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民：上的衣服也万事了为点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郑培民

郑培民（1943—2002年），吉林省海龙县人。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至1992年，先后担任湘潭市委副书记、书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1992年10月至1995年10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后任湖南省委副书记。2002年3月21日，郑培民因病在京逝世，时年59岁。

一、重任在肩

“敬爱的首长，1990年你不辞劳苦亲自爬上我们崇山峻岭的苗寨视察，访问疾苦，你是第一个能深入到我们海拔1700米高山陡坡上的省委亲人……”这是一封2002年春节从湘西寄到湖南省委的信件，信封上收件人清楚地写着“郑培民”。对于郑培民来说，湘西留下了他太多的回忆。1990年5月，时任湘潭市委书记的郑培民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任州委书记。

郑培民曾说，当官的最高境界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而不是享清福。接到调令后，他从省城坐上火车，直奔湘西。经过14个小时的奔波，郑培民终于到达了这个以贫困出名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湘西落后，所以成为了省委力求脱贫致富的重点地区；因为湘西落后，才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干部改变这里的现状。所以，郑培民来了！

上任后郑培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哪个村子最穷？之后，郑培民去了叭仁村——湘西最穷的村寨。苗语的“叭仁”是“山顶上”的意思，叭仁村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位于山顶的悬崖之上。

到达叭仁村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体力，首先要从湘西坐车到达乡里，再徒步走上约12公里的山路。蜿蜒崎岖的山路不但狭窄而且陡峭，能亲自来到这里的领导很少。郑培民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深入人心，正是他的这一行为打动了这里的苗族群众。

“来湘西‘三生有幸’；为湘西‘埋头苦干’”，这是郑培民的心里话，也是他对湘西人民许下的承诺。他要挑起这里的重担，带领这里的人民脱贫致富。

要想改变现状，首先要解决湘西的供粮问题。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湘西人民都要承受断粮之痛。为此，郑培民开始推行“双两大”地膜玉米新技术。这项新技术能够实现粮食增产，却要付出更多的辛苦。郑培民没有做待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的指挥家，而是带领干部群众到田里，干起插秧摆苗的累活。

看到书记做出表率，群众都积极响应，使用并推行这一农业新技术。此后的一年中，全州再没有出现过断粮的窘境。解决了粮食问题，还需解决困扰了叭仁村多年的另一个问题——水。在这里，“滴水贵如油”。因为要想提水，就要走上16里路到山沟里去找。得知这一情况后，郑培民亲自到水源地进行考察，并且召集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自然条件设计和规划出了一个引水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方案实施顺利，彻底解决了当地群众的饮用水问题。在湘西的两年多时间里，郑培民几乎没有什么闲暇时间。他跑遍了全州218个乡镇，住过30多个乡镇，如果把各个村寨也都计算在内的话，那更是不计其数。

有一次，郑培民的妻子来到湘西看望他，差一点就认不出他来了。郑培民脚上穿着沾满泥巴的胶鞋，身上的衣服也布满了泥点，丝毫看不出是一位州委书记。妻子心疼丈夫，要帮他把鞋给刷干净，谁知郑培民却拦着她说：“还是不要刷了，每天都要穿，总要粘满泥……”郑培民为湘西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湘西人民的肯定。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的选举中，郑培民全票当选了州委委员、州委常委和州委书记。三个全票，三个荣誉，旁人羡慕地称郑培民是“三个百分百”，而郑培民却说出了不同的看法：“只有一个百分百，那就是全州人民对共产党百分之百的信任和感情!”

“培民书记视察路，访贫问苦鱼水亲。改变千古羊肠道，火禾公路暖人心。千言万语说不尽，永远难忘书记恩。”这是一首在湖南自发传唱的苗族山歌，歌中唱的是郑培民的事迹。他不怕挑重担，在凤凰县建设火禾公路的时候，他又成了挑担人。从规划图上看，即将修建的火禾公路简直细得可怜，但是对于火炉坪乡的居民来说，这会让他们的生活有很大改观。郑培民深知这一点，他说：“比起那些主路、要路，火禾公路的确不值一提，但是它在群众心中的重要性却大过天。”

