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瓜第亚”报告

但是，我们也发现，这种快乐时光之中也暗含医学界的不快和无奈。《大麻税法》颁布之后，医学界与政界的合作虽然仍在继续，但实质上是一种政界主导下的非自愿的消极合作，在两者合作的大背景之下，无法掩盖医学界谋求发挥作用、寻求自治的行动。

1938年9月13日，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第亚（Fiorello LaGuardia）要求世界知名的纽约医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对纽约市的毒品使用情况展开科学和社会调查。10月17日，科学院研究了市长的要求之后，准备任命一个特别的科学家小组。

1939年1月，大麻问题市长委员会成立，这一委员会由17名知名的医生、精神病学家、临床精神病学家、药剂师、化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乔治·华莱士（George B.Wallace）担任主席。委员会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社会学的研究了解大麻吸食的程度和获取的方法；使用者的区域分布、种族、阶层，或最流行的使用方式；考察社会条件是否是吸食者使用毒品的因素；以及毒品使用与犯罪或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性。（2）通过可控性实验的临床研究，考察大麻对不同人的精神生理学和精神心理学的影响；考察是否会对使用者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伤害；以及治疗疾病和治疗其他毒品成瘾的效果。^[94]

根据要求，委员会的调查从1940年开始，到1942年基本完成。1942年2月19日，罗杰·亚当斯（Roger Adams）在纽约医学科学院作公开演讲时指出，这一调查由三家单位共同努力完成，一是伊利诺伊大学，主要负责化学调查，二是洛伊（S.Loewe）领导下的康奈尔医学院，主要负责医学研究，三是纽约大麻问题市长委员会赞助、塞缪尔·艾伦塔克（Samuel Allentuck）医生直接领导的福利岛医院（Welfare Island Hospital），负责临床试验。三家实验室用于实验的原材料都来自于财政部的麻醉品实验室的沃纳（H.J.Wollner）医生。这一演讲可以说是代表了三家实验室来公布研究的结果，指出了既存的医学文献充满了令人费解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而这一联合调查通过化学、医学和临床方面的数据将为全面理解这一问题奠定基础。^[95]

是年5月，纽约市长委员会成员塞缪尔·艾伦塔克和卡尔·鲍曼（Karl M.Bowman）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精神病学会第98届年会上宣读了进一步研究的结果，结果一被宣布，立即引起了医学界与新闻界的激烈讨论。9月，《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刊发了该文。文章以“大麻问题市长委员会”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指出：使用者对大麻的成瘾没有像对烟草或酒类成瘾一样强烈，研究发现大麻使用与犯罪之间没有关联性；同时，没有证据表明连续使用大麻是使用鸦片类毒品的“踏脚石”，而且不会由此产生身体、精神或道德的堕落。与此相反，大麻及其衍生物、合成物有潜在的治疗价值。借此纠正官方和公众对大麻的误解。^[96]

公布的这些研究结果无疑是对官方管制大麻的“大麻烟疯狂”（reefer madness）——大麻本身作为犯罪因子会导致犯罪——理论的重大挑战。12月5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就此文发表社论时指出，艾伦塔克和鲍曼的研究报告论及使用大麻的潜在疗法来治疗压抑、食欲不振和鸦片成瘾，是“一项认真的研究”。^[97]报告和社论的发表，立即遭到了联邦麻醉品局的指责。

1943年1月16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了安斯林格局长的文章，批评艾伦塔克和鲍曼二人给出如此“不合格的”陈述是非常不幸的。同时批评《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和《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出相关的文章和社论，担心很多没有分辨能力的读者会因此把这一陈述视作“医学界的最终声明”，而且大麻非法交易者也可能因此推动危险的贸易。^[98]所以，科学家应该支持《大麻税法》，而非挑战其合法性。^[99]1944年4月1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又刊发了国际联盟鸦片咨询委员会专家布凯（J.Bouquet）的信，他首先声明因为战争致使他很晚才读到艾伦塔克和鲍曼的文章；他在信中进一步阐明了安斯林格的观点，号召文明国家应出于同禁止鸦片和人造麻醉品一样的原因禁止大麻，出于社会利益必须对大麻的使用“采取最为严厉的禁止措施”。^[100]

对于布凯的批评，鲍曼并不同意。6月3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出了鲍曼的信，信中指出大麻问题市长委员会关于大麻的研究成果是“真在的事实”（real facts），同时批评医学和通俗的文学作品充斥着关于各类麻醉品的“古老的迷信”（old wives'tales）。^[101]

