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纪念死去的人

清单之六：如何纪念死去的人

1. 印度教徒死后，他的家人会点起一盏小油灯，放在去世的亲人身边。印度人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会离开肉体，如果不知该往何处去，它就可以住在家里给它准备好的油灯里。十天之后，家里人把油灯带到海边，让它漂走。这就是告诉它，现在是时候开始新生活了。

2. 俾格米人不愿谈及死亡。一个俾格米人死后，他的族人就把他住的小屋拆掉，让屋子倒塌在去世的人的身上，然后把整个营地迁移到别处，再也不谈论死去的人。

3. 牙买加人要花九个晚上来庆祝一场葬礼。他们摆出献给死者的食物，跳舞、唱歌，喝一种很烈的朗姆酒。

4. 犹太人死后，男女分开，由同性来清洗死者的身体。人们穿上白色寿衣一直守灵，直到尸体火化。这是一种尊重死者的做法，好让遗体不被偷掉。在葬礼上，来哀悼的人边哭边撕扯衣服，表示无比悲伤。最后，大家坐下来集体默哀。

5.墨西哥人的习俗里有专门的“死人的节日”，时间是每年11月的第一天和第二天。节日的时候，所有人都到墓地上坟，到处挂起骷髅头和骨架的装饰品。他们给去世的亲人做吃的，还在饭桌上给他们留位子、放餐具。

6.有些阿拉斯加州的因纽特人的习俗是把遗体放在圆顶的小冰屋里。阿拉斯加的严寒能让尸体永远冰冻起来，除非被北极熊吃掉。

争吵不休

第二天早晨我醒得很晚。我侧躺着，听着家里人发出来的各种声音。艾拉在看周六早间卡通。电视机的阵阵发闷的声音和艾拉的笑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妈妈在厨房把锅碗瓢盆弄得咣咣响。爸爸和妈妈一边听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一边说话。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他们的声调一直都是老样子，忽高忽低，仿佛来自水下很深很深的地方。

等我死了家里还会是这个样子，我想。我觉得我一半的灵魂已经走了。我很累。我想起了菲利克斯。菲利克斯被封在一个盒子里，埋在地底下。我闭上了眼睛。

我不知道这样躺了有多久，直到我听到敲门声。

“进来。”我说。

艾拉推开门，站在门口望着我。

“你还好吧？”她问。

“没事。”我回答。

她凑近了点儿。

“你脸色不大好。”她说。

她一只脚还踩在门槛上，黑头发松散地贴在脸颊边，脸红扑扑的。她那副粉嘟嘟的样子我见了忍不住想掐她一把。“让我安静会儿，”我对她说，“我很好，你可以走了。”

“我去叫妈妈。”说完她就消失了。

我痛苦地哼哼，把脸埋进枕头里。我现在不想妈妈过来。

我听到有人走进我的房间，重重地坐在床上。我一动不动。

“萨姆？”妈妈问，“萨姆？亲爱的，你还好吗？”

“我没事！”我把嘴捂在枕头里说。

妈妈把我额头上的头发理顺，我猛地躲开了。

“我弄疼你了吗？”

“没有！”我不高兴地说。

她把手放在我肩上，我疼得大叫起来。

妈妈叹了一口气：“也许我该打电话给安妮……”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我嚷嚷着。没等她开口训我，我马上说，“我要去看看菲利克斯。”

我听到妈妈深吸了一口气，好半天没说话。最后，她开口说：“我想这不是个好主意。”

“我想去。”我说。

“我知道你想，但……去殡仪馆……你会很难过的。再说你身体状况又不好，就让他永远是你心里原来的样子不是挺好吗？”

“不，”我说，“不好！”我把头扭到一边去，心想：为什么我不能去看他？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他变样了吗？

“你一定要让我去看看他，”我说，“要是你不让我去，我会病得更重。”

妈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萨姆，”她几乎是在恳求我，“求你别和我吵了，尤其是在这种时候。”

“我没和你吵，”我回嘴，“是你在和我吵。如果你让我去，我们不就不用吵了吗？”

妈妈气得脸都白了，嘴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线。

“好吧，”她说，“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随你的便，我不和你争了。”

