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的社会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的兴起，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发生了转换，人们开始把社会因素作为科学知识的构成性因素，着重研究科学知识问题。人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又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在这一节中，我们结合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和揭示科学的社会性，阐发科学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思想。
1.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渊源
社会建构主义“旨在审查关于做什么研究、怎样做研究、在争论中怎样选择理论的选择模式，以及观察、定律、理论和其他知识主张在较大的共同体中被接受的程度，如何受到社会变量的影响”(77)。其理论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①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社会建构主义注意到，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仅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不讨论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学，它建立在这样的理论观点上：自然界是真实的、客观的；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界的如实描写；科学知识评价遵循严格的标准；科学知识的内容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与社会因素无关。社会建构主义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是区别于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的，认为以R·K·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并没有研究科学知识这一科学的最重要内容，这种做法并未触及科学知识的本性，因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学(78)。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预设了不受社会污染的纯粹的知识过程和知识内容，把科学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仅把社会因素作为促进或阻碍知识过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取消了知识的内容和情境之间的区分，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性因素，对知识的构造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
②T·S·库恩的范式理论。什么是范式？范式是以主导性理论为核心的科学知识与世界观、方法论乃至科学共同体的信念等构成的混合体。以T·S·库恩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摒弃形而上学的宗旨”，强调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要受本体论、世界观等形而上学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形而上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因素和人生价值因素。在T·S·库恩那里，社会因素已开始渗透进科学知识内部，尽管这种渗透还是不彻底的。社会建构主义者认识到如今研究科学，不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参数，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从T·S·库恩那里看到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建立更广泛联系的可能性。T·S·库恩不仅给他们提供了理论上的武器，而且给予了他们独辟蹊径的勇气。社会建构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声称，他们是在T·S·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为此，有人称科学知识社会学为“后库恩科学社会学”。
由此可见，社会建构主义的出现与哲学有紧密的关系。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影响之下产生的。
③L·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从语言使用方式到人类的生活形式，这是L·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主要内容。在这过程中，核心是语言游戏，而基础却是生活形式概念。作为人类活动的语言游戏构成了人类的生活形式，而生活形式又限定了语言游戏的社会特征。L·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强调，任何活动都植根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从而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
④M·舍勒、E·迪尔凯姆和K·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一词是20世纪初由奥地利哲学家W·杰鲁萨冷创造和最先使用的。它作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兴盛于德国，M·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和K·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部著作的问世是其诞生的主要标志。从历史上说，社会建构主义继承了已有的知识社会学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知识是社会的产物。以M·舍勒、E·迪尔凯姆、K·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学派注重研究知识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但是，他们仅仅承认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否认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存在关联，在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基本看法上，他们和实证主义是一致的。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无论是社会科学知识还是自然科学知识，都可以对其进行社会学考察。并强调：“社会学如果不能彻底地运用于科学知识，那就意味着科学尚未科学地认识自身。”(79)社会建构主义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在古典知识社会学经由科学社会学后而又走向古典知识社会学传统的。这样，社会建构主义实际上把狭义的知识社会学变成了广义的知识社会学。
