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特殊教育专业建立前我做了各方面的准备，但很遗憾的是没有正式出版的教材。我总说对不起前几届学生，因为他们上课时连教材都没有。那个时代打印和复印都很困难，只有我自己有一个手写的课程大纲，写的讲稿也无法帮学生印出来，系统的知识全靠我的口头讲述。学生只能凭着我掌握的材料，边听课边记笔记。当时，能供学生参考的只有我翻译的《智力落后学生心理学》《缺陷儿童心理》两本书和根据培训讲稿编写出版的《聋童教育概论》。
从留学开始，我就非常注重收集专业书籍，后来到其他国家访问也不忘收集资料。苏联、美国、日本、德国出版的专业书我都有，相对而言俄文原版书比较多。
《智力落后学生心理学》是苏联高等师范院校特殊教育系教材，1959年在莫斯科以函授教材形式出版，名为《智力落后儿童心理学》，1970年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版时改现名，1979年和1986年又再次修订出版。中文版由我翻译，198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苏联有的教材很复杂，有的教材很深，不好翻译。鲁宾什坦给我们讲智力落后学生心理学的小册子比较通俗易懂，我在苏联学习期间就把它翻译完了。回国后，我根据1979年正式出版的俄文版进行了增补后使其出版。我在留学期间已经开始注重收集资料，了解苏联特殊教育的情况，包括出版了哪些专业书籍和资料，还结识特殊教育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他们建立联系。我常常在苏联的旧书店里流连忘返，把生活费省下来购买旧书。非常幸运的是，我在旧书店淘到了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学说的著作。他最初是怎么设计实验的，书中都描述得很详细。我购买了很多俄文原版书，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书也带回来一些。毕业时，我装了满满两大箱子的书托运回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年留学的很多同学都被迫将俄文书扔掉，而我一本书都没舍得扔。20世纪80年代，我再去苏联的时候，又淘回来一批书。国家派我去苏联留学，我懂得俄文，应该想办法多收集俄文的专业资料。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维、盖培翻译的苏联学者捷姆佐娃的《在认识与劳动过程中盲缺陷的补偿途径》一书。捷姆佐娃是苏联教育科学院缺陷研究所盲缺陷研究部主任，在苏联特殊教育界很有名望，“补偿”一词就是从她这本书里翻译过来的。1988年我回苏联的时候，特地去拜访了她。她儿子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带我参观他母亲的藏书，并主动提出让我从这些藏书中随意选书带走。他强调说：“你是母亲当年的学生，母亲过去常常念叨你勤奋学习，又是真正爱书之人。如今我把母亲珍藏的书送给你，也算是给这些书找到了最好的归宿，你才是真正懂得珍惜它们的人。”我听后非常开心，也很感动，因为捷姆佐娃家里的大部分书都是很贵重的，很多书是作者送给她的，上面有作者的亲笔签名。时隔20多年我回到苏联，能够带回来几百本如此珍贵的书，这真是最大的惊喜。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一本《聋人教师手册》。苏联当时先后出版了三本特殊教育手册，分别是《盲人教师手册》《聋人教师手册》和《弱智教师手册》。《盲人教师手册》和《弱智教师手册》在苏联都能买到，唯有1949年出版的《聋人教师手册》在市面上买不到，而这本手册的内容很全面，体现了苏联聋教育的发展，我非常希望能把它带回国参考。1988年，我回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访问时，想把它带回国。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特殊教育系的系主任阿格涅祥教授是我师弟，和我的关系很好，于是我们俩就想了个办法。特殊教育系有自己的图书馆，藏有多本《聋人教师手册》，少一本并不会有太大影响。我借来一本，然后佯称把这本书弄丢了。按照规定，我赔偿一本价格稍微高一点的新书即可。通过“换书”的方式，我终于把《聋人教师手册》带回了国。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我可以复印、拍照，但那时候没有条件，只能用“特殊的方法”把书转换到手。
到美国访问期间，我同样注意搜集图书。1988年，美国邀请我去芝加哥参加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年会。会场像体育馆一样大，各种书商借年会的机会带着大批图书去展览。在展览会的最后半天，参展方纷纷准备撤展，将尚未卖完的书再运回去要花运费。接待方马林博士带着我参观展览会，并向参展方介绍我是来自中国的特殊教育专家，咨询购书能否享有一定优惠，结果参展方就把书送给了我。现在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所资料室的很多书就是我运回来的，大概花了100多美元的海运费。后来，俄罗斯特殊教育专家纳扎洛娃的俄文版《特殊教育学》也是我通过这种方式，在北京国际图书展淘到的。
和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主席汤姆森博士及马林博士
在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年会上
我也收集到一些日本的特殊教育资料，如手语资料、特殊教育学校教材。田上隆司是日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他从杂志上看到北师大建立特殊教育研究中心的消息，就给我写信。我很快就给他回信，向他介绍中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我用中文写信，他用日文写，但彼此都看得明白。他给我寄来一些精神薄弱儿童学校（中国的智力落后学校）的教材，上面写有学生名字。在日本，教材在书店里买不到，都是学校免费发放的，而且会重复使用。从这些教材里，我了解到日本智力落后教育的发展情况，发现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数学教材根本就不教数字，而是让学生学习系统的数前概念，为后面学习认识数字奠定充分的基础。
北师大让我们给特殊教育研究中心订阅国外的杂志，我就把美国、英国、苏联、日本、德国等国家的特殊教育杂志都订阅了。尽管特殊教育专业师生中懂得俄文、日文、德文的人并不多，但是订阅了这些国家的杂志，将来有人就会了解各个国家在不同时代特殊教育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杂志作为参考，我们就很难了解各国特殊教育研究的重点。1988年，重回苏联访问时，我对苏联教育科学院缺陷教育研究所的马拉费耶夫（他也是我的同门师弟）所长说：“我20多年没回苏联，对于这些年苏联特殊教育的发展情况不了解，能不能把你们过去的杂志给我看看，或者我买一些带回中国？”我把编辑部保存的每一期杂志都买回来了，从中我大概了解到离开苏联这20多年来苏联特殊教育的基本情况。后来我又去过苏联五六次，他们都会把编辑部保留的特殊教育杂志赠送给我，当然我也回赠了中国特殊教育书刊等礼物。
和马拉费耶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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