当时我好恨妈妈，恨死了。我恨她紧绷着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因为这是我的错。我恨她总是和我对着干。我还恨她，因为我担心菲利克斯会经历什么可怕的事，但没人会来告诉我。

“我要怎样就怎样，”我恼火地说，“每个人都得听我的。不然等我死了，你们都会后悔的。”

妈妈整个人都呆住了，她咬紧了牙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峙着，谁也没动弹。突然，妈妈转身跑出了房间。

我咬着牙齿，狠狠地扑到枕头里。“好极了！”我心想，“太好了，这下她知道厉害了。”但我却没有半点高兴的感觉。

现在我只有满肚子的心烦意乱，又难过，又孤单。

我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动静。过了好长时间，外面传来艾拉焦急的声音。

“怎么了？妈妈，发生什么了？”

我听到妈妈和爸爸说话的声音，妈妈哭泣的声音没完没了。后来我一定是睡着了，因为我听到外婆的声音了，却不记得门铃响过。

“啊，这孩子多受罪呀！”她这么说，声音很大，接着又说，“要是他想去，何必拦着他呢？”之后是爸爸低沉的嗓音。

没过多久，外婆推门进来，侧身坐在床上。

“你妈妈和吉莉安通过电话了，”她和蔼地说，“只要你精神好一点，她就同意你今天下午去看菲利克斯。”

“我现在可精神了！”我急忙说。

外婆不屑地咂了一下嘴，说道：“好孩子，你这还叫精神啊，瞧你哭得像个落汤鸡一样。多少吃点东西吧，吃好再说，好吗？”

本来我都用肘关节撑着床半坐起来了，一听外婆说要我吃东西，扑通一声又倒了下去。

“我不饿。”我抗议道。我真不饿，虽然我已经没有刚才恶心的感觉了，但我不觉得饿，我的胃仿佛在身体里缩小了。外婆认真地看着我。

“可别再来这一套了！”她说，“你妈妈多可怜，为你操心成那样。其他事就够她忙的了，你还给她添乱。”

一听这话我可委屈了，我立马坐了起来。

“我没捣乱！”我说。

外婆赞许地点点头。“这还差不多，”她说，“我去给你拿点儿吃的。”

子 弹 孔

外婆开着她打理花园时用的小货车，亲自把我载到了殡仪馆。这车除了司机外，只能坐一名乘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车的其他空间都被各种铲子、网兜、大袋大袋的沙子占据了。挡风玻璃上还有我在圣诞节玩子弹枪走火留下的弹孔。这车要是开快了，车身就抖个不停。

外婆总是开得很快。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我的紧张成倍地增加，胸口好像有个越吹越大的气球，手臂跟着刺痛，心脏更是扑通扑通地跳，我觉得我快要爆炸了。

终于到了。原来殡仪馆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儿装饰得高档极了，有点儿像我爸爸公司的前台。墙上挂着许多画着花儿的画，都用粉红相框装着，地上铺着粉红的地毯。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穿着深蓝色西装的女士。外婆报了菲利克斯的名字，她就带着我们走过一个很长的、两边有亮晶晶的小门的走廊。我紧紧地挨着外婆。外婆低下头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

不知道我现在还来不来得及打退堂鼓。

我们终于在一扇门前停下了。那位女士打开了门锁。

“就是这里，”她对外婆说，“走之前告诉我一声。”

外婆点点头：“好的。”那位女士对我们笑笑，就顺着走廊回去了。外婆对着她的背影说：“谢谢！”她转过来对我们挥了挥手。

我和外婆对视了一下。

“现在你还有机会光荣地撤退。”她说。

我摇了摇头。

“你确定？”

我点点头。外婆鼓励地捏了捏我的肩膀。

“小男子汉。”她边说边推开门。

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白色的墙壁上挂了一幅画着粉红花儿的画。除此之外，就没什么装饰了。我看到菲利克斯躺在一张像床一样的台子上。外婆一言不发地径直走了过去，我在原地没动。她对我，对菲利克斯，都没说一句话，只是站在那儿看着。我一点一点地挪过去，紧紧地贴着外婆。然后，我抬起头来。

