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逻辑上讲，麻醉品问题应是医学界的问题之一。[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医学界开始积极地参与到联邦麻醉品的管理和立法活动中，是为医学界推动政府直接管制麻醉品的肇端。其间，医学界、药学界、药品贸易商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妥协，使国会最终通过了《哈里森麻醉品法》，[4]这是联邦第一项管制开列鸦片和可卡因处方的立法，也是联邦第一道禁毒法令。它的颁行成为美国毒品政策转变的关键“分水岭”。
从逻辑上讲，麻醉品问题应是医学界的问题之一。我们必须努力发展其向善的权力，限制其为恶的权力。医学界有责任推荐最好的法律和最好的措施来管制其使用和滥用。
——帕西·菲利普斯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医学界的活动推动了联邦政府间接地管理麻醉品的滥用，那么自20世纪以来，随着管制鸦片和可卡因争论的发展，对每一集团而言，中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国家是否最终限制分发和销售的某些方面，而是哪个机构会在这一问题上享有特权。[1]而医学界也认识到，作为药品管制的自愿参与者，现在正是能够为其宣称的职业地位提供实现的机会、允许其影响任何未来立法的内容和方向的时候。[2]换言之，“医生希望掌控开列成瘾物质的权力，并使之成为美国医学界职业化过程的组成部分”。[3]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医学界开始积极地参与到联邦麻醉品的管理和立法活动中，是为医学界推动政府直接管制麻醉品的肇端。其间，医学界、药学界、药品贸易商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妥协，使国会最终通过了《哈里森麻醉品法》（后简称《哈里森法》），[4]这是联邦第一项管制开列鸦片和可卡因处方的立法，也是联邦第一道禁毒法令。它的颁行成为美国毒品政策转变的关键“分水岭”。至1970年10月27日《毒品滥用预防和管制综合法》颁行之前，它一直是联邦禁毒政策的法律基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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