2.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学派
社会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将科学的知识内容纳入社会研究的范围，对科学知识的性质、建构和评价进行社会学的说明，弄清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人们可以有条理地说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的。其基本观点是：（a）“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80)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不是对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制造出来又通过各种修辞学手段将其说成是普遍真理的知识，其实，科学知识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b）在本质上，科学知识、事实、实在都是一种社会产品，是负荷着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受到特定社会因素塑造的，科学知识像其它任何知识（如宗教、意识形态、常识）一样，实际上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c）在自由社会中，科学应该赋予其他文化形式以更民主的地位；（d）经验研究采用的是“自然主义”方法。“自然主义”（naturalism）尽管在哲学和社会学中有不同的含义，但其基本的含义是指，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
社会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有下述三个主要学派。
（1）爱丁堡学派
科学知识社会学首先在英国兴起。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爱丁堡大学形成了以B·巴恩斯和D·布鲁尔为首的爱丁堡学派。这是由聚集在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的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组成的学术群体，其主要成员有M·马尔凯、S·夏平、A·皮克林、D·O·埃奇、B·惠特利等。主要著作有B·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和《利益和知识增长》、D·布鲁尔的《知识和社会意象》和《维特根斯坦：关于知识社会理论》、B·巴恩斯和S·夏平合编的《自然秩序》、M·马尔凯的《科学知识社会学》、A·皮克林的《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S·夏平和S·谢弗的《列维坦与空气泵：波义耳、霍布斯与实验室生活》以及S·夏平的《真理的社会史》等。爱丁堡学派主要运用传统的、宏观研究方法，追踪社会变量（如相关群体的利益），研究科学知识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和与人的集团、人的社会利益的关系，着重从一般的社会条件分析科学产生的社会依据，称之为“宏观定向的相一致模式”（macroscopically‐oriented congruence models）。他们将科学知识看作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科学知识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科学知识的产生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如A·皮克林在《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书中提出：“基本粒子的夸克规范理论绘景，应当被看作一种文化上的特殊产品。新物理学的理论要素和指向其存在性的自然现象，皆是历史过程的联合产物，这是一种在实在的公共适当表达中达到其顶点的过程。”(81)
（2）巴斯学派
主要成员有H·M·科林斯、T·平奇和D·L·特拉维斯，主要著作有H·M·科林斯、T·平奇合著的《意义的结构》，H·M·科林斯的《变化中的秩序：科学实践中的重复和归纳》和《人工智能专家：社会知识与智能机》，H·M·科林斯、T·平奇合著的《勾勒姆：人们所应知道的科学》和《勾勒姆无处不在：人人所应知道的技术》等。H·M·科林斯作为巴斯学派的核心人物，他早期曾参与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建构工作，以后在《变化中的秩序：科学实践中的重复和归纳》中提出了巴斯学派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所谓“经验相对主义”，就是对“相对主义”的自然科学做“经验主义”的社会学解释。其基本出发点是假定自然界与人们关于自然界的信念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前者的。在H·M·科林斯看来，对科学知识的社会说明优先于逻辑和证据，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甚至不起作用。他声称，在《变化中的秩序：科学实践中的重复和归纳》中给出了“归纳问题”的社会学解答，认为把过去同未来联系起来的归纳推理不是一个逻辑或理性过程，而是一个社会过程。巴斯学派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试图表明科学争论不是通过确凿的实验检验和高度的理性共识，而是经过“社会磋商”解决的。
（3）巴黎学派
