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非定量信息处理能力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克劳斯·施瓦布表示：“各国若想避免出现大规模失业等最坏的情况，比起向学生传授可能被机器人取代的单纯技术，更应该设法通过教育和训练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高度的问题解决能力。”

富于计算力的人工智能擅长处理定量的信息，而富于创造力的人类更擅长处理定性的信息。未来智能社会的主流工作模式将是“人的智慧（定性）+机的智能（定量）”。

现代教育制度是工业革命时代形成的，工业社会盛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与其配套的教育模式也是大规模标准化培养。工业时代的教育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标准化教学+标准化考试”，容易被标准化考核的、确定性的知识成了教学和考试的重点，那些需要深层次思考、争议性讨论和精微把玩的非标准化内容被回避了。这种流水线式的人才生产方式很经济、很高效，但往往是以磨平学生个体的兴趣、才智的棱角为代价。

正如个性化消费越来越成为潮流，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会越来越不值钱，今天和未来的组织同样不会看重和别的人差不多的人，他们注定会是廉价的。非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需要“非标准化”的、有奇思妙想的人去创造，他们才是未来社会所需的人才。这意味着教育的导向要从标准化转向非标准化。

教育从标准化转向非标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每个学生所学课程的非标准化。

中美学校有一个重大差别：中国学校准备好一切，学生来了，“按规矩来，照标准做”，典型表现是所有学生用同一张课程表；美国学校则是准备好一切，学生来了，“你想做什么，请你选”，典型表现是课程分成很多类型，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组合成自己的课程表。

每人一张课程表显然更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2011年，北京市十一学校率先在中国启动个性化课程改革，现在4000多名学生每个人的课程表都不一样。

北京市十一学校推出了200多门选修课，包括语言与文学、数学、人文与社会、商学与经济学、综合实践等9个领域。此外还有33门职业考察课程，涵盖金融、经济、信息技术、法律、医疗等门类。

以“影视编导与设计”课为例，学生们可以接触到导演、摄像、编剧、美工、演员、剪辑等各个工种。一学期下来，每一个“剧组”都能完成剧本编写、实际拍摄、后期处理、宣传放映的各个环节。课程不仅有分数的评价，还有分析报告，文字性的激励，提示下一步改进的“诊断”。

对于语文、数学等“必修课”，学生可根据实际水平和学习需求选择不同层级的课程。比如数学由易到难分为1至5等，最易的数学1适合今后大学里读文科专业的学生选修；数学2、3是针对高考理科的课程；数学4是竞赛班的课程；最难的数学5，是大学先修课。

北京市十一学校在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发现，当学生在校园里被尊重、被信任、有选择的时候，会变得更加自尊、自信。有选择才会有责任，有责任才会有成长；有选择才会有自由，有自由才会有创造。

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认为，课程一词是从拉丁语“Currere”延伸出来的，它的名词形式意为“跑道”，课程就是为不同学生设计的不同跑道。课程的独特价值就是应该尊重某一个特定孩子的需求和不一样的成长方式。在不一样的生态环境里，这棵树才有可能变得不同于那棵树。

从标准化转向非标准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理念的多元化。华德福学校以旗帜鲜明的独特教育理念著称于世。

华德福教育的创办者是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史代纳，他于1919年在德国创立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历经90多年的发展，华德福教育在北美、欧洲、巴西、南非、埃及、以色列、日本、泰国、印度、中国等地都得到发展。

华德福教育注重身体和心灵整体健康和谐发展，美育是其核心。在主流学校中，一些经常被认为是虚饰的活动在华德福学校课程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比如艺术、音乐和园艺。

在华德福幼儿园，孩子参与的活动很多，针线活、做花园园丁、做手工、扮家家、玩娃娃、唱歌、跳舞……在小学低年级，所有学科的教学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导入的，甚至数学课也经由舞蹈、绘画和运动等艺术样式进行教学。比起枯燥的讲演和死记硬背的学习，儿童对这类教学法能够做出积极的响应。

每一所华德福学校或幼儿园都有一个有机农园。城区的华德福学校，农园面积小一些，会种些花、菜、香草、少量的浆果灌木，养些鸡、兔之类的小动物；在城郊或乡下的华德福学校占地面积都较大，还可种些谷物，养蜂，或养些羊、牛、马、驴等较大的动物，有的学校甚至还拥有一片森林。华德福学校之所以将有机农园作为标准配置，是想让孩子们用自己的感官直接了解人与自然万物的息息相关，这比端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自然知识的效果好得多。

