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村干部，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陆文忠，1947年1月出生。198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崇明县瀛东村党支部书记。20世纪80年代初，瀛东村人均收入不足200元，村民生活较艰苦。陆文忠带头组织了一支拓荒队，以“敢向沧海要桑田”的勇气，手挖肩挑，“三次闯滩，十年围垦”，围得土地4 200亩，奠定了村庄致富的基础。同时，他还引导农民开展淡水养殖，创新种植养殖模式，逐步提高农民收入。在此基础上，他还利用瀛东村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开发“渔家乐”乡村旅游，使村庄环境进一步优化，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迈入小康生活。陆文忠坚持为民办实事，先后投资建造了集住宿、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两幢村集体综合大楼，并在村里开通有线电视，安装路灯，推进“健身苑”和老年活动室建设，使村民安居乐业。昔日的困难村，逐步建成今天集农、林、渔、旅等全面发展的花园式生态村庄。

口述：陆文忠

采访：黄茜琳　黄中元　冯玉丽

整理：孙雯静　冯玉丽

时间：2011年1月17日

地点：崇明县瀛东村村史馆

敢向沧海要桑田

我于1947年1月8日出生，是土生土长的陈家镇人。快小学毕业的时候，国家号召大家到农村劳动，就不读书了。我20～30岁时，正好赶上十年动乱，作为农民，基本上都是在种田。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32岁，出来当了生产队长。1985年开始，带了6个小兄弟开始围垦。1989年入党后，组织任命我为瀛东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到现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全国的农村都在搞乡镇企业，但是我觉得，我们陈家镇搞乡镇企业的条件不是很好：一是崇明到上海市区的交通不方便，运输成本各方面的费用都比较高；二是我们文化水平低，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社会关系也比较薄弱，搞工业不是很适合。但是我们村周边的滩涂倒是有一大片，可以开发的土地很多。农民嘛，有了土地就有饭吃。所以我打定主意要围垦，就是想多搞一点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切。

当时中央的政策也比较好。我记得1985年初的时候，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鼓励国家、集体、个人都可以开发荒山，围垦滩涂，发展养殖业、种植业等，当时报纸上也登得很多。我就想，既然允许我们农村搞滩涂围垦，而且村里人多地少，那可以开发荒滩嘛。

陆文忠挑起扁担，挑战荒滩

十年围垦磨炼了我

围垦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前后三次闯滩，十年围垦，期间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首先是资金问题。当时我是生产大队长，但村长、书记他们都在跑工厂，没人支持我。我贷款也不像他们搞工业的贷款那么容易，大队里也没有钱。所以1985年的时候，我就从自己家里带了200块钱，买了60支毛竹，买了点小竹梢，买了点钢丝，割了点芦苇，搭了茅草房，带了6个小兄弟就开始围垦了。第一个晚上，我们就割了点芦苇，带了两条被子就睡在里面了。

我拿到的第一笔贷款是1.5万元，用于给雇佣的民工发工钱。当时除了我们6个人外，我们还雇了一些苏北来的民工。春节到了，他们要回家了，我得给他们工钱。当时是7毛钱一方土，他们一天赚5块钱已经很高兴了。为了这1.5万元的贷款，我向农村信用社写了报告。信用社的主任说：“你拿什么资格来向我借钱？你大海里挖土，潮水一来全部冲跑了。这个钱你还不出，我找谁去要钱？”被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后来我找我们的老党委书记，他当时准备调我到县里主抓工业的，但是我坚持要搞围垦。最后他为我做了担保。这个人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钱拿来了，我把五六十个民工打发回苏北过年了。

陆文忠（右二）策划围垦

后来规模大了之后，我的第二笔贷款就达到了13万元。以前新闻上、报纸上也报道过，说我用儿子、女儿的照片去抵押贷来了13万块钱。其实也不是抵押，当时是到农业银行的信贷科去贷款，又被里面的几个同志数落了一顿。他们说：“人家办工厂都有材料、有设备，还不起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东西。你现在是在大海里搞围垦，搞的是土，水一冲就完了。我们崇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过，你们几个人在搞围垦，你这个钱很难借到。假如大堤被冲走了，你拿什么来还我们？”当时听到这些话，很心酸的。那时候我女儿13岁，儿子9岁。女儿小学刚毕业被保送到县上的重点中学去读书了，那时候姐弟俩在镇上拍了一张黑白照片，正好我带在口袋里。我也想不到拿什么做担保，就把孩子的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对他们说：“你看我家里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你看他们多可爱，到时候这个钱我还不了，我儿子女儿也会还的。”后来他们也被感动了，同意把钱贷给我。在这两笔款子以后，贷款就不成问题了。我都按时还给人家了，人家看到了我这个人的信誉。