菲利克斯平躺在那儿，身上还穿着那件旧的“绿日”T恤，T恤上仍是一条条水洗的印子。他还戴着那顶黑色的法国抵抗军贝雷帽。整个人看起来确实是菲利克斯，就像睡着了一样，只是睡得太僵硬、太安静。现在的他比活着的任何时候都要干净，衣服也更整洁。他的眼睛紧闭着。

我先是伸出手去碰了碰他T恤下的肩膀，然后才大着胆子摸了摸他的下巴，感觉到了他的皮肤。

菲利克斯的身体像冰一样冷，但不是冬天手指冰冷的那种冷，因为那种冷是外面冷里面温热。他像坚硬的石头那样冷，像教堂里的古代骑士的塑像，没有体温，只有寒气。

这时我才意识到，之前我还抱着一丝希望——也许医生们搞错了，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可这一刻，我站在这里，我知道这事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他是那么安静。他看上去和活着的菲利克斯一模一样，但他身上已没有任何人世间的气息。不管菲利克斯去了哪里，他已经不在这里了。

我本以为我会看到一个恐怖的场景，但菲利克斯一点也不可怕，他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是一副空的躯壳。

回家的路上我睡着了。我蜷缩在副驾驶座位上，脚踩在一袋郁金香球茎上。我真累，太累了。路上我就没醒过。等我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了。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外婆已经走了。外面在下雨。

灵魂的重量

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我从书上看来的。1907年，一位叫邓肯·麦克多格尔的外科医生决定研究一下人的灵魂有多重。他在一个天平上装了一张特制的床，让一位濒临死亡的病人躺在上面。称重过程中，他发现病人的体重一点点缓慢地减轻，这是由于汗液蒸发造成的。但病人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啪嗒”，天平指针一下子倾斜了好多。麦克多格尔医生宣称，人在死亡的那一瞬间，体重会减轻四分之三盎司，也就是21克。

读完这个故事后，我立刻把厨房秤拿来，想测试一下21克到底有多重。结果让我挺失望的。根据麦克多格尔医生的理论，一个人的灵魂的重量约相当于四又二分之一支铅笔，或三张贺卡，或一把木质的裁纸刀、一整版的贴画和一支不出水的荧光笔。

也就是说没什么重量。

麦克多格尔医生又在另三位病人身上重复了这个实验。其中一个病人身上消失的重量比第一个病人少，另外两个病人一开始体重下降得不明显，之后则下降很多。麦克多格尔又用十五只狗做了同样的试验，它们的体重则始终都没变化。医生认为据此得到的称量结果就是灵魂的重量，因为他认为狗没有灵魂。可是，他的实验存在很多问题。通常情况下，你很难判断一个人是在哪分哪秒升天的，而六个实验也不足以做出科学性十足的判断。再说，他的天平也不一定准确，还有可能存在更多的问题，各种超出他理解范围的问题。

不过之后一直没人能解释这消失的体重的去向。这既不是蒸发掉的，也不是病人从肺部呼出的气体，因为麦克多格尔医生试过往病人嘴里吹气，结果体重一点儿也没受影响。有些情况下，病人一个不小心尿出来了，但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尿液洒在了特制的床上，也包括在秤盘里。

之后，没有人再做过这样的实验（没准有，但我在谷歌上没搜到）。一般人是不愿让科学家在他们临终的床上给他们称体重的。而且现在这个年代，做实验是要经过人家同意的。

所以，这21克成了个谜。也许这个医生一开始就搞错了。

可要是他的发现是真的呢？

万一他证明了人真的有灵魂呢？

安  妮

今天安妮护士过来给我注射血小板。她先和妈妈站在一边细细聊了好长时间，然后才过来和我说话。

我蜷缩在沙发上，和猫咪哥伦布一起看电影《加勒比海盗》，边看边把整袋的血小板握在手里捏呀捏的。

“你好呀。”安妮亲切地说。

“你好。”我说，眼睛仍然盯着电视。

“你妈妈说你最近心情不好？”

“我没事。”我说。

安妮没有和我争论：“她说你去看过菲利克斯了。”