国外有很多教育部长、国家领导人的孩子都在华德福学校就读，因为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孩子更能适应未来社会的要求。华德福学校把绘画、音乐、工艺、说故事的才能当成人的最重要天赋，在创造力为王的人工智能社会，这些特质将大放光彩。

教育家叶圣陶是现代中国非标准化教育的先驱之一，他的教育理念与华德福学校有不少相通之处。

叶圣陶认为，学校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生活，怎样做人；而且教育必须重视直观，直观“就是跟事物直接接触”。根据这两种理念，在任教于吴县甪直高小的时候，叶圣陶同吴宾若、王伯祥等好友为学生设置各种环境，让他们能在这种种环境里直接去学习生活、学习做人。他们在学校里开辟“生生农场”，开办“利群书店”，还设置“百览室”“音乐室”“篆刻室”，组织戏剧队、演讲队等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锻炼生活能力。他们还带学生去工厂参观，去农村访问，做社会调查，进行假期旅行，让孩子们面向实际、面向社会。

教育理念的多元化，还体现在科技教育这一流派的兴盛。

清华大学附中、人民大学附中、杭州开元中学、上海中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等600余所中学都在开设始于美国的STEAM教育课程。STEAM是这五个单词的缩写：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Arts（艺术），Maths（数学）。STEAM教育课程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整合起来，培养学生的综合性创造思维。

早在几年前就开设STEAM课程的杭州开元中学，是杭州市知名的科技特色学校。学生获得奖项的范围很广：科技创新、车模、空模、海模、建模、电子制作、奇迹创意、探月轨道设计与制作、DI创新思维、虚拟机器人、智能机器人、手机App开发设计、Scratch趣味编程、信息学奥赛、三维设计……每年都有科技特长生被杭州的重点高中录取。

开元中学的学生每周都可以体验STEAM课程，全体信息技术老师和科技老师带着全体学生玩转科技：发布一个Scratch游戏，做个App装在手机上玩，或是设计打印一个3D水杯喝茶、喝水……

在学校开展的一次科技社团展示活动中，学生们展示了很多体验项目：意念方舟机器能够感应到人的注意力，两个人可以站在机器两边“对决”，谁的注意力集中，意念方舟上方的小球就会飞向对方；学生站在距离体感游戏屏幕一米左右的地方，跟着屏幕做动作，可以被机器感应到；3D打印机能打印可以吃的巧克力饼屋；机器人社团的学生设计了一套系统，用机器人治理污水……

开元中学的教学理念是：学校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动脑的机会，培养学生“能够带得走”的能力。学生要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成功，不能只坐在教室里，必须能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现实中，学会思考，学会设计，学会合作，学会解决问题。

推行教育非标准化有一个关键点：教学方式要实现非标准化。这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孔子、苏格拉底和释迦牟尼。

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是中国、印度和西方文明的主要奠基者，他们都采用了交谈式的教学方式。

孔子践行个性化教学，针对不同的学生，教的内容不一样。孔子启发式、点拨式的教学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苏格拉底的教学就是在雅典街头和行人聊天，针对一个别人自以为熟悉的事物不断地提问，直至对方发现自己对这一事物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苏格拉底的追问使得学生的思考不断深入，从而产生真正的知识。释迦牟尼的教学方式也差不多，我们在《金刚经》等佛教经典中可以发现，释迦牟尼把很多时间花在师生间的问答上。

三个圣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都采取了对话式的、互动性很强的教学方式，说明这种教学方式能有效地开启学生的智慧。

美国的常青藤教育很好地继承了古代圣人的教育理念。

常青藤教育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寄宿制。耶鲁大学有十几个寄宿学院（college），每所寄宿学院大概容纳400名学生。寄宿学院跟中国的学生宿舍有不少差别。这是一种自足的宿舍体系，宿舍、食堂、图书馆、计算机房、教室、自习室、健身房、演艺厅、教授办公室等设施一应俱全。学院的院长（master）和一些教授及其家庭，也在学院里居住。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常青藤视大学为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每个学院只有数百人，师生就能基本做到互相认识、叫得出名字，有利于保障其教育是面对面对话式的、互动式的，而不是满堂灌式的。学院在上课时有大量的讨论班，学生不仅要听讲，还要不停地提问、质疑、辩论。下课回到宿舍，走进饭厅，到处都能碰到熟悉的师友，大家又坐而论道。学习就这样在随时随地地进行着。

在寄宿学院经过数年训练之后，学生们的分析能力和创造性都得到了大幅提升，这样的素质正是信息社会和未来的智能社会所需要的。因此常青藤教育模式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这种强调对话性和互动性的常青藤教育理念，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有着深刻的冲突。春秋战国之后，儒家的教育逐渐丧失了对话传统，背诵成为主流，这在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达到了顶峰。就连以提倡“亚洲价值”著称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曾警告儒家式的死记硬背教育太缺乏创造性，无法应付未来世界的挑战。