1944年《纽约市大麻问题：大麻问题市长委员会报告》（又称“拉瓜第亚报告”）完成之后，由雅克·卡特尔出版社（The Jacques Cattell Press）出版。这一报告对吸食大麻会成瘾和使用大麻是造成犯罪的决定性因素等结论提出质疑，“吸食大麻的习惯不会导致医学意义上的成瘾，不会引起对吗啡、海洛因或可卡因的成瘾，在吸食大麻习惯的刺激下也不会为上述麻醉品创造市场”。而且指出，“大麻不是大多数犯罪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吸食大麻没有在学龄儿童中间扩散。青少年越轨行为同吸食大麻没有直接相关性”，“也没有发现公众认为的吸食大麻会给纽约市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情况”。^[102]随后，《美国医学图书馆协会公报》、《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和《全国医学协会杂志》等都相继刊发书评介绍这一调查结果。^[103]1946年1月，《加拿大医学会杂志》也刊发社论介绍了这一研究报告。^[104]

但是，面对联邦麻醉品局和安斯林格局长的强大压力，美国医学会不得不做出让步。1945年4月26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了他们同意联邦麻醉品局看法的社论，批评这一报告已经产生了多方面的危害，表示同意联邦麻醉品局的观点：

多年以来，医学科学家一直认为大麻是种危险的毒品。但是，一本由纽约大麻问题市长委员会完成的名为“大麻问题”的书，由17名医生对77名罪犯进行了分析，在这一狭隘的和极不科学的基础上，得出大麻危害最小化的宽泛而不充分的结论。这本书已经带来了危害。

……

这本书的说法对公众是不负责任的，认为使用这一麻醉品不会导致生理、心理和道德的堕落，认为没有从77名罪犯身上观察到持续使用造成的长期的恶劣影响。这种言论已经对执法动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公职人员将无视这一不科学的、盲目的研究，继续把大麻供应视为一种威胁。^[105]

《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社论得到了南卡罗来纳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大麻问题的研究专家罗伯特·沃尔顿（Robert P.Walton）的支持。6月2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出沃尔顿教授的来信：大麻法足以限制它的使用，但是，执法官员显然责任重大且面临困难，如果某些科学的出版物被认为是阻止其执法努力，将是不幸的。执法官员应得到足够的支持来限制大麻的非法走私，因为所有危险的观点包括“拉瓜第亚报告”都已经被打上公认的公害标签。^[106]

对于《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出的批评性社论，7月21日，鲍曼致信《美国医学会杂志》，指责社论没有仔细阅读市长委员会的报告，甚至对于委员会仅由16人组成，且其中2人并非医学博士，以及77名受测者中，5人是志愿者，这些基本的数据都没有搞清楚。而且社论故意忽略了委员会同纽约医学科学院之关系，纽约医学科学院同委员会关系密切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提供了诸多建议。信中还列举了社论对报告的诸多误解和误读之处。^[107]

阅读过鲍曼的信之后，安斯林格颇为不满。8月18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出了安斯林格的来信，信中主要介绍了印度医生查普拉（R.N.Chopra）在1939年和1942年完成的研究成果。安斯林格指出，无论是研究的时间还是研究对象的人数，查普拉的研究都远远超出了市长委员会，前者的研究显示，过量使用印度大麻会影响使用者的健康，造成精神错乱，甚至会导致暴力犯罪。^[108]来自美国陆军的伊莱·马科维茨（Eli Marcovitz）上尉也批评道，或许市长委员会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合理的，然而“最终的图像却注定是扭曲而失真的”，虽然委员会也有自己的计划和多种方法，但其注意力集中于次要问题而忽略了问题的核心部分，即毒品使用者和影响其发展的环境力量。^[109]

12月3日，美国医学会主席赫尔曼·克雷奇默（Herman L.Kretschmer）医生在主席演讲中也指出，美国大麻问题是严峻的，美国医学会应在保证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取积极的信息方面担负领导职责。目前关于大麻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无视大麻的有害影响，一种信誓旦旦宣称使用大麻是危险的。作为医生的我们是美国公众健康的捍卫者，应极为关注这一问题。他个人认为大麻依赖并非无害。^[110]美国医学会代表大会批准了主席的意见，要求立即研究大麻的影响。^[111]

《大麻税法》的限制，加上医学界的妥协，令大麻医用和关于它的科学研究大幅减少，莱斯特·格林斯庞（Lester Grinspoon）把医用大麻的减少视为“大麻烟疯狂”之疯狂的牺牲品，而医学机构成为大麻禁令最有效的执行机构。^[112]当然，正是这种合作态度为医生们减少了不必要的政治难题。1939—1949年，仅有3名医生受到政府的指控。^[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