我没回应。

“你想和我谈谈吗？”

我盯着电视机屏幕。安妮往后挪了挪，靠在沙发靠背上。我们就这样看了一会儿电影，就好像我们都被这电影吸引住了似的。我一般不吃她那一套，不过这次我真有些问题想问她。

“安妮……”

“什么？”

“他们埋葬死人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搞错了？比如，把活人给埋了？”

安妮转过脸来认真地看着我，说：“噢，萨姆，他们不会出错的。医生都很小心，他们要测脉搏、量血压，然后才宣布病人已经不在了。”

我不安地在沙发上扭动着身子。猫轻轻地叫了一声。

“我知道，可是……要是他们真弄错了呢？”

安妮伸手来抚摸猫咪。它温暖地躺在我腿上，还挺沉。“这种错误几乎是不会发生的。而且下葬时病人一般死去已经十几个小时了。人的身体在死后会有很大的变化。它会变得苍白、冰冷，肌肉也会变得僵硬——好像动画片里的僵尸一样。”

我知道这些变化，现在的菲利克斯就是这样。“可有的人会死而复生的，是吗？”我问。

“如果死了十五分钟他们就不会活过来了。”安妮说，“这是事实，萨姆。人的大脑没有氧气存活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点点头。“其实我懂的，”我边说边打了个哈欠，“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这时，电视上在放海盗们正忙着摧毁一个小镇的画面。我把脑袋靠在安妮的肩膀上，和她一起继续看电影。

葬  礼

今天是菲利克斯的葬礼，妈妈、艾拉和我都去了。

之前我从没参加过任何人的葬礼，所以我想不出来葬礼是什么样的。我猜人们会哭哭啼啼地赶来，而且都穿黑色衣服。要真是这样，菲利克斯会高兴坏的。他很喜欢黑色。他就喜欢一群人聚在一起，人人都画着黑眼线，涂着黑指甲油。要是之前我们想到这一点就好了，就会让他的亲戚都这么打扮。

我们都没穿黑衣服。艾拉穿了一条飘逸的绿裙子，是当初为参加我们堂兄的婚礼买的，还有凉鞋，鞋面上装饰着鲜艳的橘红色花朵。妈妈本不想让她穿这身衣服，可她不听。

“但是艾拉，那个大教堂里可冷了。”

“我不管。”艾拉坐在爸爸的椅子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一副毫不动摇的样子，“我就要穿漂亮衣服。”妈妈就随她去了。

她外面还套了一件有帽子的呢大衣。

爸爸没去，他和往常一样去上班了。他也没在我们买的吊唁卡上签名。

教堂里有好多人。有些是熟人，其余大多数我都不认识。米基和菲利克斯的爸爸也在。菲利克斯的爸爸头发很浓密，他住在一个农场里，会弹迪吉里杜管，但在教堂里不能弹这个。凯莉也来了，她紧紧地靠在她爸爸身边。还有一身西装的比尔医生。连威利斯太太都来了，她在教堂的另一头，见我们进来，远远地对我微笑着。她也没穿黑衣服。

这葬礼可奇怪了，大家唱了赞美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艾拉就不乐意了，她使劲地大声说：“菲利克斯是不信上帝的呀！”

“艾拉！”妈妈让她别吱声。

“他真的不信呀！”艾拉又说。

“嘘！”妈妈尴尬得脸都红了。她瞥了一眼坐在我们旁边的老太太，也许在想她是不是菲利克斯的奶奶或什么亲戚。

“要是你不听话，我就把你带出去。”

“可是……”艾拉说。

那位老太太转过来，侧着低下身子对艾拉说：“亲爱的，这的确是无聊透顶。不过你要是把实话说出来，台上的牧师会伤心得哭出来的。你不想这样吧？”

艾拉完全没想到一个陌生人会和她说话，所以她立刻闭上了嘴。大家唱赞美诗的时候，艾拉没有发一个音，我也没有。不是因为我觉得歌里唱的不知所云，而是因为我要站在艾拉一边。菲利克斯是不会想要在葬礼上唱赞美诗的。他要的是……“绿日”之类的摇滚歌曲。让他的亲戚都唱“绿日”的歌，还有让他爸爸演奏迪吉里杜管。

