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病人恢复健康，我是最幸福的

吴孟超，1922年8月出生，马来西亚归侨。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同年8月到华东人民医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工作。历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外科教研室主任、普通外科主任、肝胆外科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等职。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医学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癌症基金会副主席，中德医学协会副理事长，中日消化道外科学会中方主席，国际外科学会委员等。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被国际肝胆胰协会授予“杰出成就奖”。曾当选为党的十四大代表，第七、八、九、十、十一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口述：吴孟超

采访：丁　琳　黄中元　冯玉丽

整理：黄中元

时间：2011年1月25日

地点：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为抗日回国、读书、学医

我生在福建，当时家里很穷，父亲很早到马来西亚打工。我生下来以后，母亲就带着我和一个弟弟坐船来到了马来西亚。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在马来西亚，陈嘉庚号召华侨抗日。我们学校（光华中学）的名字，就是孙中山题的词。学校的老师中有不少来自国内，非常爱国。由于陈嘉庚宣传抗日，比我高年级的不少同学都响应号召回国了。1939年，我初中毕业。那时候我是班长，号召大家不会餐，把钱集中起来进行募捐，再经过陈嘉庚把钱寄到了延安。在我们快毕业的12月份，收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感谢电。当时我们非常兴奋，就想组织同学回国到延安去参加革命。高年级的同学有的已经回国参加了新四军，所以我决心组织同学一起回国。

1940年，我们从马来西亚坐船到了越南西贡，再坐火车来到昆明。到了昆明我们找到老同学，说要到延安去。当时昆明天天有轰炸警报，让我们对日本人恨透了。老同学们中有的已上大学了。他们说你们想得真天真，到延安有很长的路，很远。中间还有好多国民党搜查的关卡，很可能受陷害。你们还是念书吧。我父亲说过，我们家里没有人念书，母亲是文盲，父亲识的字很少，所有的弟弟妹妹都不识字，所以要培养我。我一定要念书，为国家做出贡献。父亲的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抗日去延安是为了救国，但是去不成就念书吧。这样想着，我便留下来考了同济附中。

我在回国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几个同学到了新加坡办好了手续，然后坐船到了越南，准备登陆签证完了后坐着火车到昆明。那时候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海关官员都是法国人。在海关我们六个人排队，轮到我们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出来的。结果那个法国海关官员十分傲慢，说不能给我们签，要我们先盖手印。我说前面的人签字就行了，为什么我们要盖手印。他说不行，你是黄种人，必须要盖手印。你们是东亚病夫，要盖手印，才有证据。我当时气得不得了，站在那边磨了一会儿。他不耐烦了，就让我们靠边。后来也没办法，只有忍辱盖了手印，才过了海关。这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深深地伤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忆很深。

1942年，日本侵略军南下，我和家里的经济来往断掉了，但我还要继续念书。这时我一个同班同学吴佩煜（我现在的夫人，高中一年级我们同班）伸出援手，帮我买书本织毛衣，我们的感情也就慢慢深入了。我自己也很努力，帮别人抄写东西、晚上做家庭教师、卖报纸，我都干过，自己挣钱坚持念书。当时国民党政府办的学校吃饭不要钱，不要学费，不要住宿费，但是生活费一定要自己负担。考大学时我想念工科，我的手工艺很好。我现在的老伴决定念医学，她劝我也学医，说学医凭自己本事。你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没有靠山，也不是有钱人出身，有了技术就可以维持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我想想也对，反正我们学一门技术，可以救死扶伤，所以我就考医了。1943年，我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毕业以后我当了住院医生，积极考外科。当时考外科不容易。很多毕业了的同学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我也一样。我外科的成绩考得最差，小儿科考得最好，他们要留我做小儿科医生。学校里规定，学生的哪一科成绩考得最拔尖就留下来参加哪一科的工作。我不想做小儿科医生，想做外科医生，因为我的手灵活。我和教务主任谈话，但他的一句话给我打击很大。他说，你看看你的个子，1米62，小个子。过去的外科医生形象都非常好。他说这句话戳中了我的软肋——我太矮了。我说我非干外科给你看。