其次是自然灾害。那几年好像老天也和我们作对，好几次大潮都险些把大堤冲垮，还差点闹出人命。在崇明开荒，首先要懂得潮水变化的规律。大家都知道，天文潮在每个月的初一到十五有两次高潮。它有个汛期，但是从潮水的规律来讲它是64小时来潮两次。这样一来，围垦时间只能放在冬天。在河冻住、天寒地冻的时候，潮水也小了，只要在冬天5～7天的小汛期和每个月的小汛期多加注意，就可以比较安全地围垦了。但是到了夏天，还是会有危险的。那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台风、大潮，我们开始围垦的时候，每年至少会遇到3～5次大风大潮。所以围垦，“围”的时候要根据潮水的规律作业，是十分辛苦的，也有一定的风险。

大家说，我为了筑堤围垦差点把命搭上，其实没那么严重，只是有一次受了点伤而已。那是1999年8月初的一天，正值汛期，我骑着摩托车去工地巡视。当时也是下雨，路滑，我一不小心撞上了路旁的一堆石子，当场不省人事。后来，我被大家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当时有三处骨折，医生还下了病危通知。

经过十年围垦，我们村的农民富裕了，集体经济增长了，我觉得哪怕经历再多的苦难都值得。如果我的人生没有这三次围垦，也就没有现在的我。在这十年围垦中，我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一名党员，并成为党的基层干部。我觉得这十年磨炼了我，也成就了我。人生能有这样的十年，是一件好事。虽然过程中有很多艰辛，但是值得！1998年在市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代表上海郊区发言。那天发言我流泪了。我说：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这十年的路，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因地制宜发展淡水养殖

土地有了以后，我们就发展淡水养殖。淡水养殖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经历过的，是一个从外行到内行的过程。

我自己本身也养鱼，也带领大家找市场卖鱼。虽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养殖，但我们村是一个集体，老百姓是在我们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开始养鱼的。但是鱼种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饲料从哪里来？技术从哪里来？挨家挨户自己去找市场是不行的，还是要由集体出面，统一分配鱼种、统一分饲料、统一找专家指导、统一去找市场。对外谈市场、鱼价等方面，几十年来都由我负责，都是我在跑。所以对长三角地区的乡村、渔场，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从整体上来说，我们这种模式确保了农民从生产到产品进入市场的组织形式，还是有好处的。1986年我们第一年养鱼就赚到了2万多块钱，当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瞅准市场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

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从当时的形式看，单纯地搞一种产业、搞养殖，很难保持长久的发展。一旦遇到市场冲击，抗风险的能力太弱了。所以2001年的11月3日晚上，我跟老百姓开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议。我说，我们村里要抓紧用十年的时间，规划产业结构调整。专门搞养鱼的话，我们的出路一定不是很好的。我们要抓紧时间换一种产业来经营，换一种环境来生活，要抓紧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从2002年开始，我们就压缩鱼塘，增加种植业，从养殖业向种植业过渡，然后种植业、养殖业一起发展。

那时候流行乡村旅游，叫“农家乐”。但是我觉得我们崇明搞“农家乐”，不像安徽、浙江等省区的农村那样有优势。我们这里是一马平川，没有多少名胜古迹，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很少，就是自然环境比较好。对于“农家乐”，我们瀛东村一家一户单独搞是不行的，一定要抓紧向集体搞“度假村”的方向发展。

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就是搞“度假村”。当然这中间也有很多阻力。有人说，你们这样搞是不对的。但是我说：“上海郊区的‘农家乐’与外省市的要有差别，农民要有前途，过上好日子。”农民搞“农家乐”无非是要形成一个产业，赚点钱。但同时农民也要有舒适的生活，不能因为游客来了就把平静、安稳的生活打乱。所以我们是村集体搞“度假村”旅游，按照计划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从传统的种田、养鱼，逐步向现代服务业转变。

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给我们村带来了很大的实惠。应该说，农民直接的经济收入并不多。但我觉得好处还是有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也是最大的好处，我们村里的环境好了。因为搞“农家乐”，肯定要接待游客，这逼着我们把环境搞好。我们村在15年前就开始收垃圾了，其他村是没有的。另外，我们15年前就改掉了茅厕，全部安装抽水马桶。还有绿化种树。我们村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绿树成荫。以前我们村的老百姓，一路上吃橘子、瓜子等，瓜皮是随地乱丢的。后来慢慢游客来了，我们教育农民不要这样做，要把垃圾放在口袋里，再扔到垃圾桶里。现在看，路上垃圾也没有了。第二，我们村民、村干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受到城市人的影响，发生了变化，这比经济收入更为重要。刚开始看不出，但是慢慢你会发现，我们村的村民与其他村就是不同，一些观念、生活习惯等正在慢慢地城市化。第三，我们最近3～5年造了大批的房子，有近4万平方米。一个村的集体资产有近4万平方米的建筑，包括宾馆、会所、展厅等，这些资产都是村民的。这4万平方米的建筑是我们200个村民的资产，算一算的话，每人有200平方米的资产。按照崇明的房价，每平方米1万元的话，那我们的每个村民，包括老人、小孩就都拥有200万元的资产，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说，我们的环境好了，我们的观念改变了，我们的村民富了，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大的好处。

