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的科学论敌

重心人物

在这出逐步展开的悲剧里，主要角色有伽利略、亚里士多德派科学家、耶稣会修士、多米尼克会修士及教皇乌尔班八世等。要找出这些角色的精确本质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是件困难的事，不过他们在酿成这场悲剧里，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伽利略

集数学家、物理学家、实验家、发明家、企业家、音乐家、作家、辩论家及雄辩家等角色于一身。伽利略素以热心社会运动见称，但他绝非那种既无定策，对敌人一无所知，而只会赶着争论的狂热分子。从他的信札及书本可知，他虽然爱好争论，但总是谨慎的。伽利略无论作评论文章或科学研究，总是言之有据，下结论时更是慎重。对于国家和教会，他都觉察到既成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现实。他一生交游甚广，与一班有才智、有权势的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其中一些更至死不渝地跟他同甘共苦。作为一个辩论家，伽利略成为大学、国家和教会的一个潜在危胁。然而，有两位大公和多位教会官员，包括三位拒绝签发判决书的法官，都仍然信任他，坚信他是为正义之事而战。

伽利略长期参加社会运动，主要并非为了哥白尼学说，至少，他并非将它作为一门新哲学来看待。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也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却把哥白尼理论扩大成为一门新的形而上学，而将其他科学方法摒之门外。对于伽利略来说，哥白尼观念只提供一个中心点，借此将数学、力学、天文学连接起来，形成一门新的统一科学，他提倡让专责解释自然现象的科学，摆脱任何新旧哲学的控制。

纵观伽利略一生的活动，他所关心的不只是科学，还有他的教会。当他的科学论敌竭力将科学争论归结为神学问题时，伽利略力阻教会用圣经教导来附会亚里士多德学说。伽利略所力争者，并非要教会承认哥白尼学说，而是要他们允许科学在其领域内，不受神学权威的干扰。可是，他不认为神学与科学之间要分割开来，因为自然之书和圣经这两部书的作者同是上帝。若有什么是教会必须避免的，那就是将圣经权威强置于隶属经验与理性范畴的科学争论中。

2.大学的科学家

早在这场冲突转入神学领域之前，伽利略便一直与科学组织中的亚里士多德学派论战，为时长达三十年。他善于运用不同的媒介，无论是私人讨论、公开演讲抑或论辩文章等来作为武器。虽然伽利略的攻击不涉及人身方面，但他的论敌却受到伤害，且因他毁坏了他们的科学体系和专业声誉，所以对他极其愤恨，这是可以理解的。

试想象一下，今日某所享负盛名的大学物理系中，出现类似的情景。一位新到任，仅有三年非终身任期的助理教授，竟发动学生攻击教科书中一些基本的假设，并公开批评系主任——曾获诺贝尔奖——的理论。另外，自命不凡的伽利略还以公开演说和受大众欢迎的通用语言来发动攻击。究竟他这种活动能够维持到几时呢?学校当局已准备在第一个学期后终止他的合约，或即使必须用金钱作补偿，也要请他离去;如此相较之下，17世纪比萨大学的教授看来便算宽宏大量了。

奇怪的是，尽管有真凭实据，科学史家对大学教授们决定反对哥白尼及伽利略，反对自由探讨科学自由的行径，却少有指责;反而，正是这些具有领导地位的科学家策动神学家干预这件事，并相信教会必站在他们的一边。伽利略于1635年写信给一位朋友，谈及某些事件如何导致教会于1616年反对哥白尼体系的决定。一位名叫卡契尼的年轻牧师在伽利略本乡佛罗伦萨教堂的讲坛上指责他，对此伽利略并没有埋怨;而对那些在“十八年前，在罗马以诽谤欺诈及阴谋诡计来蒙骗当局”的人，他在信中则加以痛斥。时至今日，“你从我的文章中必已清楚，在宗教的面纱之下，是哪些真正而现实的动机促使别人起而攻击我，不断地从各方面压制我、伤害我。”^[19]

3.多米尼克会修士

阿奎那素有13世纪天使博士之称，是托马斯学派的鼻祖。他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阿奎那本人是多米尼克会修士，该会修士亦谨守他的学说。对于任何改革都抱持着怀疑，甚至仅是天文学上的改革，他们也大力反对。一些修士(如:洛里尼及卡契尼)更在讲道时攻击伽利略。不过，伽利略的《对话》一书，却是在其他多米尼克会修士的批准下，于1632年出版。