我选择了肝脏外科

我积极要求入党，组织上考验了我6年。因为我是华侨，入党不容易。1956年，我入党参军才成了军官。1956年我升为主治医生。我的老师是裘法祖教授。他在德国是很有名的外科医生，个子很高，看起来非常帅，技术也非常精湛。他是1946年从德国带着德国夫人回国的，回来给我们上课。同济医学院1950年搬到武汉。我知道了以后就和校长一起聘了他做兼职教授。当时担任主治医生叫做独当一面，同时要自己发展。我想我发展什么呢？裘老师就和我说，你如果有志气，可以选择肝脏外科。当时，肝脏外科在我们国家水平是很低的，基本就是空白。国外有，但是水平也不高。这样对你来说比较好。我一听，马上投入专科学习，了解学校里没学过的知识。当时就在图书馆里找书看。我们找到了一本肝脏外科入门，大概只有二十几万字。我和同事一起把它翻译成中文，一面学习一面翻译。裘老帮我们出版了译本。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出版一本书不容易啊，同时我们又学习到了新的知识。

出版肝脏外科入门这第一本书之后，我就想，要搞肝脏外科必须从基础做起，我念书的时候对内部血管的关系没有涉足，所以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放在肝脏解剖上。当时正好五角场附近有一个法医检验所，有了肝脏标本就给我们，我们就拿回来做成模型。一开始我们不会做模型，摸索了很久。后来，从1959年容国团得奖得到启发——乒乓球也是塑料啊，那是可以溶解的啊。我们便把乒乓球溶解后的溶液通过血管打入肝脏内部，等溶液凝固、外面的肝组织腐蚀掉后，模型便形成了。现在我们的展览室里还保存着当时我们做的模型呢。当时我们一口气做了100多具肝脏模型，再拿来一个一个分析。1960年参加全国会议，我们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五叶四段”理论。肝脏解剖新理论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的肝脏外科手术，当时仅有个别人涉及，但死亡率很高。1960年，上海有一个教授，他也做了标本，但是没有形成规模。我们想求教于他，但他就是不肯讲。我想也没什么了不起，就自己摸索，最后摸索出了做手术时出现大出血以及麻醉问题的解决办法。过去麻醉病人时，麻醉后要降温，把病人泡在冰水里降到32度以下，然后再开刀。还要不断地加冰，才能保持低温。这样的话，肝门阻断时间可以维持得很长。我觉得这种做法太残忍了。当时因为诊断水平低，肝癌不一定开得掉，开不掉的话，病人还要遭那个罪。我们就研究改进肝门阻断的办法。我们几个人开始做动物实验，研究出一种常温下的间歇肝门阻断法。和国外的方法不同，不会阻断时间太长，不然的话会造成肝脏功能衰竭。间歇肝门阻断法就是阻断一段时间，就放开，这样循环往复。这个办法是受到水龙头的启发。在动物实验中，我分三次：一次阻断20分钟，一次阻断15分钟，然后松掉，等5分钟，然后再阻断，加起来一共可以到1个小时、1个半小时左右。这个间歇肝门阻断法一直用到现在。还有就是病人手术后的护理和治疗也很重要，很多病人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没有撑过去，比如说并发症之类的。我还是做动物实验，发现手术后5到7天是个关键期，一定要注意加强治疗，以后并发症就少了。病人恢复得好了，手术的成功率就大了。

吴孟超指导手术

1963年，我就开始做临床手术，第一例我就成功了。到了1965年我又做了一例，也成功了。那位肝癌病人现在90多岁了，还活着呢。第一个手术我做得很认真。当时手术都要请主任来，也就是郑宝琦主刀，我们下级医生做助手。在手术的时候，郑宝琦主任就说：“你比较熟悉，就由你来。”所以我们就“换刀”，我来主刀。当时我是肝癌研究小组的组长，又做了文献学习，又做了解剖，对于这个手术比较熟悉，掌握得更多。叫我来做，是他表示对我的信任。我当然也就鼓起勇气，自己做了。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我胆子就更大了，第三次以后就变成常规了。