继续为老百姓做点事，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有人说我是“四好”男人：“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好领导”。说实在的，很惭愧，我做得很不够。

“好儿子”呢，这是我作为一个儿子应该做的。我兄弟姐妹5个，父亲去世得早，妈妈就长期住在我家里。因为我觉得我家里的环境比其他兄弟姐妹家更适合我的母亲生活，所以她就一直在我身边。我个人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要说好应该是我老婆好，是好媳妇。我家里几次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的五好家庭，全都是我老婆的功劳。

“好父亲”呢，我女儿13岁就离开我在外面读书，后来直升同济大学，现在在一家合资公司做领导。我对女儿的关心也比较少，但相比较起来还算好的。对儿子的关心就更少了，那时候我在忙着搞围垦，他在镇上一所比较差的学校读书，后来也没考上大学。他20岁进乡政府机关做团委书记，在乡政府工作了8年。快30岁的时候，我把他叫回来。我跟他说，你应该去锻炼锻炼。现在他在旁边一个村当支部书记快2年了。作为父亲，对儿子、女儿也没留下什么财产给他们，只留给他们要好好做人的道理。告诉他们，在外面工作，什么路不能走，什么人不能交，这些一定要把握好。

“好丈夫”呢，我欠老婆的太多了，我最亏欠的就是老婆。40岁开始围垦的时候，我就住在办公室里，一直到现在25年了，很少回家。记得有一年，只在家里住过3个晚上，还是因为身体不好，需要老婆照顾。我围垦以后，老婆为我牺牲了太多太多，所以我想退休之后，能用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好老婆。

“好领导”呢，我也不是好领导。我的脾气很不好，有时候会骂人，讲话很重，喜欢当面批评、指责人家，也不算什么好领导。但是我从当上村干部开始就有一个心愿，我讲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村干部，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讲了这句话之后，我时时刻刻记在心中。让老百姓过一段时间的好日子是很容易的，难的是要长期过上好日子。要把周边的环境搞好，要可持续发展，要永远走在别人的前头。难就难在这里。有时候老百姓不理解你，但是你还要坚持，坚持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下去。现在慢慢地大家都理解了，当他们知道那么多资产都是他们自己的时候，就真正信任我了，我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说到瀛东村今后的发展，我觉得是要有一个好的体制和机制，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我们这辈人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从围垦到发展养殖、种植业，再到乡村旅游，完成了资产、资本的积累。接下来如何用这笔资产去更好地经营？谁来经营？这都需要一个完善的体制和管理制度，需要有一支队伍。我希望能尽快培养出一支成熟的队伍来接我们的班。

有人说我要把位子传给儿子。我说，你们错了，我肯定不会。这不是财富的问题，而是一种责任。要用一个好的集体班子来接班，用一个体制、制度来接班。所以我接下来打算要走好资产经营管理这一块，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要培养一套班子，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做。这几年我们也招聘了一些大学生村官，从外面引进人才。干部是要在农民的支持和监督下成长起来的，我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有了党的领导、教育，有了群众的支持、监督，你才能成长。所以，在群众需要的时候，继续为老百姓做点事，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采访札记

开拓与奉献

在见到陆书记以前，我有万般猜测：这样一个勇于开拓、英勇果敢的村支书会是什么样子？见到他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他跟普通的邻家爷爷一样，面容慈祥，笑容常挂脸上。在饭桌上了解到，原来陆书记只有小学学历，这不禁又让我吃了一惊。小学学历，却干出了很多大学生都干不来的事情。在陆书记身上，的确有着常人没有的气魄。

整个采访过程当中，陆书记都很配合，对提出的问题都作了很具体的回答。让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陆书记对“好领导、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这四好的感悟。陆书记一直谦虚地说他算不上好领导。当听到他因为抢险而造成三处骨折的事迹时，我的鼻头一酸，强忍了好久才没在镜头前流下泪来。敢问这样以身作则、身系工作的领导都不算好领导的话，怎样才算呢？

陆书记说他不是个好儿子。自古忠孝两难全，他为工作付出了太多，陪伴父母的时间很少。说到这里，陆书记不禁哽咽了。说到家庭，陆书记总会提到他的妻子，他说他这一生，欠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妻子。曾经因为工作的关系，一年当中只在家里住过三天。在家住的理由，是身体实在需要休养……

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这一个多小时里，让我对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有了深刻的了解。开拓精神、奉献精神，不正是陆书记身上熠熠闪光的发光点吗？不也正是我们年轻一辈需要学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