以巴黎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运用微观的研究方法，考察科学家怎样从事和谈论科学，着重对于科学知识产生的具体过程和环境做出发生学的研究，称之为“微观倾向的发生学进路”（microscopically‐inclined genetic approaches）。他们发展了一种人类学方法，像研究土著的人类学家那样，对科学家群体的研究过程进行近距离的观察。这种人类学分析的主要特征，是摆脱了那种把科学活动区分为“社会因素”与“技术因素”的二元论。主要代表人物与著作有B·拉图尔和S·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K·D·塞蒂纳的《知识的制造：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B·拉图尔的《运作中的科学》、《我们从未现代过》，A·皮克林编辑的《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等。这方面的研究可分解为三个分支：一是由B·拉图尔和K·D·塞蒂纳所倡导和进行的实验室研究。通过对知识生产的现场、知识生产的过程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和科学家在实验室外部的活动，认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liteary inscription）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这种科学知识的建构包括实验室中知识的建构和科学论文的建构。在实验室知识的建构中，话语互动、商谈以及权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益支配着资源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形成某种以权力游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之网，实验室中知识的生产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之网中进行的；在科学论文的建构中，最终发表的论文往往掩饰了真实意图，掩饰了作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商谈，掩饰了权力的干预。二是以M·马尔凯与G·N·吉尔伯特等人为代表的谈话分析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从开玩笑一直到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等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下科学家的谈话。该研究关心的是科学家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通过谈话所表露出来的非科学的、与社会内容有关的东西。同时，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科学家接受访问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从而更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的社会建构性。三是以S·伍尔加、M·埃什莫尔等人为代表的自反性研究。主要运用社会建构论研究科学知识与社会关系的原则和方法，从事分析社会建构论本身的工作。社会建构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它自身的一系列挑战。比如，既然社会建构论者非常蔑视经验检验和逻辑论证，那么，他们自己研究时所运用的方法不也是经验性和逻辑性的吗？自反性研究的意图就是自我开脱、自我保护，说明自反性不仅不应被看作难题；相反，它为社会建构论的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发展机会。
3.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
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尤其是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要比一般认为为了对科学史中的一个片断做出完整的解释有时社会因素应该受到重视的观点更强烈。他们强调各种社会因素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对于知识的形成过程来说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一立场遂以“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而著称。1976年在布鲁尔发表的一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中，这种观点得到清晰而有力的表述。D·布鲁尔提出了以下四条原则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82)。这一纲领后来被社会建构论的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所接受，从而成为整个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
①因果性（causality）。即产生信念或知识陈述的条件是有原因的。认为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普遍存在着因果关系。它要求社会学家应当把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和信念，都视为社会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②公正性（impartiality）。即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也就是不问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可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这些相悖的两方面都将得到说明。它是因果原则的深化和具体化。它要求不仅对任何知识和信念都要解释清楚其产生的原因，而且对于任何知识和信念的正反两个方面也都要同等地解释清楚其产生的原因。因为在爱丁堡学派看来，知识并非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而是社会建构的，因此无所谓真理和谬误，双方都是人所接受的信念，是完全平等的。同时认为不同的知识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因此也无所谓理性和非理性。此外，爱丁堡学派认为知识和信念能否被人接受都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成功和失败也是毫无意义的。