从1965年开始到1975年，我已做了100多例肝脏手术了。1968年的时候，学校因为文化大革命闹得不可开交，就搬到西安去了。病人也就跟着搬过去了。1975年的时候，有一个从安徽来的农民病人，叫陆本海，挺了个大肚子。当地医院诊断的是血管瘤，不是肝癌。血管瘤是良性的，可以长很大。他来了之后一定要找我们看，我们就想办法。学校把病人收进院以后也很重视，全院讨论怎么开刀。尽管开刀的话要冒很大风险，全院还是组织了好几个组：麻醉组、护理组、医生组、内科组、输血组等，大家共同努力来帮那位农民解决问题。最后校里统一决定要做这个手术。我那天一早就去了，8点钟开始，我们一个组的人一起做手术。学校的政委就站在后面看，院长也在手术室里帮忙。手术一直做到晚上8点，肿瘤切下来了。在治疗这位农民的过程中，有几个困难需要克服：一个是肿瘤很大，到现在也没碰到过那么大的（重达18公斤）；第二个就是我没有做过这种手术，没有经验；第三个就是手术后这个病人能不能活下来。当时很担心啊，万一这个病人做死了，大家都不好看。虽然当时人家也不会追究，但是毕竟做医生的总想把人救回来。还有当时万一失败了，影响太大，名声倒地啊，所以还是有些顾虑的。不过我们后来讨论，觉得不能只为自己考虑，更要为病人考虑。我也觉得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就算失败了，也还能总结失败的教训。最后手术成功了，报纸上啊什么的都登了。我在手术台上站了整整12个小时。当时手术室也就是人家帮忙给你拿管子吸点牛奶，也没吃其他什么东西，因为怕要上厕所。外科医生必须要有憋功，不然的话，去一次厕所以后全身上下的衣服都要换过，所以一定要有憋功；第二个你要有站功，要站得住；第三个就是要有饿功，要经得起饿。我做手术的时候从来不吃东西的，最多有人帮忙给我喝点牛奶什么的。国外有的医生是下来吃点东西再继续做，这样对病人不好，我不会这样做的。做完后，虽然很疲劳，但我还是去病房看望了病人。整整7天后，确定他情况稳定了，我才放心。这个病人到现在还活着，上个月还给我写了封信，九十几岁啦。他每年给我寄点自己种的蔬菜水果什么的。这几年没有啦，他也搞不动了，年纪大了。

带领中国肝脏外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到了1979年，有一个国际外科委员会来我国开会。代表我们中国的是吴阶平委员，是他邀请我们参加那个会议的。吴阶平组织了一个代表团，选了几个成员，一个是我，一个是“断手再植”的陈中伟，一个是“拇指再造”的杨东岳，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吴阶平吩咐我们准备在会上做报告，我就负责肝胆外科。我准备了半年，写好文章，总结了我这一段的手术，一共是181例。本来英语我也会，但是不常用，所以还要临时学习英语。还不知道练了多少遍的幻灯片，因为要正好掐到每个报告的15分钟时间。会议在9月召开，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到美国去，由吴阶平带队。当时很有意思的，我们要先去北京学习一个月，学国外的礼仪、国际情况等。因为那时候还刚刚开放，没出去过嘛。我们四个人分工，吴阶平任队长，陈中伟等联络，我管钱。4 000美金，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是国家给我们四个人的零用钱。杨东岳搞出纳。当时在旧金山，我们连坐车都舍不得，住在中国人开的旅店里，要了两个房间，两个人一间。去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是排着队走过去的。开会的时候吴阶平英文很好，怕我们英语不够精通，人家提问答不上来，就陪着我，说：“你打报告，不要紧，我陪着你。”他和我一起坐在前排，万一我答不上来他就准备接上去。结果报告的时候，主席说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的报告时间减少5分钟，就10分钟。这个麻烦了，因为我背下来的报告正好掐准15分钟的，一句都不能少啊，怎么办？我就鼓起勇气和主席说，当初规定的是15分钟，怎么能临时改。结果，他同意我的报告时间还是15分钟。那时整场会议一共三个报告，其他两个做报告的医生加起来一共才做了18例肝切除，我这一个就181例，疗效也比较好。全场与会者都觉得现在中国的肝脏外科发展得很快，全场热烈鼓掌，很是轰动。

中国肝胆外科在短时间内得到了飞速发展。1956年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代表团来开会，也做关于肝脏手术的报告，那时日本的技术先进一点。会后我们就提问，问肝胆外科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那个日本教授很傲气，说你们中国发展肝胆外科，至少20年。这话传到我们耳朵里，都很气愤。所以我们1956年就开始研究，不到10年就发展起来了。

80年代，有一个日本代表团专门到中国来拍摄我做手术。有人说不能让他们拍啊，日本人现在要来偷你的资料，偷你的技术。我说不要怕，所有的技术都是国际化的，医学没有国界，大家都可以学，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说实在话，他们也偷不到，我的手在里面做，拍得到吗？所以拍了半天他们只能拍个外表，拍不到里面的操作。