公路修建期间，郑培民率领相关技术人员攀爬到悬崖峭壁上去勘察情况。郑培民的心脏不好，为了不耽误勘察进度，每次上山之前他都会把治心脏病的药带在身边。由于公路的配发资金没有及时到位，一向温文尔雅的郑培民还因此发了火，他责备说：“公路的配发资金不到位，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在郑培民的领导和监督下，绵延十几公里的火禾公路终于开通了。这条全州标准最高的乡级公路，把山里和山外相连，是火炉坪乡苗族群众的一条致富路。苗族村民不用翻山越岭，就能在家门口把自己种的西瓜卖出去，他们每次卖西瓜，就会有意在西瓜上拍一下，还会说一句：“这都是托郑书记的福啊!”每挑起一个担子，郑培民都会把它挑好，因为他知道，身为人民公仆，任何时候都是重任在肩。

二、教育功臣

郑培民在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和省委副书记时曾分管教育，在此期间，他为湖南省教育战线设立了一个奖项——教育功臣奖。而他在管理、调整和推进教育体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也把自己带入了“教育功臣”的行列。

在郑培民看来，教育无小事，学生的书包问题也被他重视起来。1992年的一天，郑培民为了研究学生的书包问题，特意组织省教委和省新闻出版局的负责人召开研讨会。召开这次会议并不是盲目而为，而是经过了仔细的调查。郑培民看到，街上的中小学生大都背着沉甸甸的书包，都快直不起腰了。他又到长沙市的一家新华书店寻找学生用的复习和辅导资料。一查才知道，多达100多种的复习资料各种各样，如果全都买下来的话要花费600多元。

针对这类情况，郑培民提出了若干问题：“这么多的学习资料压向学生，孩子们怎么受得了？家长又怎么受得了？”学生负担太重的问题一定要解决——郑培民下定了决心。他当即决定：“从现在起，凡是学生用书，先由省教委和新闻出版局审定书目，联合行文，并在报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学校按此向书店征订，汇总后连同原始订单送当地教委审核盖章再上报，上级新华书店还要将汇总情况报同级教委备案。今后双方每年都要联合检查，发现问题，严肃处理。”郑培民的这个决定，细致、到位，让所有与会人员连连称绝。

1993年冬的一天，外面下着大雪。郑培民冒着严寒亲自视察了常德师范、桃源师范和澧县一中等几所学校。视察结束后，郑培民感受颇深，立即组织召开讨论会。会上，郑培民发表看法：“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经济上要大，教育要让一让’，‘教育发展过热了，要冷一冷’。这是与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相违背的，必须坚决纠正。教育不是要降温，而是要升温!”郑培民正是带着这种“让教育升温”的态度，不断宣传教育思想，大力呼吁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

除重视书本教育外，郑培民还狠抓素质教育。1996年1月，郑培民带领在湘的全国政协委员考察汨罗市的教育情况。考察期间，郑培民先后在汨罗一中、财贸中专等8所学校旁听了课程，并且分别召开了3次师生座谈会。短短几天中，郑培民根据考察情况集中总结了5条经验：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建立和完善素质教育的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深化教学改革；改善办学条件，逐步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总结了经验，就要落到实处。郑培民说：“汨罗的经验对各级各类教育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实施科教兴湘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推广汨罗经验，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这5条经验的提出，无疑为扩大和提高湖南整体的素质教育开了个好头，领了条好路。

1991年，全省拖欠教师工资高达1亿元以上，仅一个暑假的时间，全省就流失教师6800多人；除此之外，全省所有教师中，有3万多人人均住房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2万多人根本没有分到住房。这样的待遇怎能留得住教师。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郑培民又急又气：“拖欠工资，住房狭窄，让我们的老师如何安心从教？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我们还谈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看清一切，就要纠正错误，正确对待。郑培民实施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督促省财政安排专款7400万元用于偿还拖欠的教师工资；推进“广厦工程”三部曲，即年底以前基本解决城镇中小学校教职工中无房户和人均居住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问题，至1997年底，使城镇大中小学教职员工人均住房面积和住房成套率基本达到当地居民住房平均水平，从1998年起，用3年时间实现规划目标。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很多教师打消了迁到他处工作的念头，甚至很多已经离开湖南的教职工又重新回来了。随着“广厦工程”进度的推进，崭新的“教师村”拔地而起，同时也牢牢地锁住了教师们的心。“孔雀东南飞”的局势被郑培民力挽狂澜，在湖南省，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一度被传为佳话。

