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缺少士

八、现在中国缺少士

问：到了汉初，封建制度是完全瓦解了吗？清比较专制，是不是到了清，士的模式就走到了头？在现代社会中，情形与古代有很大不同，儒家如何复兴？

答：你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战国到汉初，封建是否已经瓦解。“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应该是一个教条，按严格的学术观点来看，用来形容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不对的。这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五阶段论的影响：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把中国汉以后的两千多年叫作“封建社会”。这严格来讲是不对的。其一，不能把对西方社会的阶段划分套到中国，应该说两个社会的进路很不一样。其二，中国实际上跟它对应的封建社会，在战国时期就开始瓦解，到秦汉就没有了。封建社会就是封土建邦，像周一样的结构，有天子有诸侯，诸侯再往下分，士大夫，卿，这样叫封建社会，类似于有一个政治领袖，底下并不是像秦那样的郡县制度，有更小的政治领袖，他有他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上，他可以去征税，然后再往下分，是这样一种形式。应该说周是封建社会是对的，周的这种体制垮台以后，就不是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整套制度不是封建制度，这是没有疑问的。

第二个问题，应该说和后来的民国比，清朝还是有士的地位。而且以士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儒家主张非常典型的社会结构，士在社会结构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我接下来会讲，因为这是和政治结构非常相关的。到了清，这样的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清还是有它的科举制，有它的一个基本结构，而士就是通过读书或者考科举，进入政治领域，去当官，去治国，还有一部分就留在乡间，成为乡间的文化精英，成为乡间的骨干。所以到清的话，不能简单地讲士已经走到了头。但是清确实有一些问题，它和宋比就差很多，因为它对知识分子有些压制，比如像文字狱。在文化上，相对来讲是比较专制，和历朝历代比，大概是这样，清是少数民族入主统治，它对文字这些方面有些敏感，但总的来讲士的地位应该和历朝历代是差不多的。

到了近代以后，清和西方产生冲突，最后走到了所谓的辛亥革命，走到了民国，这个士阶层才彻底崩溃。这和它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的，因为另外一套政治结构被介绍到了中国。这是通过清和西方列强的冲突中失败，大家认为后者的政治结构会好一些，导致了废科举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废科举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它使得士这个阶层的“商业模式”中的一个被废弃了。士的阶层的“商业模式”有两个：一个是通过科举获得资源，他要当官，国家有俸禄，这是一个资源；另外一个资源是家族。士没有了进入政治结构中的途径。这对士的阶层打击非常大。那么为什么废科举？这就涉及对中国传统的那种政治结构的怀疑和对西方政治结构的崇尚和学习，当然还有日本在旁边做了个榜样。

到后来就加了一个“更”字。废科举以后，乡村的秩序也就瓦解了，因为废了科举，这些士就没有了能获取收入的商业模式，也没有进入政治结构当中的一种途径，那么反过来讲对乡村中的士也会产生瓦解的作用，对他们何以存在产生影响。所以近代以来，整个士的阶层也就全部瓦解了。

你刚才讲的第三个问题，在现代的结构下，儒家如何立足还是如何复兴，现代制度是否还需要士。如果我们纯粹要模仿西方制度的话，在一定情况下也是要士的，因为西方的政治结构中也是要有精英的。西方的精英主要表现在它的法律人的体系中，就是法官和律师。托克维尔说过，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尤其是英国打倒了贵族，剩下的精英就是法律人。所以西方这套制度的运转，也不能完全离开精英。中国现在突然回头发现自己没有士了，没有精英了。中国不像西方，西方打倒贵族，保留了法律人精英，但中国什么精英都打倒了，也不许产生新的精英。现在中国建立司法体系很困难，在于缺少精英。若只是一个老百姓去当法官的话，那肯定很糟糕的。