4.耶稣会修士

17世纪初，耶稣会修士在教会中拥有极大的文化影响力。他们在罗马学院拥有数学、物理、天文等领域显赫的学术地位。他们试图把新的研究成果纳入正统的范围，使教会的权威得以加强。当世间对哥白尼天文学议论纷纭时，耶稣会修士却游移不定，对1616年的大争论，他们的官方态度是作旁观者，不过间接支持伽利略的知名耶稣会修士却大有人在。

奇怪的是，1632年这两个团体的立场却反转过来。耶稣会修士发起对伽利略的指控，并批评多米尼克会批准《对话》一书的出版。罗马学院两位耶稣会天文学家施乃尔和格拉西与伽利略素来是敌对的，他们对伽利略批评他们的科学观点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们将伽利略的意大利文著作视为对教育纲领的一种威胁。伽利略的受审，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呈报教皇，指出《对话》一书在修辞的面纱背后宣扬哥白尼学说的，正是耶稣会修士。他们告诉乌尔班说，他那番反对潮汐理论的话，正透过辛普利修斯(Simplicio)的口中说了出来，他被嘲弄了!由于乌尔班曾向伽利略直接表达过这方面的论点，所以当他听到耶稣会修士的话，便感到跟伽利略的情谊被出卖了。

虽说，并无证据显示伽利略是存心嘲弄教皇，但是伤害已经造成。教皇一向以文化之士自居，但深感不被尊重。他已因批准出版《对话》一事而失去耶稣会修士的好感，他深虑耶稣会修士会起来反对他，特别是当耶稣会修士一再强调这问题的隐忧会比路德或加尔文所造成的更大。就这样，本以为可以劝止教皇不将教会牵涉入科学争论的耶稣会，却反而推波助澜，使教皇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里。

5.教皇乌尔班八世

最后，教皇成了轴心人物，尽管他对伽利略的反对是由许多迫不得已的因素促成的。施乃尔和格拉西两位天文学家对伽利略之反对是由于长期的憎恶，乌尔班教皇则是迫于四方的压力引致的挫败而勃然动怒。

乌尔班在国际政治环境中也是处于劣势。他与瑞典新教国王阿多弗斯(Gustavus Adolphus)暗中结盟，不料这个秘密因国王突然驾崩而公诸于世。另外，教皇和奥地利在邦交上没有任何成就可言，且又被法国枢机主教黎赛留(Richelieu)所轻慢。而在内政方面，因为个人野心而牺牲教会利益，以及亲属的贪欲和巴尔贝里尼家族的房屋利益等问题，引起一片批评声浪。此外，他在自己的教区内更被迫赶着去粉碎一场政治阴谋。种种的事情令他四面受敌，惶恐终日。

于是，伽利略形似的不忠，便成了他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梵蒂冈批准《对话》一书出版，是先得到万无一失的保证的;现今，乌尔班却感到被老朋友欺骗，并开始因这本普通的书所招惹的回应深为焦虑。他想扶助新科学，但经过一番尝试后，伽利略却发起世间舆论来反对教会方面的知识权威，他深感被人出卖。细想之后，他认为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一则可重获一点儿的威信，二则可以巩固他作为教皇的地位。于是便任命一些神学家组成委员会，把《对话》一书拿来审查一番，这行动便直接引出了伽利略的被传讯和被审判。

另有两件事，更加强乌尔班对伽利略的对抗。第一，是施乃尔从档案里找到了1616年的告诫信，然后拿去给教皇。这是一份未经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法律效力，但已表明伽利略“不得再以任何方式”讨论哥白尼学说。看来，伽利略违反了宗教法庭的法令，虽然他与教皇乌尔班有多次的谈话，却没有提及这封告诫信。第二，1633年6月法庭的审讯报告上呈教皇时，按理应该是客观公正的，但那报告却对伽利略的案件作出不准确且偏颇的描述，且在报告上呈时并未附有审讯记录，这便加深了教皇对伽利略的厌恶感，从而坚定他要严惩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