在一年一度的“教育功臣”颁奖典礼上，郑培民亲自为那些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职工们颁发奖杯，那一刻他为获奖的教职工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其实，在人民心中，郑培民早已成为了真正的教育功臣。

三、与百姓为友

郑培民虽为领导，却从不高高在上，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有很多百姓朋友。苗家汉子张来福就是郑培民的朋友之一。他居住在凤凰县火炉坪乡，与郑培民的相识还要从张来福痛苦的经历说起。张来福的工作和生活远不像他的名字一样“来福”，而是“无福”。他在一次上山砍柴时不幸摔成了残疾，妻子也因长期在外打工而不能照顾家庭，导致儿子失学在家，这一切压得张来福喘不过气来，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当时，郑培民任州委书记，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亲自来到张来福的家中。张来福的家极其简陋，就是一间铺满草的棚子，可郑培民没有嫌弃，不但耐心地劝慰张来福，而且还在他的家中留宿了一晚。那天，郑培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向困难低头!”

之后，郑培民帮张来福修建了一间瓦房，给他送来家具、蚊帐和衣服。除此之外，郑培民还想到了张来福今后的生活该怎样继续，于是又送来了5只母羊。张来福的孩子也在郑培民的资助下重返课堂，妻子在郑培民的安排下从长沙回了家。郑培民的到来使张来福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连他的命运都从此改变了，真正地“来福”了。

郑培民因此与这位普通百姓成了朋友，此后的几年中始终没有间断联系。1998年4月7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郑培民特意来看望张来福，并提醒他要多去村里的图书室看书，依靠发展农业发家致富。两年后，郑培民再次来到张来福的家。这时的张来福已经事业家庭双丰收了，儿女成才，夫妻和睦，从前的5只羊也已经增加到20多只了，他在门口放起了鞭炮，喜气洋洋地迎接郑培民这位老友的到来。

在火炉坪乡，郑培民不止张来福这一个朋友。他的另一个朋友是位孤寡老人。有一次，郑培民到这里视察，发现村中有户人家只有一位老人，无人照料。于是，郑培民当天就住在老人家中，帮老人做饭、收拾屋子，并且照顾老人洗澡、睡觉。老人没读过书，又没见过什么世面，对大领导郑培民的屈尊，老人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做梦。郑培民笑着说：“我要和老人合张影，让老人看个够。”

盲人作家曾令超是郑培民在新宁县的一位朋友，他们的相识是源于一封信。曾令超原先是一名司法干部，在维护社会治安时不幸受伤，双目失明。虽然眼睛看不到了，但是曾令超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开始文学创作。1997年，曾令超给兼任省残联名誉会长的郑培民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为自己的作品题词。“郑培民的工作很忙，有没有时间看到这封信呢？即使看到了又有时间回信吗？”曾令超的心里开始打鼓。谁知，结果竟让他喜出望外。12月19日的下午，曾令超身边的电话铃响了。“你是曾令超同志吗？”——是郑培民打来的电话，“我在长沙，在省委。”此时，拿着电话听筒的曾令超愣住了，他没想到郑培民亲自打来了电话。这通电话打了足足有半个小时，郑培民在电话里询问了曾令超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问他有什么困难，还鼓励他说：“人有一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在危险中挺身而出，让他人活得幸福，自己负了伤，也是光荣的。”

听着电话里郑培民浑厚的声音和对自己的肯定，曾令超非常感动，他没想到自己竟能通过电话结识郑培民这样的朋友。在挂电话的时候，郑培民谦让地说：“你先挂电话吧。”曾令超再一次感受到了身为领导的郑培民，是如此的平易近人。此后，他们的每一次通话，郑培民都是如此地谦让。

一次难得的机会，郑培民与曾令超见面了。郑培民主动伸开双臂，拥抱了曾令超，并且抚摸了他脸上的伤疤，关心地问道：“阴天下雨的时候，伤疤还疼不疼？”之后，他们又谈到生活，谈到工作。郑培民语重心长地说：“要把湖湘文化的经脉深入作品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弘扬正义为天职。”曾令超虽然看不到郑培民的面容，却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真挚、平等、深厚的友情。

郑培民常说：“对老百姓是要讲感情的，人民群众就最讲感情。”他用自己的一片真心，换来了百姓的真情；他用真诚和平等，与百姓为友。

四、“不要闯红灯”