唱完赞美诗后，菲利克斯的爸爸站起来说了几句话，都是关于菲利克斯是如何勇敢、如何振奋精神勇斗病魔，而且从不怨天尤人的。事实才不是这样的。菲利克斯的确勇敢，但以前他动不动就抱怨我们在医院的日子有多难熬。我们曾策划往所有护士身上扔手榴弹。然后菲利克斯的爸爸说了些菲利克斯小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他应该很了解菲利克斯，因为在菲利克斯小时候，他爸爸妈妈还住在一起。不过整个过程还是挺傻的。菲利克斯可从来不是什么乖孩子，更不是其他儿童的榜样。他和所有小朋友一样不爱听大人的话。

艾拉讨厌刚才的赞美诗，菲利克斯爸爸的致辞她更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她偷偷地往长椅下面躲。她慢慢地往下溜，直到完全离开椅子，一屁股坐到地板上。这样一来她就看不到菲利克斯的爸爸在台上说话了。妈妈拿她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看得出来，妈妈在犹豫要不要把她揪出来，但又想，如果让她待在下面，就省得她对着讲台再胡说八道了。

艾拉双手抱着双腿，把下巴放在膝盖上。看她那么难过，那么疲惫，我忍不住也从椅子上滑了下来，陪她一起坐在地板上。

椅子下面的世界也挺好的。在这里，没有吊唁用的花，没有棺材，也没有那些穿黑西装的人。艾拉转过脸来看着我。她脸色苍白，额头还在膝盖上压出来一条印子，凉鞋里露出来的脚趾冻得发白。

“要是菲利克斯在，他会觉得这个葬礼可笑极了。”我小声地对她说。她只是微微地对我笑了笑。

“应该让我们来致辞。”我又说，“菲利克斯同学是个讲笑话的高手，还是捣蛋大王。他乐于瞎指使人，让别人来给他跑腿，啥事都是他说了算。”

艾拉开心地笑了。“他喜欢吃豆子软糖，”她也小声地说，“还喜欢和你抬杠。”

“他吵嘴要吵到赢才罢休，”我继续说，“专门干大人不准他干的事情，比如抽烟。”

“他很会挠痒痒。”艾拉说。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我们在医院里刚认识的时候，艾拉爬到他身上玩，他挠艾拉的痒痒，痒得她大叫大嚷。我感到一阵疲劳袭来。

“他有一肚子的主意，”我说，“他自己编了好多游戏。他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没什么事是他办不到的。”艾拉说，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把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风平浪静

我有段时间没记日记了，但很长时间以来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周末，我们去了妮可拉姑姑家。妈妈的朋友苏和大卫来住了几天，我们一起去了“蝴蝶世界”公园。

外婆带我和艾拉去看了名叫《洞穴精灵》（Stig of the Dump）的舞台剧。我觉得还行。

平日里，一切还是过得磕磕碰碰的。妈妈老对我唠叨要好好吃饭，出门要戴帽子、系围巾。艾拉在“蝴蝶世界”被爸爸训了一顿，因为她老拖拖拉拉的。艾拉大哭了一场。最近的日子都是这么哭哭啼啼、阴沉着脸过来的。

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

下 雪 了

今早我醒过来，发现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连阳光都更耀眼了。斑斑点点的亮光在我卧室的墙上舞动着。一拉开窗帘，我几乎惊呆了：我们的街道，周围的房屋、花园，好像全世界都被洗刷了一遍，变得雪白、光亮。

我走出卧室，妈妈、爸爸和艾拉正在吃早餐。

“下雪了！”我大叫。

“我们早就知道了。”艾拉说。她把一勺麦片放进嘴里，大声地喝着，从勺子上方望着我，又说道，“傻瓜。”

我没搭理她。最近艾拉表现得很反常，要么就像个小孩一样大哭大嚷，要么就蛮不讲理。

“我们可不可以出去滑雪？”我问。

妈妈焦虑地上下打量了我几眼，然后镇定地回答：“我看可以。”