西方世界恰恰有法律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和它的文化传统，司法体系相对来讲比较健康。我在“修身”一讲中举过一个例子，2000年我去美国，我在西雅图和王卫国一起了解并购方面的问题，有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我们就去了一个法官的家，跟那个人聊，因为他是负责并购法庭的。他说他们破产案的律师要由法官指定，我马上问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律师贿赂他，要他指定贿赂者为案件律师。他的回答令我很惊讶。他说，他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他也很惊讶，我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他有他的基本的职业道德、基本的操守，但是在中国马上就有人想，谁给我钱，我就能指定谁。中国肯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它没有精英，没有士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实行西方的这套制度，也需要类似于士的这类文化精英。

那么这种士是什么样的文化精英呢？他可以是基督徒吗？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他可以是穆斯林吗？他也可以是，信什么教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严格来讲，中国人成为虔诚的基督徒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人受了两千多年的儒家熏陶，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我知道许多中国基督徒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基督徒。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是个牧师，他就是想传教，他的目标就是针对我们，让我们去入教。一个中国人对他说自己信奉基督，“I believe in Jesus”，我这个朋友特别激动地说，瞧瞧，这个人信基督了。我说一个中国人说信基督和一个美国人说信基督，是不一样的，他说信基督，同时，他还会信孔子，还信释迦牟尼，还信他的祖先。西方人信基督是排他的，而中国人说信什么，他不排他，不是一回事。中国的精英是自然神论者，而中国老百姓是多神论者，谁都可以信，急来抱佛脚，谁灵他就去求谁。中国人去当基督徒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历史经验。你可以说基督教现在很发达，有很多地下教会，但我说大多数基督徒是不够格的，他们有好多动机。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在中国传教是很自由的，甚至是有优势的，但是有多少基督徒呢？

所以我说中国的精英，比较有中国根基的精英，只是儒家的士，而且我觉得儒家这套道德准则，有很优越的地方。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对比，其中一点是它很宽容，大家要看韦伯的《儒教与道教》，里面讲，儒教是最宽容的。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有形的西方宗教形式。西方宗教形式是有形的，是有组织的，它是要筹款的，所以它和别的宗教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过去异教徒是要被烧死的。所以，儒家的这一点就有优越性，儒家的士就比基督徒更宽容。当然还有其他优点，我就不说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肯定是需要士的，当然，这个士现在翻译就是文化精英。文化精英是什么？我上次讲过，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就是超越自己，从社会利益出发；第二是有道德自觉，或者有道德约束。就这两条，你要是有这两条，你就是。不管你是硕士、博士，都不管。这是文化精英或士的概念。

中国社会必须有士，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士太少了，不是太多了。不是该不该有士，它就该有。大家知道，现在掌握公权力的人都是什么人？很多都够不上士，一个贪官就贪上亿，士能这样吗？掌握公权力的人就应该是士，现在全中国就一万个士，掌握公权力的人要一百万个，九十九万都不合格，就得培养九十九万个，放到公权力的位置上去。现在中国的士太少，司法腐败，行政腐败，官员贪污，而且非常坦率地说，他们就是在为自己捞呢。士怎么能为自己捞呢，在过去，必须要说“家国天下”的，一张嘴，就要说“天下苍生”的，好，现在就知道为自己，都不知羞耻。当然，现代西方制度这方面也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就是士还偏少。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你的问题是个肯定的回答，肯定是要士的，而且这个士应该是儒家的士。

问：中国过去是家国天下，但现在在制度上全部都是照抄西方的，还需要土吗？

答：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其实照搬西方制度，也需要士的。还是这个意思，西方制度不是只讲个人，不是的，我讲过，这是对西方的误解。西方是要有精英阶层的，需要有从家国天下角度去讲问题的人，比如那个法官和律师从来没有想过贿赂行为，为什么？这是道德，它是有的，不是没有，如果他从个人角度讲，律师早就贿赂法官了。为什么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他竟然说，他没碰到过这样的事，让我很惊讶，他认为我问的问题，让他惊讶。所以我说你刚才的那个假定是有问题的，你不能假定西方只是从个人出发。美国的那个大法官，他只是从个人出发吗？他不可能的，他必然要力求公正，他有他的那个法律传统。你也可以看看托克维尔讲的。即使纯粹照搬西方，也要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