现今中国的应试教育延续了明清以来的传统，讲究满堂灌、死记硬背，上课很少给学生留出提问和讨论的时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我们通过一个小例子就能得出这一结论：每年都有许多国内大学的优秀学生被招进常青藤，其中有许多人无法适应那里的学术要求，甚至惨遭淘汰。

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是开展小班式讨论教学。

2010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所大学开设的全部课程中，75%的课程都采用20人以下规模的小班教学课程。常青藤大学上课都特别重视小型讨论班，即使上大课，也往往在正式授课之外把大班拆成几个小组上讨论课，由教授或者研究生主持。其目的是发展学生提出问题、进行置疑、辩论、说服、论证等能力。规模上百人的大课教学，很难实现有效的互动，即便老师讲得再精彩，满堂灌的效果也比不上对话式的讨论班。现在我们在网易公开课上也能看到耶鲁、哈佛的精彩授课，但这和接受常青藤教育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些精彩的对话互动。

美国常青藤大学注重小型讨论班的传统，很可能是源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至今还保留着师生一对一辅导的传统。

牛津大学的“导师制”要求学生每周与导师见一次面，将自己一周内研究和撰写的论文向导师宣读，导师与学生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个别辅导，这有利于老师因材施教，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大胆创新，鼓励、督促学生不断进取。在剑桥大学，负责本科生学习的老师都是专家教授级的人物，他们会每周安排两次单独辅导，这种学习方式使老师对学生的学习状况了如指掌。

在中国高校中，北京大学已经在本科生中开展“小班课教学”试点工作，学校原则上要求选择低年级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开展大班授课、小班研讨和一对一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模式。2012年秋季学期至2014年秋季学期，全校共有16个院系开设38门“小班课教学”课程，参与教师350余人，听课学生10000余人次，平均而言基本达到使北大每位本科生在校期间参加1～2门“小班课教学”课程的目标。

“小班课教学”在教学模式上强调师生互动，共同学习知识；在教学内容上紧跟学术前沿，增加课程的挑战性；加重平时学习成绩的权重；教师有固定坐班答疑时间。开展“小班课教学”对师资力量的要求非常高，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修养，驾驭总是处在交流互动中的课堂是非常困难的。北大为“小班课教学”上阵的多为院士、千人计划学者、教学名师、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例如无机化学“小班课教学”由高松院士主持、严纯华院士授课，十多位优秀教师共同参与教学。裴坚教授说：“从中国的高考走过来的学生，步入大学后还是难以改变高中固有的思维模式，不敢怀疑，不会提问。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小班课教学’的方式，让学生突破固有的思维局限，在未知的知识和实践领域提出问题，并学会对已有信息进行分析和关联，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和观点，使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从一名知识的接收者真正蜕变成为未来知识的创造者。”

推行“小班课教学”后的效果如何？学生们普遍感觉收获颇丰，在学习知识、学会分享、发现问题、归纳总结、组织材料和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训练，而且还提升了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拓宽了思路，激发了钻研和创新的热情。因此“课虽虐，但学生却贪学”。

例如量子力学“小班课教学”注重研讨课，学生们在课堂上积极讨论，主动参与意识增强。有一次，刘玉鑫教授在推导公式时，写到一半推不下去了，有同学就自告奋勇，主动上前尝试，结果正确完成推导。

除了教学的非标准化，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改革还包括考试的非标准化。

四川大学近几年除了实施有利于师生互动、人人参与讨论的小班化教学（每个班11～25人），另一大措施是改革评价标准，探索打破“标准答案、60分及格”的传统考试模式。从过去简单评价学生能背多少、记多少知识，转变为主要评价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考察其独立思考了多少、领会了多少，能不能在团队协作中成长，从而破除“高分低能”的积弊。改革后，过去靠死记硬背成绩好的学生，就可能考不好，学生要想获得好成绩，就必须自发、自主学习，主动熬夜查资料，主动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认真完成每次作业或考试。

从标准化到非标准化，中国教育界已有先行者。衷心希望这个意义重大的改革尽快普及到更多学校。

领导力大师马克斯维尔花了多年时间，寻找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成功人士都有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他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卓越的思考。

《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我们的大脑有两种思考系统。

一种是快思考系统，指潜意识层面的直觉判断系统，主要基于我们以往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来对事情做出认知和判断。比如我们刷牙洗脸、使用家电、走路骑车、打招呼、打字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靠直觉判断来快速完成的。