③对称性（symmetry）。即在说明的方式上是对称的，同样类型的原因可以同时解释、说明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对称性分析是相对于不对称分析而言的。所谓不对称分析，是指人们往往倾向于用不同的解释变量来分析真理和谬误、成功和失败。在社会学家那里，真理性知识通常根据自然来解释，而谬误性知识通常根据社会来解释。这一方法反映到科学知识研究上，人们通常认为科学知识之所以如此发展是想当然的，是因为它符合某种内在的科学或自然规律。对称性原则，是指就解释的方式而言，它应当具有对称性。即应当用同一类型原因既解释所谓真实的信念，也说明所谓虚假的信念。它又是对公平性原则的补充和深化。它要求对于真理和谬误、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这些对立面的双方都要给予解释，而且解释的方式就是对称性，即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正确与错误的信仰；不应使用两套标准，例如用逻辑性、客观实在性解释真理、理性和成功，而用偶然性、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解释谬误、非理性和失败，是不允许的。实际上，这是强调社会原因既能用来解释所谓假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或信念，也能用来解释所谓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识或信念。
④反身性（reflexivity）。从原则上说，各种解释形式必须能运用于社会学本身。科学知识社会学要经受自身原则的检验。即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说，它用来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切理论和方法，应当同样适用于它自身。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知识。这是理论彻底性的表现和需要。
社会建构主义及其成员所坚持的，就是由这四条原则组成的“强纲领”。概括地说，“强纲领”所主张的是，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各种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83)；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建构并决定的，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磋商”的结果。这说明建构主义是这样一个概念，实在是被人们制造的，而不是被人们发现的。也就是说，科学不受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的影响，不是描述性的和被发现的，而完全是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
4.一个著名的案例：关于“自然发生说”的争论
“自然发生说”有两种含义：（a）关于地球上的生命最初是从非生命物质中自然产生的学说；（b）关于地球上生命产生以后，生物仍可从非生命物质中自然产生的学说。亦称“自发生殖”。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和卢克莱修都主张生物是从非生命物质自然地产生出来的。在16世纪至18世纪，F·培根、R·笛卡儿和G·L·布丰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苍蝇、蚊子和微生物都可以自然发生。19世纪中叶，这种自然发生的观念还有相当多的信奉者，乃至引发了L·巴斯德和F·A·普歇关于“自然发生说”的长达五年之久的论战。
传统的解释是，1860年L·巴斯德做了著名的“曲颈烧瓶”实验，把一个烧瓶放在火焰上拉出弯曲的、特别的长颈。倘若把培养液（例如牛奶、肉汁、血液、尿液）放在这样的烧瓶中消毒，那么尽管普通的空气能自由地进入烧瓶中，但瓶中的培养液将仍然保持无菌而不变质。带菌的灰尘颗粒在长颈弯曲处被阻挡住了，因此培养液仍然保持不会受到微生物的侵染。但是，倘若把曲颈瓶倾斜一下，让培养液通过弯曲部，或者把长颈打断，那么培养液中很快就会产生微生物（细菌、纤毛虫）。L·巴斯德由此得出结论：“生命只存在于原胚中”，不仅活的微生物不可能自发产生，而且根本不可能有自生现象。与这一科学史上有名的事件的传统解释相反，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他们对巴斯德和普歇论战的重新考察，揭示了外部（社会）因素对科学的概念内容的直接影响”(84)。
19世纪中叶，法兰西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国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1848年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攫取了国家权力，于是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了。这时教会和国家意识到它们面对的共同的敌人——共和主义和无神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864年克列门斯·罗耶尔在翻译C·R·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前言中，直言不讳地攻击天主教会，把教会说成是堕落的、愚昧无知的，并应对社会上的一切罪恶负有责任。
1859年F·A·普歇出版《异源发生》一书，从而挑起了与L·巴斯德的论战。F·A·普歇意识到他置身的政治气候，于是他明确地否定无神论并对此做出冗长的论证，宣称他对生命自然发生论的解释完全与正统宗教相吻合。他假设有一种“成形力”，它以特殊方式使分子有机化并能赋予这些分子以活力。F·A·普歇针对可能来自宗教方面的挑战，说圣经与它宣称的上帝可能总是不停地创造生命并不相悖；没有理由认为上帝在创造了第六天之后会停止下来。
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L·巴斯德参与论战的背景是由两种非常奇特的对立倾向导致的。一方面，L·巴斯德对发酵问题付出了巨大心血。在这项工作中，他需要解决发酵过程是微生物的起源问题。L·巴斯德曾反对任何一种化学发酵理论，所以他反复论证微生物是先在的，而不是异源发生的。他后来对F·A·普歇的抨击应视为与其发酵观点相一致的。
然而，L·巴斯德还在晶体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这一领域中，他认为分子不对称性本质上与生命相联系。L·巴斯德推断结成分子不对称的力属于一种普通的物理力。而这一切都支持了在通常物理过程中无生源说即自发生殖是可能的。事实上，L·巴斯德在实验室里也曾做过“仿自然”和“把不对称性引入化学现象”的试验。
这样，L·巴斯德在自然发生说的论战中就面对着一种十分奇特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在发酵上的工作使他放弃了异源发生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他的不对称性和生命理论观点又导致他不仅相信非生源的可能性，而且在行动上试图用实验来实现这种可能性。”然而关键在于，“巴斯德之所以否定自然发生说的可能性，只是由于他本人科学信仰的主导部分使然”(85)。
