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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怎样求真务实沈道弘

时间:2022-02-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共党史、人民解放军军史上,黄克诚是以刚正耿直、敢讲真话著称的。事发后,自己也被列入AB团抓捕名单,因彭德怀干预而幸免,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降职任军团司令部秘书。黄针锋相对,据实辩争,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直以对人,黄克诚在如何看待评价毛泽东、彭德怀和林彪的问题上堪称代表。

黄克诚怎样求真务实[4]/沈道弘

中共党史、人民解放军军史上,黄克诚是以刚正耿直、敢讲真话著称的。他曾多次因提不同意见而受到批判打击,降级撤职。有篇文章说他一生十次直言,十次挨批,十次又都被证明为正确。他是善于思考的,陈毅说“黄瞎子”(黄是近视眼)有一副千里眼,就是说他对问题想得深,看得真,具有远见卓识。

一、一生直言,多次挨批终被证明是正确

读《黄克诚自述》可见,自湘南暴动以来,黄克诚经过独立思考提出不同意见,或对上级决定

有自己独特理解,至少有15次,不仅没有发现一次他是错误的,相反,有9次堪称是远见卓识。

1.大革命失败后,黄在其家乡湖南永兴特别支部会议上,反对多数人立即暴动的主张,认为条件不成熟,应做好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待机而动,被批判为“右倾胆小怕死”。

2.湘南暴动后,在“左”倾思想支配下大烧大杀,群众反感。他被指定负责烧县城时,只烧衙门、祠堂和个别商店,保留了大片民居和街道,再次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

3.1930年贯彻攻打中心城市的“立三路线”,黄认为是以卵击石的冒险。他在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和湘赣特委联席会议上发言反对攻打武汉、长沙,被指责为“右倾”,撤销了纵队政委的任命,改任团政委。这是他远见卓识之一。

4.中央苏区第一次反AB团形成肃反扩大化后,他感到问题严重。他自觉抵制第二次反AB团,把列入名单的人夜晚藏到山上,白天归队战斗。事发后,自己也被列入AB团抓捕名单,因彭德怀干预而幸免,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降职任军团司令部秘书。这是他远见卓识之二。

5.反对中革军委打赣州的决定。他先后三次提出撤围建议,直接与军团长彭德怀争论,指责彭是“半立三路线”。军团召开专门会议批判他,会上他与领导同志激烈争论;会后行军,也是一路走、一路批、一路争辩不止。这是他远见卓识之三。

6.长征途中,提出要保存实力,寻求打开新局面的办法。因为苏区和红军主力损失严重,因而他向领导提此建议,却被怀疑丧失信心,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调至军团赋闲,后任侦察科长

7.反对严厉处分偶尔偷吃群众东西的战士,主张从严要求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走出草地,中央曾准备用黄为二纵(原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因他提出这个建议,而被认为不适宜带兵和做政治工作,改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这是他远见卓识之四。

8.在军事裁判所所长任职期间,不同意政治保卫部门怀疑掉队同志有叛变投敌可能,从严处分甚至处死的主张。他主动找纵队领导求情,被认为“真不中用”、“年纪大了,当个战士也不够格”。

9.平型关之战后,向任弼时同志建议恢复政治委员会制度。黄下部队调研,发现军阀习气有所抬头,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他认为这和取消政治委员会制度有关,便提出此建议。这个建议,后以朱(朱德)彭(彭德怀)任(任弼时)三人名义上报中央,不久恢复了政治委员会制度。这是他远见卓识之五。

10.不搞“抢救”运动。1942年黄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宁可错放,不可错杀,重证据,不轻信口供。1943年正式布置“抢救”运动后,他先在七旅小范围试点,发现问题较大,决定在苏北和新四军三师一律不搞“抢救”运动,并向华中局建议对被“抢救”干部进行甄别平反。这是他远见卓识之六。

11.建议进军东北。当时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国民党主力又远在大后方来不及接管东北。黄认为这是进军东北的大好时机,不管苏军同意不同意都要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报,提出最好调十万军队去东北,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又提出在关内建立晋绥察和山东两个主要战略根据地的设想。这是他远见卓识之七。

12.主张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黄率三师到达东北后发现困难重重,形势严峻,1945年11月26日,他给毛泽东直接发电,提议我军暂不作战,短期休整后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做长期斗争准备。在得知林彪已来东北主持工作后,立即面见林彪,面呈上述意见。他的建议与后来中央对东北的指示完全一致。这是他远见卓识之八。

13.主张撤守四平。1946年4至5月间,四平保卫战打了一个多月,部队伤亡较大,最后被迫撤出。这一仗,黄是不主张硬顶的,曾多次给林彪发电主张撤兵。林没有撤兵,黄又直接致电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无回音。1959年,在庐山毛找黄等谈话,提到这一历史旧账。毛说四平保卫战是我的决定,黄说,是你的决定也是错的。