很多人小时候学过欧阳修的寓言故事《卖油翁》，记得那一句“无他，但手熟尔”。农业社会高度依赖经验，推崇的是熟能生巧，也就是培养出可靠的直觉判断。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变化越来越快，过往实践形成的直觉判断很容易在新形势下过时，创业者如果过于习惯快思考，就很容易做出一系列误判，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直觉判断案例1

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来袭，很多老板看到形势急剧恶化，“果断”决定大规模裁员，但他们没考虑到中国可用的政策工具很多，政府迅速启动了大规模投资，2009年很多企业因工人不足无法扩大生产，或因新招的工人技术不熟练而导致次品率上升。由于4万亿投资，中国在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势头很好，很多老板“果断”拍板大力扩大产能，他们没有考虑到一旦数万亿投资的刺激效应消失后，自己将要吞下产能过剩、库存过高的苦果。

直觉判断案例2

看到互联网公司近几年这么生猛，不少创业者也冲进去做互联网平台。他们没有考虑打造互联网平台是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游戏，如果没有风险投资一轮又一轮的跟进，很容易死在半道上，做一个好产品比做一个好平台更适合大多数创业者；而且互联网公司高度依赖顶尖人才，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的说法是“一个靠谱的工程师顶100个”，顶级人才又是高度集中在北京、深圳、杭州、上海等少数城市的，在大部分城市创办互联网平台会面临找不到顶尖人才的窘境。

与快思考系统相对应的是慢思考系统，指意识层面的逻辑思考系统，它比较理性和客观，总是想尽力做出最精确无误的判断。

在进化史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人类都没有被赋予过多深度思考的任务，原因很简单，环境变化极其缓慢，靠直觉反应就足以解决95%以上的问题了。走捷径能让基因节约能量，这对于自古以来食物获取成本极高（与野兽搏斗甚至可能丧命）的人类而言是十分合理的选择。让当代人习惯于“深度思考”，实际上是在通过向基因施压，把能量分配向“深度思考”这种奢侈品倾斜。这对从远古延续而来的基因而言，是个降低基因携带者生存概率的选择。可以说，深度思考在基因层面是反人性的。

作家刘瑜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她的《逃避自由》一文把深度思考的反人性写得非常生动：

作为一个“女知识分子”，我当然要经常看非常高深的书，参加高深的会议，跷着高深的二郎腿，皱高深的眉头。但是，现在，我想坦白一个秘密，虽然我每天在高深与更高深之间奔波，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收银员，或者清洁工，或者餐厅服务生，或者大公司的前台接待员。总而言之，做一个机械的人，过一种机械的生活，不被理想剥削，不被思想压榨，不用去绞尽脑汁地想，在已经被过度开发的学术山头上，还有哪片空地可以插上一面我的小红旗……自由这个东西，总是和竞争联系在一起。不让你跑步，你脚痒。让你跑，你想把一百米跑成15秒，然后是12秒，然后是10秒，甚至是8秒。最快的人想跑更快，跑后面的人想跑前面，自由就是这么没完没了的吸血鬼。

但是，面对日益汹涌的信息洪流，如果缺乏深度思考能力，必然会被信息淹没；反之则能在信息洪流中如鱼得水，产生无穷无尽的创新成果。因此未来劳动者不能顺从顽固不化的基因，不能继续思维懒惰下去，必须习惯于深度思考。而大规模培养这一习惯主要靠教育。

我们来考察一下以色列的成功之道。硅谷最厉害的公司都会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设立研发中心，因为以色列人有很强的创新力。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赖于手机芯片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大家都知道芯片的信息存储量18个月翻一番的摩尔定律，但其实与此同时，热量也会翻番。电脑散热有一个风扇，那手机的风扇在什么地方？英特尔特拉维夫研发中心的科研人员提出并解决了这个问题，让信息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谷歌搜索已经非常智能化，你打完一个字正准备打下一个，它立马就告诉你全人类查这个字之后，最可能出现的下一个字是什么。这个技术也是谷歌的特拉维夫研究人员发明的。

以色列跟北京市差不多大，人口不到北京的一半，只有800万人，却拥有7000家新兴企业。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在全球排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以色列以自然资源贫乏著称，2014年的人均GDP却高达3.5万美元。

以色列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成就，靠的就是它优质的人力资源。人才源于教育。以色列的教育方法有两个鲜明特色：一是小孩子读《圣经》不死记硬背，而是小组阅读、讨论，这是建立信仰的过程，也是锻炼思辨能力的过程；二是犹太孩子放学回来，妈妈不是问今天你学了什么，或是你考了几分，而是问今天你问了问题吗，问了好问题吗。