L·巴斯德的政治观点与第二帝国的正统观念完全一致，这即是说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坚定支持者，他曾把一本书题词献给这位皇帝。他“担心民众的无政府潜能和平庸”，一度曾以保守党人和既定秩序的卫道者身份竞选议员。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正是这种强烈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影响了L·巴斯德对自然发生说所采取的立场。法利和盖松在“结论”中写道：“普歇形成他的自然发生说要先于在法国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关于达尔文学说的争论，他以坚定的首尾一贯性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无视这些观点的预设可能会对他全身心投入的正统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构成的威胁。与此相反，巴斯德在这一问题上的公开立场，看来对执政当局的社会——政治正统性表现了相当大的敏感性。”(86)
这个案例研究曾被N·R·汉森评论过，他认为外在的社会因素在这场论战中所起的作用无足轻重(87)。看来，此案例在学者之间是有歧见的。
5.社会建构主义的意义与局限性
社会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它的理论和方法被运用于技术社会学，形成了技术建构主义和技术的社会形成论，极大地推动了技术社会学的发展；20世纪由于它对科学哲学传统难题如归纳问题、科学划界问题、迪昂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导致了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合流；而对科学社会学本身来说，它通过对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的建构，实现了范式的转换，拓展了“科学的社会研究”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它触及人们对科学和知识的基本信念，其研究表明，科学知识的本质不能简单地通过孤立个体行为和哲学分析来确立，还需要用社会学的分析来予以揭示。尤其是，社会建构论在相对主义框架内，从各个侧面、各种层次上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如关于科学活动中科学家之间以及科学家与社会机构之间的“磋商”对科学知识作用的研究、社会集团利益对科学知识作用的研究、科学获得更多“信用”的科学目的对科学知识作用的研究等等，都是颇具新意的。特别是，对于人们理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些研究不仅开阔了科学与社会研究的视野，使人们领悟到科学知识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建构的，是“发现”和“建构”的真实融合(88)，而且对于认识科学中的价值负荷，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都富有启发意义。
但是，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也都有它的局限性。其一，“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混淆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界限。占星术士M·高奎林研究了人出生时，火星的位置与人的运动才能之间的统计相关性。按照他的看法，在一年中某天出生的人，具有获得运动场上世界冠军的最高几率。D·布鲁尔等人由此认为，“占星术与天文学已经没有区别……这也许会使科学家感到极度的窘迫，但终会有一天，占星术会令人信服地被认为这是一种科学方法的胜利”。“沿着好方法或有效验的知识方法简单地转换一下我们关于科学构成的概念，或者对现今通行的科学中充满问题的知识进行理论性的重组，它们就可以在‘理论上’转变为‘好科学’。”(89)其二，混淆了知识与信念的区别。“‘强纲领’被广泛理解为，声称权力和利益命题是存在的一切。自然本身，无论它是什么，似乎不参与有关信念的形成。至于事实或者由此得出的见解之合理性，以及这些见解之真理性或可能性，仅仅被视为修辞术，在修辞的背后，得胜者隐匿了其权力。于是把什么看作科学知识，就完全成了胜利者的信念。”(90)社会建构主义的对称性原则认为，不同传统或文化在描述经验事实时，并不需要在知识与信念之间做出任何区分，或者说“真实”的知识与“错误”的知识，或者“完全的”知识与“不完全的”知识，或者客观的与有偏见的判断之间做出任何区分。社会建构主义不承认科学知识更接近于客观存在，认为所有对知识的评价标准是纯粹基于地域的、情景的文化传统之中，科学知识是文化的变量，而不是基于自然的结果，这些文化变量具有同样的真实性。这样，也就混淆了知识与信念，并最终以信念来取代知识。其三，强纲领宣称对所有的信念进行解释是对称的，导致了一种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社会建构主义者声明：“相对主义绝不是对知识形式的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91)然而，相对主义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怎样，主张一种观点，但同时又主张没有任何观点比别的观点更加正当，这难道还不是自相矛盾的吗？L·劳丹把社会建构主义的特征描述为“猖獗的相对主义”，“是我们时代最突出与最有害的反理智运动”。在一次科学家与社会建构主义者对峙的会议中，生物学家R·道金斯质疑道：“如果某一部落相信月球就像一个正挂在树上的老葫芦，你能说这种部落的信念与我们相信月球是地球的一颗大卫星一样真实吗？”建构主义者的回答是真理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这个部落的月球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一样真实。R·道金斯接着质问道：“为什么建构主义者是乘波音飞机，而不是《一千零一夜》中载人飞行的魔毯来出席这次会议？如果我在30 000英尺的高空遇见了一个建构主义者，我将会当众揭露出这个伪君子。”(92)其四，模糊科学与其他知识之间的界线，试图瓦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和技术的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93)因此，科学知识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界的客观反映，科学知识没有客观性。“所谓世界上的客观事实无非是文本的建构”(94)，“所谓科学的客观性信念，只不过是科学在其文本中制造出来的诸多产物之一”，“科学的客观性不能作为有效的论据，用以支持在政治进程中应给予科学专家们以特殊的权利”(95)。