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学的分支学科

分支学科是当代学科高度综合与分化的必然产物，一大批学科依枝而长，衍生分化，把原有学科的研究引向深入，甚至另辟蹊径，柳暗花明。综合中的分化和分化中的综合，使当代的分支学科充满了生命力。同时，一门学科的分支学科体系的建构过程也集中体现了该学科的发展历程。秘书学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兴学科，改革开放、强化管理是其生成的根本动力，为了满足培养高级秘书人才的需要，秘书学和文书学、应用写作学作为秘书专业的主干性专业课出现在高校教学中，学科创建之初，由于秘书学本身的局限，人们对其分支学科并无认识，不仅如此，大多数研究者们是把秘书学作为行政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来认识的。随着秘书学的发展，秘书学作为一门独立性的综合学科的观念日益为人接受，人们开始关注秘书学的分支学科体系。

一、分支学科的创建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被部分学者视作分支学科的有二三十门之多。从产生方式分析，有以下几种：

1．从秘书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点上建立分支学科

秘书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有着丰富的相关学科群，研究者特别是理论研究者在研究秘书学的过程中，引进与吸收了相关学科的一些理论、方法，使其与秘书学互相渗透而形成交叉学科或横断学科，这是秘书学分支学科产生的一种常见的方式，秘书心理学、管理秘书学就是认可程度较高的两门分支学科。

2．以某一项秘书工作为依托建立相应的分支学科

秘书工作是秘书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秘书工作实务为研究内容的“秘书实务”是秘书学主要的分支学科，同时，对某一秘书工作的原理、程序、步骤和方法进行深入的、理性的探索和提炼，不断充实其内容，完善其知识体系，使得以某一项秘书工作为基础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如文书写作是一项重要的秘书工作，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秘书写作学，会务工作是秘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会议组织学。

3．对秘书学中的某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产生的分支学科

通过对秘书学深层局部对象的分化，对秘书学中的某一科目进行深入研究，如对秘书工作或者说秘书活动在中国的产生和演变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就形成了中国秘书史的知识体系，甚至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对秘书活动沿革过程中某一时期进行解剖，形成断代秘书学史。这也是秘书学分支学科产生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构建的框架

秘书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问题还需要得到历史的验证，因此笔者以为在秘书学学科地位尚未得到普遍认同的背景下，研究者们更需要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循序渐进地来建构秘书学学科体系。据秘书学的发展和研究现状，按历史、理论、应用三方面来建构秘书学学科体系还是适当的。

1．秘书史学

中国秘书史是研究我国历代秘书活动现象和规律的专门史。是在搜寻到翔实史料，运用正确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重现出历史上秘书工作的现象、规律。中国秘书学是历史学与秘书学交叉渗透而产生的秘书学的分支学科。由于以杨剑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扎实的研究工作，中国秘书史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秘书史学的专著，如杨剑宇的《中国秘书史》（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该专著填补了秘书史学的空白，荣获首届全国秘书学论著评比著作一等奖，并且得到了相关学科广泛的认可。^[72]进入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黄泽元等编著的《中国秘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费云东、余贵华的《中共秘书工作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潘林杉的《中国古代秘书通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000年，作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秘书学专业独立本科段的指定教材，杨剑宇主编的《中国秘书史》^[73]问世，与80年代的同名著作相比，体系更严谨，内容更合理，近、现代秘书史内容更充实。另外，聂中东主编的《中国秘书史》^[74]也于同年出版。应该说，中国秘书史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有了比较明确的学科对象、研究内容和相对固定的体系结构，其研究范围也相对明确。^[75]而且中国秘书史的学科教学也比较普及，因此，中国秘书史作为秘书学的分支学科的地位是明确的。

秘书史学的研究包括秘书通史、国别秘书史、断代秘书史、专项秘书史、秘书思想史，除了中国秘书史之外，其他类型的史学也有所涉及，如费云东、余贵华的《中共秘书工作简史》就运用了丰富的党史资料，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共的秘书工作按时间顺序作了一定的整理，该著作可以说类似于断代秘书史。又如专项秘书史，专项秘书史是对秘书活动的历史的某一方面的研究，吕发成的《中国公文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可以算作专项秘书史的研究成果。而国别秘书史，即许多研究者在秘书学体系结构中的外国秘书学史，从总体上看，徒有名称而已，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以学科的要求来衡量，笔者以为上述研究方向称之为秘书学的分支学科还为时过早。

