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崇实精神

司马迁的崇实精神^[2] /韩兆琦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汉书》的《司马迁传》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称道《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之所以被鉴定为“实录”，被称颂为“绝唱”，其根本之处首先在于它所记载的事情比较真实可靠，同时在史实的分析上，也表现了突出的进步观点。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它不仅需要历史家本人从主观上付出极大的努力，而且还要突破重重客观的障碍。因此，这就要求历史家必须有一种非凡的勇敢和坚定的求实精神，没有这种精神，要想写出杰出的历史著作是不可能的。司马迁的求实精神主要有三：

一、深入实地，认真进行调查考核

深入实地，认真进行调查考核，这是司马迁获得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他进步历史观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司马迁二十多岁时的游历都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而是在进行细致的调查考核工作。《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孟尝君列传》中说：“吾常过薛……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他继父任做了太史令后，又以史官身份，经常地跟随汉武帝去各地“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在这种故弄玄虚的仪式中，司马迁掀开了庄严神圣的帷幕，看到了掩盖着的底里，从而写出了《封禅书》这篇方士现形记。与此同时，司马迁经常以一个历史家的角度来观察研究各地的社会风俗，考察有关的山川地理、河流水利。如《河渠书》也正是由于他参加了塞宣房的活动，考察了这次黄河决口以来的各项有关事件，从而使他明白了汉代官僚们那种打着“天人感应”的旗号，以经营个人私利的勾当。《河渠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其批判用语是尖刻而又巧妙的。

由于司马迁做了如此众多，如此细致的实地考察，所以《史记》中有关战国末期以来的事情，都记述得异常科学周密。司马迁这种不辞劳苦、不带成见、深入实地认真考察的工作，不仅在保证他历史著作的思想性和真实性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他的文笔也有重要影响。

也正是由于司马迁重视这种实地考察，重视向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访问请教，因而得以弥补了旧有史料的许多缺漏，纠正了旧记载、旧传闻的许多偏颇。例如关于西汉名将卫青的为人处世，《卫将军骠骑列传》补充了苏建的一则材料，这则材料很重要，不仅补出了卫青的心理状态，而且也补出了汉武帝的心理状态，可以使我们由此想象到，汉代社会由尚带战国余风的西汉初期向强化了中央集权的西汉中期过渡时的情景。（苏建对司马迁说，他曾劝过大将军卫青：您至尊至贵，可是那些士大夫们并不称道您，您可以相仿古代的名将，招纳宾客贤士。卫青谢绝说：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厚结宾客，皇帝常对他们咬牙切齿。他们亲近士人，招纳贤才，罢黜不肖，这些都是人主的权柄。做臣子的奉公守法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招纳士人呢。——编辑注）

《史记》为什么能够成为“实录”、“绝唱”，作者是怎样形成的进步历史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优良的家学渊源，先秦以及汉初进步思想家的影响，司马迁个人的勤奋好学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接近下层人民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深刻的进步影响。司马迁这种接近下层人民，深入实地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十分重要、十分可贵的。

二、尊重事实，不因个人爱憎歪曲历史真相

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有一点即指作品的抒情气质而言，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其他史书所少有的。整部《史记》是一部爱的颂歌、恨的组曲，是一曲完整的、用血泪和生命写成的悲愤的诗。《史记》里怎样处理激情与理智的冲突？司马迁有强烈鲜明的个人爱憎，但是他又能做到不被个人的爱憎所惑乱。他正视现实，承认现实，他能突破感情的浪潮，如实地写出他所掌握的事实的真相。即使他不理解，不舒服，即使要写的东西与他的感情有矛盾，他也要强制自己如实地把它写下来，叫读者自己去进行分析研究，这里也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的巨大勇气和很强的意志力。