做医生，医德医风是最主要的

对于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我认为，病人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是一家人，我们应该共同来解决这个病的问题。医生对待病人一定要亲切、温柔，服务到家，同情关心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我们才能合作，这样效果好。我们现在有些医生跷着二郎腿，病人来了，好像是来求你一样，这个不对，人家要反感的。一反感，配合不起来，事情就不好做了。做医生的一定要热情，尽力。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没有技术，完全靠设备，也不太接触病人，这个我觉得要改变。

给病人检查，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冬天手冷，不能一下子接触病人，病人会感觉不舒服；第二，被子不能一下子掀开，病人会很冷的。女同志什么的更加要注意，要从病人的角度考虑。检查完了以后一定要帮人家把衣服打理好，这样病人才会满意。

查房一个是解决病人问题，仔细看仔细查；第二是要教育培养年轻人，怎么分析，怎么关爱病人。现在医生查房比较少了，老一辈的比较多一点。要经常查房，经常关心体贴病人，接触病人，亲自检查，第一手材料非常重要。

肝癌本身不会传染，主要是乙肝会。80%～90%的肝癌病人都是得乙肝后，再转为慢性肝炎、肝硬化，最后患上肝癌的。当然接触病人是有危险，作为医生自己心里要有数，要保护自己。握手什么的还是一样，不和病人一起吃东西就是了，一般接触是没什么关系的。检查完病人后回办公室就洗手，注意不要在病人面前洗手。还有，传染有特定的途径，比如说手破了后接触病人，就容易被感染，但这是可以预防的。只要自己保护好，就没关系了。所以不要怕，一怕就有隔阂了，要亲切。做手术时，针头都戳到我不知道多少次了。这是职业危险，也没办法。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下来打一针泌尿球蛋白，所以我到现在都没出什么问题。

做医生，医德医风是最主要的。医德医风不好，技术再怎么样高明，也不行。最重要的是要关心爱护病人，要治病，也要治人。不能只关心病人的肝脏，这个太有限了，更要照顾到人，使病人身体好，心情也好。

我希望学生踩着我的脚印，踩着我的肩膀上去。要全心全意为民族，为我们国家、为军队做贡献。努力学习，积极向上，有创新的精神，努力奋斗。不要为了去捞钱，病人送红包就看得起，不送就看不起。这种人没有出息，培养出来也是个废品。

从医50多年来，看到一个个病人健健康康地出院时，我是最幸福的。每年有好多病人给我寄贺卡，我也每个人都会回复。

我还希望在未来几年，肝癌这个帽子能被我们甩到太平洋去。

链　接

吴孟超院士的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如下：

1.创立了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体系。

2.开辟了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新领域。

3.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

吴孟超院士从事肝脏外科领域研究近50年来，发表学术论文796篇，主编《黄家驷外科学》、《Primary Liver Cancer》等专著15部，获得国家、军队、省部级科技奖励26项，获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医学专家”称号和国际肝胆胰协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等荣誉26项。

——《叶笃正与吴孟超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简介）》，2006年1月9日中国新闻网

采访札记

肝胆春秋

之前我便已看了很多吴老的生平事迹，看了很多录像影片，可是怎么都不如当他真正站在面前时感受到的触动更大。

当真正见到吴老之时，我只能惊叹于他竟是这么亲切。他是个满脸笑容的老者，如同我遇见过的任何一位平凡的长者，但那一身笔挺的军装却诉说着老人不平凡的一生。

我们相对而坐，老人对于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思路很清晰。他说着马来西亚移民归来的故事，说着从医的故事，说着主攻肝胆外科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那么鲜活，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每一句话都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么一具并不算伟岸的身躯究竟蕴含了多大的力量？

采访接近尾声，我最后问道：“吴老，您从医60年来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吴老说：“作为医生，救人就是天职，一切都要从病人出发，为病人着想。”他说得是那么恳切，那么认真，那么饱含深情。

采访结束后，老人握了握我的手。这真的是一位耄耋之年的长者的手么？我惊讶于老人的手竟是这么的坚定，这么的有力。我也发现了那根因为捏了一辈子手术刀而变形的手指。那双拯救了无数生命的手，在层层叠叠的褶皱下是那么的美丽。

就是这样的一双手，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也不曾休息过。在手术台上，他救死扶伤，引领着中国肝胆外科，谱写着新的济世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