2．秘书理论

“所谓秘书学理论，就是泛指关于秘书现象、秘书活动和秘书学自身的理性认识成果。”^[76]秘书学理论是秘书学科的灵魂，也是秘书学发展过程中的软肋，是我们必须重点建设的内容。目前秘书学理论部分已经初步形成的分支学科涉及以下方面：

（1）秘书学基础理论

也被称之为元秘书学层面的理论，它是以秘书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对秘书学自身进行全面研究的一种科学理论。关于元秘书学的研究，笔者曾与潘连根合作发表过《秘书学元科学层面的研究亟待加强》^[77]一文，现节选于下：

按照科学学的观点，任何一门学科的演化要经过四大阶段，即准科学—前科学—常规科学—后科学。如果说，准科学和前科学是科学的胚胎和幼年，那么常规科学和后科学则是科学的成年和老年。

但从秘书学的发展现状看，秘书学仍处于前科学时期。因为在前科学时期，种种“理论”的争论是谁也不能取代谁的，科学呈“多重态”形式。只有待“多重态”形式消失，达成统一认识，或达到只有两家共处的局面，前科学时期才结束。“相对统一的认识，就意味着科学规范的形成，而科学规范的形成，乃是常规科学的标志。”^[78]目前秘书学对本学科的学科对象、逻辑起点、研究领域、体系结构、学科性质、学科类型学科归属、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均未达成共识。不过它正日益“临近向常规科学转化的界点”^[79]。因此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展望：在21世纪，秘书学将由前科学阶段迈向常规科学阶段。

然而，在现阶段，秘书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极为薄弱。例如，据笔者统计，《秘书》杂志从1993年至1997年计发论文1426篇，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仅28篇，只占1.96％^[80]。因此，要使秘书学由前科学阶段顺利迈向常规科学阶段，加强秘书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高秘书学的理论学术水平显得极为重要。笔者以为，加强秘书学元科学层面的研究，是从整体上提高秘书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元科学简介（略）

二、秘书学元科学层面研究情况的回顾和分析

纵观秘书学的兴起、发展和深入的各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

在秘书学的初创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学科研究刚刚起步，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王千弓等编著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翁世荣等编著的《秘书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金安、常崇宜的《秘书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著作中，它们的理论框架以追求实用为目标。最早发行的秘书理论刊物（如《秘书》、《秘书之友》）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对这门新兴学科的知识体系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作了一些较为粗浅的探讨外，几乎没有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去深入地研究秘书学自身。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对秘书学元科学层面的开拓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在秘书学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秘书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逐渐得到确立，高校秘书职业教育获得了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学工作者开始加入秘书学深层次理论研究的队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务秘书蓬勃兴起，使秘书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促使研究者们重新审视秘书学。这一时期，秘书学教材大量涌现，秘书学杂志也猛增至30家左右（含内部出版）。秘书学研究的全面铺开，使不少学者开始对秘书学的自身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体现在教材和专著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安成信、李欣主编的《秘书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吕发成、方国雄编著的《秘书学原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董继超主编的《秘书学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这些教材和专著大大增加了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再把秘书学简单地等同于秘书工作的经验总结，从而开始了从元科学的高度把秘书学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加以整体系统的考察研究。体现在学术杂志上，如《秘书》从1987年起就辟有“学科建设”专栏，其中刊发的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董少非的《试论秘书学的体系结构和结构体系》（《秘书》1987年第1期）就试图用结构分析法考察秘书学学科的空间分布。随后易法万的《秘书学研究的反思》（《秘书》1988年第6期）及董信泰的《加强秘书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秘书之友》1994年第1期）、刘翔飞的《近十年来秘书学理论研究概述》（《当代秘书》1994年第5至6期）等文章又开始用历史分析法考察学科结构随时间发生的变化。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秘书学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理论研究有所加强。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研究的重点尚集中在应用理论方面，学科自身的研究仍显寥落。如《秘书》从1993年至1996年计发论文1170篇，在属于基础理论研究的23篇文章中，涉及秘书学元科学层面的文章不足5篇。

