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所进退，跳出周期律

综观历代改革家的归宿，可谓命蹇时乖、坎坷跌宕，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比如，商鞅被指控“图谋造反”，惨遭车裂而死；王安石被迫隐居江宁，在悲愤中辞世；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亲属或自杀或流放……以至于后人总结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也有人从个性的视角，提出了其他不同看法。司马迁批评商鞅“刻薄、少恩”；时人评论王安石自负偏执、用人失当；海瑞则指出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些观点无疑是很有见地的。改革家的核心素质之一是尽可能减少阻力、增加动力，将观望者和反对者转变为支持者，最终形成改革的强大合力。改革应该外圆内方、以量变促质变，力求避免社会的过分震荡。改革理念上的分歧，应当在实践中得到调整和求同存异。实际效果出来了，才最有说服力，才能使改革呈现不可逆转之势。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是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厉行改革21年，“作封洫”“作邱赋”“铸刑书”，使郑国大治。《史记》载赞语“门不夜关、道不拾遗”，表明郑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个别胆敢武装对抗改革的大贵族，子产毫不妥协地予以反击，但也留有余地、不斩尽杀绝；他还大力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毁乡校，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面，在子产的身上得到了统一。子产去世后，举国哀悼，可见其改革策略之成功。

但是，从王安石的浮沉到张居正的折戟，从洋务运动的失败到维新变法的夭折，无一例外地表明集权王朝不可能通过自我革命走向新生，帝国制度也不可能跳出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张居正虽位居内阁首辅，但正如他自己所言，“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改革缺乏必需的法理基础，有明一代认为其有窃权、专权之嫌。正因如此，他无从推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也不可能跳出“小修小补、人走政息”的怪圈。“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几乎是古代改革家的共同宿命。

在学者许小年看来，王安石、光绪帝的改革，充其量只能称为改善、改良，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小平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原因之一，突破现有的体制，是突破而不是完全抛弃。商鞅突破了原有的格局，吸收了农民、贫民，参与到秦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中。邓小平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吸收了农民、城市居民、民营企业家，加入到改革的洪流中来。原因之二，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相结合，而不是一味地相信官僚阶层的顶层设计。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这个创新实际上来自民间；邓小平肯定“傻子瓜子”，并上升为政策在全国推广。他们鼓励社会的创造，鼓励社会价值的增加，让各个阶层都获利，所以改革很快就获得了成功。

而近现代改革史也再三证明：唯有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改革家才有纵横驰骋、挥洒才华的广阔空间；唯有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才能让改革获得不竭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