社会建构主义反对“自然实在”，但他们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因素，用另一种实在即“社会实在”取代了“自然实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社会实在论”。S·科尔指出，在他们的一些工作中确实描写了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科学运作，但是他们未能证明知识成果或者科学片段最终被科学共同体作为真理接受并随后成为那一领域的核心知识有一种实质性的影响。实际上，科学既不是仅仅由自然来说明，也不是单单由社会来解释，而是由联系两者的实践来理解的。1992年A·皮克林编辑的《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96)和1995年出版的专著《实践的冲击：时间、力量与科学》(97)，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过去的极端主张，认为对于理解完整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而言，要考虑社会的、技术的、概念的、形而上学的等多种因素，他把科学描述为一个机器、仪器、事实、理论、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以无穷无尽的开放式终结的相互作用方式，彼此相互交织和冲击的领域。他已不再强调社会因素的优先地位。它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的一个新动向，即转向科学实践和文化的研究。其五，强纲领的“反身性”主张，从原则上说，各种解释形式必须能运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然而，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一旦将它反身用于它自身时，其结果可能会产生自相矛盾。例如，如果建构主义者声称所有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那建构论本身也不例外；如果相对论者断言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标准，我们该不该将这种断言当真？这种论辩方式在哲学中是极为常见的，比如在科学哲学中，逻辑经验主义用经验证实原则，将无意义的陈述从有意义的陈述中划分出去：如果一个陈述不能在原则上被经验地证实，那它就是无意义的；如果能被经验证实，就是有意义的。然而，证实原则这个陈述本身却不能被经验地证实，因而是无意义的。在与理性主义者的论战中，反身性往往被理性主义者用来反驳社会建构主义者对他们的批判。
【注释】
(1)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0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0页。
(5)同上书，第97页。
(6)转引自杨文衡：《“科学”一词的来历》，《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3期，第103页。
(7)S·W·丹皮尔：《科学史及其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页。
(8)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62页。
(9)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页。
(10)同上书，第267页。
(11)转引自П·А·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12)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13)“林切”（Lincei），原意是山猫（猞猁）。这种动物目光锐利，以它命名象征着对自然奥秘的洞悉。
(14)“西芒托”（Cimento），意为“实验”。
(15)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16)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页。
(17)同上书，第7页。
(18)董光璧：《静悄悄的革命》，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19)M.Polanyi.The Logic of Liber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49.
(20)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293页。
(21)H·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14页。
(22)A.J.Lotka.The Frequeney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Productivity.Journal ofWashington Academy of Sciences，26 ：317.
(23)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3页。
(24)同上书，第365页。
(25)同上书，第366页。
(26)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下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09页。
(27)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5页。
(28)同上书，第368页。
(29)同上书，第365～366页。
(30)Robert K.Merton.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 Episodic Memoir.By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7，p.47.
(31)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9～370页。
(32)同上书，第370页。
(33)R·K·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页。
(34)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7页。
(35)Harriet Zuckerman.Sociology of Science.In Handbook of Sociology，ed.Newbury Park，Calif.Sage Publications，1988，p.515.
(36)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0页。
(37)同上书，第6页。
(38)Robert K.Merton.The Thomas Theorem and the Matthew Effect，Social Forces.December，1995，p.389.