近年来，秘书学研究向纵深推进，进入深入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即有关学者认定的临近常规科学界点的阶段。此时，研究者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加强学科自身的理论研究，才能突破秘书学的前科学阶段，从而跻身于常规科学之列。人们开始把秘书学的发展置身于科学演进的大文化背景之下，对秘书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历史的、哲学的和具有社会意义的综合阐述。与前一时期相比这种研究显得更为自觉和深入。如刘耀国的《论我国秘书科学开创阶段的特点》（《秘书》1997年第5至6期）、钱世荣的《秘书学：临近常规科学界点的科学——秘书学在科学演化结构中的定位》（《秘书之友》1997年第1期），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秘书学发展的基本特征；钱世荣的《秘书学：以学科状态衍生分布的科学》（《秘书之友》1997年第10期）及《秘书学：研究“辅助领导”活动规律的科学》（《秘书之友》1997年第9期）以静态的科学体系为背景，从更高的视点对秘书学准确定位：董继超的《秘书价值浅识》（《秘书》1998年第1期）、张瑞良的《秘书价值问题初探》（《秘书》1998年第l2期））则从哲学与学科角度探讨了秘书价值问题。当然，由于学科发展阶段的局限，这种研究仅在局部问题上已有一定深度，显示的是一种“点”上的开掘，但从全局整体性上看，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广泛性。

三、秘书学元科学层面研究的意义

在对秘书学元科学层面的研究作了简单的回顾分析之后，笔者以为，要推动秘书学的进一步发展，促使秘书学顺利步入常规科学阶段，用元科学理论全面系统地对秘书学进行自身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首先，它为秘书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点。长期以来，不少秘书学研究者因自身的研究兴趣、学识水平、所处环境、资料条件以及能利用的时间、精力等因素的制约，往往将研究的视野局限在秘书学的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应用理论上），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当然，这种研究也是需要的），从而影响了秘书学的整体理论建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元科学理论则可以使我们摆脱“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能够从更高的高度去鸟瞰整个秘书学，可以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发现秘书学研究中原来被忽视的许多问题，如秘书学在整个学科之林中的地位与功能，秘书学与社会诸因素（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的关系，秘书学整体发展（迁移）的方向、秘书学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及研究队伍的智力结构等。

其次，它为秘书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元科学理论对于秘书学研究者来说，不仅开拓了其研究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从整体系统的角度去研究秘书学自身这种整体系统的分析与综合，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者思维能力的状态空间，有效地深化了思维方式的变革程度，而且有助于从整体上对秘书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探索整个秘书学发展的规律。如研究秘书学的学科体系，把秘书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察，着重研究整个学科体系内外的联系，并注意联系的等级和层次，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分支学科的内在关系，找出秘书学发展的规律，从而指导人们制定发展秘书学的战略和策略。当然，元科学理论也能促使秘书学与许多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有利于对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沟通与借鉴，扩大秘书学的开放度，使其触角纵横延伸。

最后，它有助于培养形成一支高素质的秘书学研究队伍。由于要对秘书学进行元科学层面的研究，牵涉到许多学科的知识（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逻辑学、文化学、科学学、系统学、心理学、经济学乃至数学等），因此要求秘书学研究者具有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开创性的思维，从而有助于形成一支高品位、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为深入研究秘书学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

总之，元科学理论为我们从高层次的战略意义上探索秘书学的整体理论、发展规律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这一点已从元科学理论在其他学科中的推广应用中得到证实）。尽管我们现在用元科学理论来构建一门“元秘书学”还为时过早，但元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反思”科学的活动，对秘书学自身进行整体上的探索研究，实现秘书学自我认识的系统化、理论化，还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现在已到了有意识地、更为自觉主动地、系统完整地研究秘书学的时候了。

由上可知，我们可以看到秘书学元科学层面研究的概况及研究意义，经过数年的发展，尽管秘书学基础理论建设还不尽如人意，但是以秘书学学科理论和基础理论为研究对象的秘书学分支学科——秘书学原理（或者称之为秘书学导论、秘书学概论）初步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常崇宜主编的《秘书学概论》（线装书局2000年版）以及方国雄主编的《秘书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可以说是秘书学原理的代表之作。至于有学者提出的秘书术语学、秘书工作方法论等分支学科，笔者认为暂时可以作为秘书学原理的研究内容，等时机成熟以后，再考虑是否作为秘书学的分支学科。

（2）应用秘书理论

应用秘书理论是研究专门秘书活动及构成要素的理论，由于行业的多样性，应用秘书理论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被方国雄在《谈秘书学学科体系》一文中列入分支学科的就有党政秘书学、企业秘书学、商务秘书学、司法秘书学、公安秘书学、涉外秘书学、教育秘书学、科技秘书学。应用秘书理论是普通秘书理论在各个行业的具体运用，具有较强的行业特色。如杨剑宇编著的《涉外秘书学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论述了涉外秘书的界定、种类、层次、隶属关系、工作环境和任职资格；论述了涉外秘书工作的功能、作用、地位、职责范围、工作要求、工作特点及其产生、由来、发展趋势；并介绍了我国香港地区以及国外的秘书工作。另外，如商务秘书学在应用秘书理论中也有比较突出的发展，许多高校的管理类专业开设了商务秘书学课程，同时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商务秘书学教材。