艾拉的勺子啪嗒一声掉在饭碗里。

“我能一起去吗？”艾拉问。

“别异想天开。”爸爸立即说道，他头也不抬地边吃吐司边说，“你要去上学。”

艾拉紧皱着眉头看着爸爸。她抗议地双脚一踢，重重地踢到了桌脚。爸爸不以为然地继续吃早餐，就跟她没在场一样。

“这可真不公平！”艾拉快哭出来了。

“就是！”妈妈出乎意料地说，“别听你爸爸的。艾拉，你当然可以一起去。”

“不行，她不能去。”爸爸抬起头来说。

“为什么？”妈妈问，她抬起头直视爸爸的眼睛，不自觉地握紧了手里的汤匙，“今年很有可能不会再下雪了。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和萨姆……趁萨姆有精神好好玩一天。”

我飞快地瞥了爸爸一眼，爸爸把视线移开了。“我们不能因为下场雪就随心所欲。”他说。其实他也不愿这么说。爸爸把眼镜摘下来，用桌布仔细地擦镜片：“我还得……我还得去上班。”

“你可以不去上班的。”妈妈说。艾拉和我吃惊地看着妈妈。爸爸上班从来不请假，就连去年我住院的时候爸爸也没请过假，他就是这样的人。说他不用去上班就好比说我们不用吃饭、不用穿衣服一样。“你手底下不是还有员工吗？你不用每天都出现。事实上，你完全有理由抽出一天的时间陪孩子去滑雪。”

“你们不可以去滑雪！”爸爸命令似的吼道，一巴掌拍在桌面上，艾拉和我都吓得往后缩，“老天爷，萨姆的身体……那么虚弱！而且这种天气，你也不应该让他出去玩。”

艾拉瞪得圆圆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恐惧。爸爸和妈妈很少吵架，即使吵了爸爸也从来不提高嗓门，通常他会说“我们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然后一个人离开房间，然后妈妈往往也就跟了出去。我从没见过妈妈对爸爸持反对意见，今天她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我以为妈妈会和爸爸对着干，但她没有。她只是用一种古怪的眼光凝视着爸爸说：“这么做，结果会有区别吗？你倒是给我说说看。”她说，“你说给我听听。”

爸爸的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他的目光从眼镜后面穿透出来，一一扫视餐桌、墙上的全家福、我，最后定格在我身上。他看我的样子就好像从来没见过我。我也照样看着他。我不知道这时候能说些什么。

“你看这样吧……”妈妈温柔地提议。

“不行，”爸爸说，他转向艾拉，“艾拉，拿衣服，穿上，我送你去上学。”

“不！不！”艾拉号哭起来。

“我来送她去。”妈妈说。说完她立刻转身大步走出起居室。艾拉从椅子上跳下来，跟着跑了出去，就剩下我别扭地坐在那儿，旁观着这一切。爸爸在沉静中还是吃完了他的吐司，期间时不时传来艾拉和妈妈收拾东西的乒乒乓乓声，然后只听得前门“砰”的一声响，整个屋子静了下来。

家里只有我和爸爸两个人了。爸爸清了清嗓子，我等待着。

“你……没感觉不舒服吧，萨姆？”他说。

“我挺好。”我回答。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

“当然，当然。”爸爸说，他笨拙地拍拍我的肩膀，“好孩子，我的小男子汉。”然后他就去拿外衣了。

爸爸走了以后，我仍然坐在原位上，猜不出刚才的一切是个什么状况。还没等我挪窝，妈妈回来了。她站在起居室门口，往里面探头探脑地偷看，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让我别大叫。

“他走了吗？”妈妈压低了嗓音问道。

“走了。”我说，然后妈妈从门口消失了。我好奇地跟了过去。妈妈打开前门，原来是艾拉穿着她的粗呢大衣，背着书包站在那儿。

“快上去换衣服，我去把滑雪板找出来。”妈妈说。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对我露出笑容——一个灿烂的、突如其来的笑。我几乎忘了妈妈还有这样开心的笑脸。我感觉到了阳光般的暖意。“别告诉你爸爸。”妈妈说。

