时，这种自豪感会迸发出异常强大的能量。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凝聚人心，也能分裂人心，它能使英国人团结起来与法国人作战，也能使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内讧。只有当国家由单一民族构成时，民族主义才能与爱国主义画等号。遗憾的是，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简单地把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画等号无异于是对爱国主义的降格。

country总是与特定的土地联系在一起，因而country除了表示领土国家，也有乡村之意。country强调居民与土地之间的内在关联，凭借人们对土地的自然情感将人们团结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就是爱长江长城，爱黄山黄河。这种类型的爱国主义在各个国家都具有最广泛的认同。爱国主义固然包含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然而，如果热爱的仅仅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忽略了建立在祖国领土之上的政治主体，往往会衍生出一种“我热爱祖国，可是我就是反对政府”的奇怪情感。一旦这种情感被承认为爱国情感的唯一来源，人们将陷入“阿尔喀比亚德悖论”^[2]的怪圈——人们永远无法界定“叛国者”，以至于“叛国者”的对立面“爱国者”的形象也变得模糊不清。

正如英文的state，nation，country无法完全传递中文“国家”的意涵，建立在这三种概念之上的爱国主义也仅仅是对爱国主义不同层面的反映。这些反映无不以对国家的静态理解为前提，似乎忽略了国家的历史维度。真正的国家必然是在历史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国家成长的历史也是国民生老病死、传宗接代的历史。在历史中，国家与国民一同创造着历史，也一同创造着彼此。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既是抽象的法律关系，也是实在的土地联系，他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命运不仅是国家与国民，也是国家主权与大好河山的纽带，青年兴则国家兴，反过来，国家兴则人人兴。这样的“命运共同体”必然也是休戚与共的“情感共同体”。

1933年的辩论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结局。尽管面对丘吉尔等人的批评，辩论发起者迪格比（Kenelm Digby）依然镇定自若：“我相信，投票结果不能代表多数大学生的看法，更不能代表这个国家青年的普遍想法。我确信，要是明天爆发战争，这里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蜂拥向招兵处，就像他们的父辈当年那样。”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牛津征兵处贴出了公告，招25岁以下的学生入伍。招兵处预计有3000人符合年龄标准。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2632个人去报了名。

这就是“不愿为国王和国家战斗”的牛津学生。

【注释】

[1]在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以前，除了犹太人，所有欧洲人都是天主教徒，受罗马天主教会的管辖。

[2]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的天才将领阿尔喀比亚德为了避免政敌的陷害，竟然逃亡敌邦斯巴达，他在斯巴达的演说中谈到，他深爱着他的祖国，但如今的雅典已经不再是他爱的那个雅典，雅典变成了一个堕落的城邦，因此他必须摧毁她，爱国的拳拳之心要求他必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