从秘书学科的发展历程分析，应用秘书学无疑是比较活跃的领域，有行业或行业教育为依托应该是应用秘书学活跃的重要原因。甚至有学者提出，秘书学的产生是从行业秘书学开始的，80年代初期的秘书学，其实质是党政秘书学。笔者以为，此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80年代初期的秘书学中，秘书的概念、秘书工作的职责、秘书机构、秘书的工作要求，尤其是秘书的素质要求确实是从党政秘书的角度来确定的。如翁世荣等编著的《秘书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秘书工作者的修养和才能”一章提出秘书工作者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修养就比较适合党政秘书。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秘书“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名称之一”。或者说，当时的秘书本身就是以党政秘书为主的。因此，笔者以为，党政秘书学作为秘书学的分支学科，无疑有扎实的基础；另外，商务秘书学、涉外秘书学、司法秘书学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作为秘书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基本确立。

（3）交叉秘书理论

交叉秘书理论是研究秘书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而产生的边缘学科理论。秘书学是实践性较强的综合性学科，其发展必然会同有关学科发生一定的交叉，交叉秘书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学科发展不断综合，不断分化的发展趋势，也展现了秘书学研究的广阔前景。被研究者提出的由交叉秘书理论形成的分支学科有秘书心理学、秘书美学、秘书人才学、秘书法学、秘书社会学、秘书伦理学、秘书语言学、秘书哲学、秘书保健学等。其中，秘书心理学、秘书语言学的发展较为突出。以秘书心理学为例，从较早的周恩珍主编的《秘书心理学》（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年版）到侯典牧主编的《秘书心理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秘书心理学的体系已日趋成熟。

在构建交叉秘书理论性质的分支学科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首先要研究和理顺秘书学和其交叉的学科间及各学科内部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使两类学科合理建构和不断完善，从而形成有机整体，交叉学科的形成说明了秘书工作的发展和人们对秘书及秘书工作的多角度认识，也反映了秘书学研究者希望通过这种认识来解释具有普遍性的秘书工作现象、本质和规律，在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维视野中把握秘书工作。交叉秘书理论在秘书学学科体系中有其特定地位和生存发展基础，并以其强大的涵盖性和自生繁殖能力，进一步扩大它在整个学科中的影响，从而也构成新的历史条件下档案学学科体系发展的重要特征。其次，在构建交叉秘书理论性质的分支学科时，切不能急功近利、机械照搬，我们必须认真审视交叉学科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注重学科理论框架的建设，避免仅有一个名称的“分支学科”。以上述所列的分支学科的名称为例，除了管理秘书学、秘书心理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学科基础以外，其他学科称之为秘书学的分支学科，还为时过早。

3．秘书实务

秘书实务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秘书人员或秘书工作机构的专业工作。秘书业务，是秘书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它对实现秘书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作用。由于该部分的研究与秘书工作实践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二十多年以来，该领域的研究在秘书学范围内是最活跃的。笔者曾以《秘书》杂志为依托，对其1993年—1997年刊载的秘书学论文作过统计研究，如表3-2所示。^[81]

表3-2 1993—1997年秘书学论文选题分布统计

统计显示，以论文内容分析秘书学应用性研究在秘书学研究中占绝对主导的地位，这种现象说明了秘书学应用性研究非常活跃，涉及领域非常广泛，也说明了秘书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作者极易关注应用性研究，以回答秘书工作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视秘书工作的业务、技术的经验总结。从分支学科构建上分析，除了具有综合性质的秘书实务以外，被提出的分支学科的名称有文书学、档案管理学、公文写作学、督查学、保密学、信访学、会议组织学等。与秘书理论部分的分支学科不同的是这些“分支学科”中的一部分在秘书学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有些学科甚至比秘书学发展得更为成熟，如文书学、档案管理学等，问题是尽管文书处理、档案管理、公文写作、督促检查、信访办理、会议组织、保密工作等都属于秘书工作的范畴，但这些学科是否属于秘书学的分支学科还有待于进一步确定，如档案管理学作为档案学的分支学科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它还有可能同时成为秘书学的分支学科吗？另外，如督促检查、信访办理、会议组织、保守秘密等工作尽管也是秘书部门的工作范畴，但是，这些工作的主体不仅仅是秘书，把它们列在秘书学分支学科之中是否合适呢？因此，笔者以为，从目前情况来看，把秘书实务视作秘书学的分支学科已成共识外，其他分支学科的名称和体系结构还有待于进一步界定。