乘出租车去公园的路上，我一直担心会被爸爸逮到。下雪天，爸爸不让我们出门，我们还是偷偷地去了。我有种背叛他的感觉。可除此之外我还有啥可干的呢？妈妈是对的，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和她们滑雪了。我非去不可。

但我还是希望爸爸也和我们在一起。

滑雪的山坡上一个人影都见不着，就连那些没到上学年龄的小不点儿都没有。我只在这里吵吵嚷嚷挤满小孩的时候来过，现在的空寂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好像有什么东西潜伏在四周那异样的雪白色中伺机待发。

“谁先来？”妈妈问，“要不你们俩一起上？”

我真不敢相信妈妈真放手让我去滑雪，通常她总是担心我受伤啊什么的。我乖乖地服从了。艾拉和我拿出各自的滑雪板并排坐好。

“一，”妈妈开始计数，“二、三，出发！”

我双腿用力一蹬，身体配合着往前一蹿，就和自己荡秋千一个道理。第一下，滑雪板没反应，之后我一下子成功地滑出去了。开始一段我很慢，然后快了起来。冷风嗖嗖地刮着我的脸颊，寒气侵入了我的手套。我看到了山底的保护栏，再过去就是环形的河流。“我从没觉得像现在一样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对自己说，“从来没有。我想要这种感觉永远持续下去。”但护栏还是横在眼前，越来越近，我只得伸腿往雪地里一踩，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到站了。艾拉也滑到底了，在我身边停住。她满眼都是喜悦，兴奋得脸红扑扑的。

“再来一次！”她嚷嚷道。

我们把滑雪板拖上山头，换着花样正面滑、反过来背对着坡滑、仰面躺着滑、俯卧滑，滑得惊天动地、地动山摇。玩得热了，我们把帽子摘了，围巾、手套都脱了，堆成一堆交给妈妈。妈妈一直在坡顶看着我们玩，拍了不少照片：我、艾拉和我们的滑雪板，我和艾拉向山下冲锋，我和艾拉的合影。妈妈甚至也坐艾拉的滑雪板玩了一次，但她说一次就够了。

“我年纪大了玩不动了。”妈妈笑着说。

“妈妈才不老呢！”艾拉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累了，身上的骨头又开始疼了。我就到妈妈身边去，看艾拉玩。逐渐地，人开始多了起来，有一个女的牵着两条狗，一个老爷爷领着一个带了滑雪板的小男孩。雪白、平整的山坡上现在留下了一道一道的划痕，到处踩满了脚印。虽说这是必然的代价，可我还是希望这片坡地是它原来的样子。又开始下雪了。

“艾拉！”妈妈叫她，“上来，该走了！”

我们去公园里一个带玻璃屋顶的餐厅，点了热巧克力加棉花软糖。艾拉低头喝了一大口，上唇沾了一道奶油印，像长了一撇小胡子，那模样可逗了。我也学她的样儿“长”了一道胡子。妈妈看着我俩开心地笑了。她请服务员给我们三个照了张合影。我们坐在一起，都没怎么说话。

“要是菲利克斯在的话，他也会很高兴的。”艾拉出其不意地说。

我们俩不自在地看了看对方。

“是的。”妈妈说。她似乎不介意艾拉谈起菲利克斯。妈妈对我笑笑，伸出手来轻轻地捏住我的手：“他会高兴的。”

艾拉点点头，继续一口一口地啜她的热巧克力。

过了一会儿，艾拉站起来，走过去看柜台后面贴的古典风格的咖啡店海报。妈妈去付钱。我站在玻璃墙前面望着外面的公园。雪越下越大了，成千上万片像羽毛一样轻柔的雪花旋转着、飞舞着。我看着它们落下，填补地上的雪橇印和脚印，抚平所有由我们造成的破坏。一切重新变得明净、崭新。

夜半惊魂

爸爸下班回家后，对滑雪的事只字不提。妈妈也没提起。他们都表现得好像那个早晨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蜷缩在沙发里，捧着一本很大的关于飞艇的书。壁炉里燃着火。外面，夜幕降临在草地的层层积雪上。整个世界既温暖又安静，让人昏昏欲睡。