百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郑培民是“三不书记”——不唱高调，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政绩工程；也是“三民书记”——爱民、亲民、一心为民。这些真实的评价，总结了郑培民清廉为官，严于律己的一生。

郑培民对待百姓是无限的热情，对待贪污腐败却是一副冷面孔，用他的话说——对待身外之物要铁石心肠。有一次，有人想托郑培民办事，给他送了一箱鸡蛋，被郑培民拒绝了。但是这个人以家住的太远为由，说自己大老远地拿来，不好再拿回去。郑培民当时没有说什么，暂且把鸡蛋留下了。四天后，郑培民要到湘潭县视察工作，正好那位送礼的人也住在那里，于是他带上那一箱鸡蛋，原封未动地还给了送礼人。

郑培民不但这样要求自己，还教育家人不能有半点腐败的念头。有一次，郑培民的一位老同学到家中拜访，并把一个装满钱的信封交给了郑培民的儿子，还嘱咐说：“你替你父亲收下这些钱，你父亲是不会责怪你的。”当儿子把钱转交给郑培民的时候，郑培民没有责怪，而是用实际行动教育了他。

第二天，郑培民请送钱的老同学吃饭，分别时送给老同学两瓶酒，并说了句“钱在酒中”。郑培民委婉地把老同学送来的钱退了回去，使儿子明白了一切。在家人眼里，郑培民曾多次拒绝别人送来的钱物，有些还特别在退礼条上写道：“情浓钱淡，永葆清白。”

郑培民的廉政思想影响了全家人，他的儿子开玩笑地说：“在廉政问题上，爸爸守前门，妈妈守后门，我和姐姐守侧门。”郑培民是省委副书记，而他的妻子杨力求则是新华书店的一名普通职工。因为受了郑培民的影响，妻子在廉洁的问题上始终与丈夫站在一边。郑培民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某同志来家。我不在家，请我爱人转给我一封推荐信，并送来5000元钱，让力求旅游用，力求当即指出，这是送‘错误’给我们，绝对不能收。”

郑培民知道，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把孩子们培养得更好。每年的大年初一，他都要召开家庭会议，家人坐在一起讨论新一年的计划和打算。郑培民常对儿女说：“与其留给你们财富，不如留给你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读书就是在积累创造财富的能力。你们一定要甘于寂寞，甘于清贫。”

郑培民写的一笔好字且文采飞扬，他的文章常常被报纸、杂志发表。1990年，在郑培民准备离任湘潭市市委书记之前，他决定把攒下的1700多元稿费上缴。

当时，郑培民的儿子感到不解：“如果说是别人送来的钱，我们不能收，可是稿费是凭文章得到的，为什么也上交呢？”郑培民回答：“我的文章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果，不该归我个人。”

1986年，郑培民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临行前，他从财务室支取了5000元的差旅备用金。到党校报到后，郑培民按照规定缴纳了相关费用。之后，他把剩余的钱存到了储蓄所。党校的课程结束后，郑培民按时回到了工作地点。在报销了相关费用后，会计在金额上发现竟然多出了8.72元钱。郑培民解释说：“这是我预借差旅备用金余额的活期存款的利息，应该归公。”

一年中，郑培民在办公室的时间很少，基本上都去各村视察情况。当他到苗族的村寨视察时，那里的乡干部安排了当地群众敲锣打鼓地在门口迎接。见到这样的情形，郑培民批评乡干部说：“以后绝不能再麻烦老百姓了。”到了村寨里，郑培民很快融入了这片天地，和老百姓不分你我。想要了解百姓的生活，郑培民就直接掀开锅盖，看看他们吃什么；撩开蚊帐，看看他们盖的什么。郑培民的一举一动，深深地触动了他身边的秘书，使其为自己“嫌脏、嫌穷”的想法感到无地自容。

2002年3月，郑培民被临时调到北京工作。3月11日，他在与一同考察的干部讨论问题的时候，突发心肌梗死，当即被送往医院。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救护车疾驰，闯过了几个红灯。郑培民脸色很差，一字一顿地叮嘱说：“不要闯红灯。”说完，便昏迷不醒。然而，郑培民却没有再醒过来。他静静地走了，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工作；他静静地走了，他留下了让无数人为之感动的遗物：一个防腐账本、一本廉政记录和几十本日记。“不要闯红灯”，在郑培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诫人民：不要闯路上的红灯，也不要闯人生之路上的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