14.在湖南工作期间,对一些运动中的政策把握也有他自己的看法。“镇反”主张先要反右,放开杀戒,后要反“左”,防止杀戒一开收不住。认为“三反”中被揭发的干部不要忙于停职检查,要先调查研究,掌握证据,不搞数字指标,县一级不搞“三反”。“土改”主张征收富农多余土地。

15.1959年庐山会议,黄是后上山的,态势已经明朗,完全可以转舵,但他还是发言支持了彭德怀。有人要他反戈一击,他说“没有石头”,意即他无意落井下石。

7月30日毛泽东约黄及周小舟等四人谈话,说黄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湖南集团”的主要人物,“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黄针锋相对,据实辩争,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对庐山会议他是这样写的:“这场悲剧有偶然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这是他远见卓识之九。

二、直与思——求真务实的两大亮点

这么多次提出不同意见,次次都闪烁着他的“直”与“思”这两大亮点。他的“直”,充分表现在对事、对人、对己三个方面。

直以对事,只要关系到党、军队和人民利益,不管事的大小,也不管是分内分外,他都要“竹筒倒豆子”似的“倒”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只要自己认准了就坚持到底反复争辩。例如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打武汉他反对,打长沙他反对,打赣州他也反对;开他的批判会,会上他争辩,会后他争辩,行军途中他也走一路争一路。日本投降后进军东北,这本来是中央或东北地区负责同志考虑的事,作为远在苏北的新四军一个师长的黄克诚在提请华中局负责同志向中央建议遭拒之后,他以自己个人名义越级致电中央和毛泽东,系统地提出立即进军东北的建议。这个直,很多人不敢想象。

直以对人,黄克诚在如何看待评价毛泽东、彭德怀和林彪的问题上堪称代表。对待毛泽东的直,前面已经说过了;对待彭德怀的直也是人所共知的事。1959年他是后上山的,上山后他既不落井下石,也不明哲保身,而是鲜明地支持彭的观点;但他与彭的关系向来是言不及私的,他们共事多年也吵了多年,黄曾当面批评彭是“半立三路线”,彭也撤过黄的职。直以对待林彪,可能更是引人注目。林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前半生是有功的,是值得肯定的军事家;他的后半生是有罪的,而且是大罪,是应该否定的阴谋家、野心家。他这种对比反差如此鲜明的人,历史上有过,但不多见,这增加了评价的难度;而人们的思维惯性又容易犯绝对肯定或否定的毛病,对在台上炙手可热的绝对肯定,一旦他倒台了、倒霉了,又会走向绝对否定,在肯定否定两极震荡中跳跃。在林彪刚刚倒台、对他进行必要的揭发、批判的时候,黄提出林很能打仗等等看法,这不仅超越了个人恩怨,而且是试图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观点来正确公正地评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这也是一种“直”,而且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种直。

直以对己,“直”的后面是个“公”字,如果不是心底无私,想直也直不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直以对事、对人,完全是因为他能直而为公、直而忘私。15次的前8次,他都挨了批,受了处分,有两次连降5级,一次由师政委降到军团司令部秘书,一次由师政委降到军事裁判所所长。1959年庐山会议,他的所有职务被撤光,挨了几十次残酷批斗,坐了8年牢,但他的刚正不阿秉性不移。

黄克诚除了“直”,还有一个夺目的亮点,这就是“思”,思与直是黄克诚号称“千里眼”的“双目”。黄骄人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敢提不同意见并加以坚持,而且还在于他所提的意见、建议往往都是正确的,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比起他的“直”来说更值得大书特书;而这一点,主要的又是源于他的勤学善思。他的“思”,是以“学”垫底与“学”交融的“思”。他注意向书本学,勤于读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身边总有一只装书的铁皮箱子,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被关进牢房后,他曾写过一些纪实诗,其中有:“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他还注意向历史经验、向实际、向周围良师益友学习。他最佩服的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他敢于直言正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他的思,不是浅尝辄止的,而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力求探索其究竟。

他的“思”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与优点,就是他善于独立思考。他一生不盲从、不苟同,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在原则、是非面前总是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看风使舵。他在四平保卫战后发给毛泽东的电报末尾加了这样的话:“我这个人往往报忧不报喜,好从坏处考虑问题,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这也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现在,党中央提倡求真务实。所谓求真,就是要按事物本来面目去认识客观事物;所谓务实,就是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实实在在的作风气派。而真正做到求真务实,非常需要有黄克诚那样的直与思。每一个、每一代共产党人都不应该让这两大亮点暗淡下去,而应该作为精神财富继承下来、传承下去,让它永远熠熠生辉、光照史册。

(作者系中共苏州市委党校原教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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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黄克诚在办公室

【注释】

[1]选自《党史纵横》1995年第10期,题目为新拟。

[2]节选自《党史博览》2009年第1期。

[3]节选自《党史博览》2009年第6期。

[4]节选自《北京日报》200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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