爸爸走了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他一语不发地打开报纸，看了一会儿，又把它合上了。

“你想让我陪你踢一会儿球吗？”他问。

我愣住了。爸爸和我有好多年没在一起踢球了。外面不仅漆黑一片，而且冷得要命。

“爸，我现在不是很想踢球，”我说，“我太累了。”他点了一两下头。

“抱歉。”

“没事儿。”他说。他的目光在屋子里搜索着，和那天早上一样。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我的飞艇图书上。他清了清嗓子：“这张……今天的报纸上有篇文章写了他们在湖区有艘飞艇，你想不想听听？”

我立刻点点头。爸爸哗啦啦地翻着报纸找那篇文章。“就是这篇。”他说。

他把报纸叠平整，开始读给我听。

那晚，就是昨晚，我睡不着。我不停地做梦，不停地醒来，以至于我都分不清我是醒着还是在梦里，骨头也开始疼了。一开始我没注意到疼痛，它夹杂在梦境和睡眠里。但当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被单乱七八糟地缠在我身上，我一边哭，一边使劲回忆为什么哭，然后爸爸出现了。

平时这种时候都是妈妈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是爸爸。他大步跨到我床边，对我说：“萨姆！萨姆！你还好吗？”但我还是哭着、挣扎着，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爸爸想扶住我的手臂，我双脚乱蹬，一脚踢掉了他的眼镜。他按住我的肩膀说：“萨姆，萨姆！醒醒，醒醒！爸爸在这儿，醒醒！”我这才清醒了一点儿，看清楚是爸爸，我哭得不那么厉害了。

爸爸问：“发生什么了？你什么地方疼吗？”我回答：“浑身都疼。”然后又开始大哭。

爸爸一下子慌张起来。他打开床头柜翻找我的药。柜子里塞得满满的：各种药片、注射液和以前吃过现在已经没用的药。爸爸几乎把柜子掏空了，把里面的东西全堆在床上。

“是放在盒子里的，”我提醒他，“妈妈放进去的。”

“我知道是个盒子！”爸爸粗声粗气地说。我俯身过去，半个身子在床外，一眼就看见了我的药，就在上次我生病时候用的吐痰器下面。

“爸爸，爸爸……”

他和往常一样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儿，继续两只手一起，把柜子里的东西往外扔。我扯了扯他的袖子。

“爸爸，在那儿……”

他也看到了。他一把把药抓了起来，摸索着开盖子。盒子一下子散架了，里面的药片掉了一地。爸爸又咒骂了一句。

“不要紧的。”我说，“爸爸，别急。”他停了下来，抬头看着我。

“看看你，”他说，“要不你来当爸爸，我来做儿子好了，怎么样？”

我重新靠到枕头上，看着爸爸，笑了。他看起来还是有点紧张。他说：“我去拿杯水来给你吃药。你就待在这儿别动，好吗？”

我点点头。

爸爸坐在床边看我吃药。吃好后，他把杯子接过去放在床头柜上面。我想他会起身回去睡觉，但他还站在那儿，看着我。

“刚才你是不是疼得受不了才哭起来的？”

我摇摇头：“我做梦了。”

“是吗？”他伸手拉平我的被子，“梦见什么了？”

“嗯……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他静静地坐了下来。

“我也做了个梦，”他说，“所以我醒过来了。”

“你梦见的是什么？”我睡眼蒙眬地问。

爸爸揉着下巴。我以为他要么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要么压根没听见我的问题。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但爸爸开口了——“我梦见你了。”他说。我转过头来看着他，他又安静了。“梦见你，”他说，“离开我们了……”

我当时一定快睡着了，因为当我再次睁眼看他的时候，他眼里有泪水。

“爸爸……”我说，“别哭。”我伸出手去拉爸爸，有点被他吓到了，“爸爸。”

爸爸在哭，他的脸颊上有一道道反光的泪痕。我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努力琢磨该怎么办。

“爸爸……”

“萨姆。”他说。他握住我的手，好像要对我说点什么，但我的眼睛已经不由自主地闭上了。我飘啊飘，过了梦与醒的灰暗边界，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