因为解决问题天生伴随着“提出问题”或“发现问题”，中国的传统教育常常忽视这一点。在现实世界中，数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经济学家的工作，几乎有一半都是“以恰当的方式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未来社会需要卓越思考，卓越思考的标志就是提出第一流的问题。智能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答案，但无法帮助我们提出问题，因此教育的重心要从回答的价值转到问题的价值。

所有家长都要也都能做到的是不打击孩子提问的热情。孩子从两三岁开始，会问许多科学和哲学问题。比如，为什么下雨了啊？为什么今天没有太阳？人为什么会死？人死后去了哪里？很多问题大人无法回答。但家长应该坚持和孩子互动，鼓励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并让孩子先启动自己的大脑，给孩子留下充分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其实孩子们经常能自己冒出富有想象力的回答。

比如有孩子问：“爸爸，月亮为什么有时候是弯的，有时候是圆的呢？”当爸爸让她自己思考答案时，孩子说：“因为她的圆衣服脏了，洗了还没干，只能穿弯衣服了啊。”得到这么有想象力的回答，效果显然比爸爸直接灌输来自网络百科的知识要好得多。

美国总统奥巴马小时候，经常会刨根结底地问一个问题：这样是不是公平？政治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公平问题，小时候习惯于思考这个问题，长大后从政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是奥巴马小时候的思考决定了他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他小时候死记硬背了多少知识决定他的未来。

法国的教师们有个共识：科学教育的关键是创造提问的环境，让孩子们意识到，他们能提问、可以提问、有权利提问。教师们重视每一个孩子对事物的解释，特别关注孩子们的想法，哪怕是3岁的幼儿，教师也会十分认真地与之交谈。一位法国幼儿园园长说：“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为了开辟孩子们良好的思考的道路。”

教师还要主动提出好问题，以激发孩子们的思考热情。教师提出的问题要来自学生的生活，比如环保问题就能引发很多学生的思考。教师要通过这些问题教会孩子们如何批判性地看待这个世界，以便在未来将世界改造得更好。

在面向未来提问方面，美国最值得中国的教师们借鉴。

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洛杉矶东面的沙漠地带，看到一家做太空往返式发动机的公司。搞这些技术的人是怎么看世界，怎么想未来的？他们认为地球这样下去承载不了的，人类要早做准备，要太空移民，要往火星上搬，他们要肩负起这一使命。他们算下来首批得有200万人过去。人这么多，路又那么远，要怎样过去？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每天发飞船运人过去，这就需要研发可以往返的飞船，飞船的关键部件就是能实现往返的发动机。这家公司几十个人就专心研发发动机，已经持续多年。即便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近些年经济社会状况不佳，他们也相信未来是光明的，不受干扰，一门心思解决他们的问题。

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也在尝试送人类去火星，他还有个著名的尝试是制造高速列车。马斯克认为高铁成本太高，速度太慢，他要打造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高速列车。先在地面上修一个金属管道，把里面的空气抽走，呈真空状态，没有摩擦，然后人们坐在密封舱里沿着管道高速推进，一小时目标是1200多公里。第一条高速列车Hyperloop将建在洛杉矶到旧金山之间，30分钟即可到达。

沙特阿拉伯、印度、印尼和南非的多个城市已经对这一技术表示出了强烈兴趣。但这个想法能不能成功是不确定的。在这家公司，所有工程师的工作时间全算股权，因为没有现金可以付。正如马云所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中国人对这种事本能地就会说不可能，但美国人想问题百无禁忌，这是美国的一大竞争优势。

来看一个历史故事。铝是地球上最多的一种资源，占地球整个质量的8.3%，仅次于氧和硅，但是铝矿石的提炼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据说古罗马时代有人掌握了大规模提炼的技术，用铝做出精美的器皿献给罗马皇帝。结果罗马皇帝接受礼物之后却把发明家给杀了，因为当时冶炼铝十分困难，铝是一种稀有的贵重金属，被称为“银色的金子”，比黄金还珍贵，皇帝担心这个技术一普及，罗马皇宫储藏的铝将全部贬值。1852年登基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显示自己的富有和尊贵，命令官员给自己制造一顶比黄金更名贵的王冠——铝王冠。他戴上铝王冠，神气十足地接受百官的朝拜，这曾是轰动一时的新闻。直到1886年电解铝技术发明后，才使得铝材被广泛应用。

这个历史故事表明，如果有想法、有新的技术，资源是变化的，因此想法比资源重要。相信未来，再加上敢想敢做，才能真正创造出辉煌的未来。

今后学校不仅要教学生如何回答问题，更要教学生如何提出问题，尤其是要培养学生面向未来提问的习惯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