秘书学科体系的构建是秘书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注意克服浮躁的和急功近利的心态。秘书学学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通力合作，展开扎实细致的研究工作，从而构建起成熟和完善的秘书学学科体系。

三、构建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的基本原则

近年以来，许多学者投身于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的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事实上，一门学科是否在创建之初就有分支学科往往决定了它的发展潜力，而秘书学的分支学科无疑是活跃的，这正是秘书学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应该说，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构建在秘书学学科建设中举足轻重，是一项严谨而又具有开拓性的艰巨任务。虽然各分支学科的营建时间前后有别，营建风格上有异同之分，但在瞄准学科体系而总体规划、深层构思、战略统筹上我们是应该共同倡导的。根据秘书学分支学科的现状和研究特征，在构建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时，笔者以为应努力遵循以下原则：

1．实事求是的原则

秘书学的各门分支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从客观的秘书工作实践及秘书学自身的理论发展需要出发，防止有些研究者脱离实际、想当然的做法。在秘书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过程中，有些学者往往主观地设想某一分支学科的概念，并轻而易举地为之冠以“某某学”的称谓，比如“服务学”、“应酬学”、“秘书保健学”、“农业秘书学”、“艺术秘书学”等就有类似嫌疑。记得20世纪末陈方曾对秘书学是否是一门学科提出了怀疑^[82]，从另一角度思考，秘书学界是否存在着一些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现象呢？事实上，一些不问客观条件，空谈胜于求实的做法在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的建设中，是十分不利的。

2．整体优化的原则

在大秘书学的概念之下，秘书学的分支学科应该形成一个体系，各门分支学科的建设必须在功能和结构方面，互相补充，互相协调，紧密配合，这样才能实现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的整体优化。上述可见，秘书学分支学科产生和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些分支学科已颇成气候，而有些分支学科却刚刚起步，这虽然是学科的现状，而且这种现状主要取决于秘书工作实践的社会影响（如近年商务秘书学的崛起）和秘书学自身理论的成熟程度（如秘书学概论和中国秘书史的被公认），但是这种现状不能满足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的整体优化的需要。因此我们在发展某一门分支学科的同时，学术界还应集中力量，整体构建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努力确定现存的每一门分支学科的研究目标、研究任务、研究内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分支学科理论体系芜杂、内容相互重复的现象，从而使各分支学科合理组合，实现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的整体优化。

3．开拓性原则

秘书学尚处于逐渐规范的过程中，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构建更是一项创造性活动，需要开拓和创新的精神。因此，开拓性原则是规划和建设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既表现在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的整体构建，也表现在秘书学每一门分支学科的建设上。以前者而论，它要求研究者从总体上熟悉和了解秘书学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发展趋向，并了解与秘书学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改进目前各分支学科研究分工方面问题的办法，设计出更合理的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而不能简单地将已有的若干分支学科的名称加起来，就宣告体系建设的完成。以后者而论，则要求研究者对每一门从母体中分离分支学科的理论作创造性的设计和编排，从而把秘书学的研究引向深入。

4．动态开放的原则

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要求研究者、建设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科学学及学科学的知识，将整个秘书学的分支学科体系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系统来考察和研究。秘书学的分支学科体系建设不能封闭地、静止地进行，而应当从秘书工作实践中、从秘书学的理论探索中、从相关学科的发展中，不断地汲取能量和信息，以充实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使其不断获得充足的源头活水。应该说动态开放的原则在秘书学界关于分支学科体系的研究中已经引起了关注，前文所述的钱世荣的《秘书学学科体系研究》在编排秘书学分支学科时就曾指出“各子学科代码之间留下一定的空间……是根据学科分类和编制的扩延性原则给学科发展留下余地，使之成为开放性体系”。

5．历史性原则

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建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应该以历史的态度来总结过去、预测未来。现代秘书学产生、发展二十年的历史是我们今天研究和设计科学的秘书学分支学科体系的重要的参照系和镜子，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秘书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总结相对成熟的分支学科的形成过程，把握其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为新的分支学科的建设提供历史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