(39)约翰·乔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3页。
(40)J·加斯顿：《科学的社会运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41)J.R.Ravetz.Scientif 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bms.Oxford ：Claredon Press，1971，p.229.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页。
(44)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45)B.Hessen.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摧s “Principia”．In N.Bukharin et al.，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London ：Frank Cass & Co.，1971，p.151～212.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2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50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50)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1～242页。
(51)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下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90页。
(52)同上书，第512页。
(53)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54)李约瑟（1900—1995年），原名约瑟夫·尼达姆，取汉名李约瑟。192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冈维尔-凯厄斯学院生物化学专业，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世纪30年代初，在胚胎生物化学上取得重大成就，被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1936年，他认识了来自中国的三名留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献身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最终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他写的约2 000万字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7卷，34册，1954年以来已问世5卷）。
(55)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潘吉星主编：《李约瑟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页。
(56)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载潘吉星主编：《李约瑟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57)李约瑟：《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载《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第31页。
(58)同上书，第6页。
(59)转引自侯祥祥：《传统与超越——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60)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335页。
(61)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社馆1976年版，第574页。
(62)林文照：“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载《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63)伊·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自然科学中的时间及复杂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64)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65)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四川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66)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67)“清教”，亦称“新教”，是自16世纪起席卷整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所产生的反传统天主教的诸教派的统称。这是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它的主旨实质上与文艺复兴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动摇了封建君权统治的基石，那么宗教改革便是震撼了传统神权统治的基石，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
(68)禁欲主义有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个人完全从尘世中隐退，以苦身修行为宗旨，以隐居独处为特征，并且认为这种方式是达到救赎的惟一途径，此即为出世或拒世的禁欲主义（die ausserweltliche askese）。西方中世纪天主教隐修院的禁欲主义，古希腊犬儒学派及斯多葛学派的禁欲主义，大多属于这种出世的禁欲主义类型。另一种是宗教改革后新教的禁欲主义，这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或世俗的禁欲主义（die innerweltliche askese），它使教徒怀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神圣情结，力求做到在世欲职业中亲证自己是上帝的拣选工具，从而把教徒引向参与世界的救赎之路。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和宗教生活再也不是在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之内或在尘世的各种机构中度过。这种在现世之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它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
(69)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2～103页。
(70)同上书，第133页。
(71)同上书，第150页。
(72)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3页。
(73)同上书，第169页。
(74)同上书，第124页。
(75)J.W.Draper.History of the Conf 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New York ：Vanguard Press，1874.
(76)A.D.White.A History of the W ar f 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New York ：D.Appleton and Company，1896.
(77)D.Hess.Science Studies.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
(78)英国科学社会学家B·惠特利在一篇题为“黑箱和科学社会学”（1972年）一文中批评默顿科学社会学是“黑箱理论”，认为默顿学派把科学中发生的问题简化成一个“黑箱”的输出和输入，仅仅研究黑箱的输出和输入，而不管箱子里发生了什么。他号召社会学家应该研究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法国学者B·拉图尔则主张通过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研究从而揭示这个黑箱。
(79)David Bloor.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46.
(80)Harry M.Collins.Stages in the Empirical Programmc of Relativism.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81，11，p.3.
(81)转引自罗杰·G·牛顿：《何为科学真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82)D·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83)传统哲学是把知识与信念区分开的。B·A·W·罗素指出，信念是指相信的状态，而知识“属于正确的信念的一个次类；每一种知识都是一个正确的信念，但是反过来说就不能成立”。（B·A·W·罗素：《人类的知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1页。）D·布鲁尔等人认为，知识只是指已被群体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
(84)法利、盖松：“19世纪法国的科学、政治和生命自然发生说：巴斯德—普歇的争论”，载《医学史通讯》（1974年）第48卷，第162页。
(85)法利、盖松：“19世纪法国的科学、政治和生命自然发生说：巴斯德—普歇的争论”，载《医学史通讯》（1974年）第48卷，第178页。
(86)法利、盖松：“19世纪法国的科学、政治和生命自然发生说：巴斯德—普歇的争论”，载《医学史通讯》（1974年）第48卷，第197页。
(87)尼尔斯·罗尔汉森：“实验方法与生命自然发生说：1859—1964年间巴斯德与普歇之间的对立”，载《医学史杂志》（1979年）第34卷，第273～292页。
(88)正如英国科学技术学家约翰·齐曼所指出的：“在科学知识的本质上，它是由‘制造’和‘发现’的拼图镶嵌而成的。”（约翰·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89)Barry Barnes，David Bloor and John Henry.Scientif ic Knowledge.London ：Sage，1996，p.148.
(90)T.S.Kuhn.The Trouble with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Cambrige，MA ：Harvard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1992，p.110.
(91)B·巴恩斯、D·布鲁尔：“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哲学译丛》2000年第1期。
(92)R.Dawkins.The Moon is Not a Calabash.Times Higher Literary Supplements.September 30，1994，p.17.
(93)N.Koertge ：“New Age”Philosophies of Science ：Constructivism，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0（51），p.669.
(94)S.Woolgar.Science : The Very Idea.London ：Ellis Horwood & Tavistock Publications，1988，p.73.
(95)格雷格·迈尔斯：《书写生物学——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文本》，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96)Andrew Pickering（ed.）.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97)Andrew Pickering.The Mangle of Practice : Time，A gency and Scien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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