司马迁蹲过监狱，受过宫刑，他对于封建社会的酷吏峻法是深有体味、深恶痛绝的。由此连带而来的是他对先秦法家人物的反感，他在《商君列传》里“太史公曰”的论赞评论，表现了司马迁对于商鞅的厌恶感情，没有肯定商鞅的历史功绩。但是我们细读列传的正文，就会发现记事与此完全不同，事实上正文的表述是很好的。对于汉代初期的政治家，司马迁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他在《袁盎晁错列传》里的“太史公曰”，没有肯定晁错在维护中央集权、在打击诸侯王割据势力上的历史功绩。但是列传的正文却写得明白，在列传正文中，晁错的出发点，晁错的耿耿忠心也都交代得清楚。这些都说明着司马迁尽管从感情上厌恶商鞅、晁错的为人，厌恶他们所执行的严法，但是对于他们所作的事情本身，却保持了秉笔直书，丝毫也没有掩盖他们的功绩。

司马迁对于李广是极为敬佩的，他在《李将军列传》的“太史公曰”里评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种歌颂似的倾心称道，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但是，司马迁在列传的正文中也没有掩饰李广的缺点，如“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写出了他的残暴不仁，“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写出了他的小肚鸡肠、公报私仇。至于司马迁同情项羽，但也详细地写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司马迁反感刘邦，但也写出了他必然成功的条件。司马迁在展示楚汉战争的失败原因上，强调了方针政策在取得人民拥护方面的决定作用，这是崭新的东西。“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因为刘邦实行了一系列受人拥护的方针政策，使得天下人都“惟恐”刘邦不为王，这是根本的因素。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正确的，超过了前人。

三、坚持实理，勇敢无畏地秉笔直书

一个历史家能不能掌握有关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丰富可靠的材料，能不能有进步的观点看法，这是一回事；能不能如实地把它写下来，那是另一回事。例如《三国志》里就有许多故意歪曲事实，为统治者回护的写法；《宋史》又有许多浮夸吹捧，故意为某些人张扬事功的情节。对比之下，司马迁在这里表现了可贵的坚持实理、秉笔直书的勇敢无畏精神。

早在先秦历史家中，就曾有过一些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秉笔直书的人，例如晋国的史官董狐曾不畏赵氏的权势而直书过“赵盾弑其君”，齐国的史官为坚持写明“崔弑其君”而不顾一个一个地被杀头。司马迁超出前辈之处在于，他的思想观点比较进步，他的感情，他的爱憎，他的褒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下层人民的态度，他说出了当时进步的人们想说而说不出，或者是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墓祠

例如，秦朝是刚刚被项羽所领导的农民队伍推翻的，当然它有许多历史错误；但是秦朝在历史上有没有应该肯定的功绩呢？汉初以来，整个社会对秦朝是一派攻击与辱骂，甚至有些思想家、历史家都不承认秦朝是一个朝代。司马迁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不顾官方的态度和社会舆论的攻击，力排众议，针锋相对地在《六国年表》、《礼书》当中肯定了秦朝的历史功绩。

对于前代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敢于做出不同于当时一般舆论的公正评价是需要勇气的；而对于本朝代的人物和事件，能够不掩盖真相，能做出比较公正的分析评价，则尤其需要勇气。他在当时董仲舒等大搞“天人感应”的风气下，不为所动，毫无奴颜婢色，不管什么人物到了他笔下，他都拂去其神圣灵异的光圈，而还之以凡夫俗子的本相。据董仲舒之流来说，刘邦是上帝在五百年之前就已经为汉代选好的“圣人”了，但是刘邦在司马迁笔下却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许多挫折和失败，有时甚至是极惨的。刘邦也有许多品质和性格上的毛病，如好酒好色、待人无礼，奸诈圆滑，不讲信义，有急则找人代死，遇难则踢儿子下车等等。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封禅书》则是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活动。在《平准书》里，司马迁对汉武帝征伐匈奴、讨伐大宛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里，司马迁对当时受汉武帝宠爱的那些权贵红人们的骄奢跋扈、贪纵无耻，一一进行了揭发与鞭挞。《酷吏列传》揭露了汉帝国即使在最强盛时期也存在着黑暗腐朽的一面。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做一个好的历史家必须具备“史学”、“史才”、“史实”，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除此之外还必须具有“史德”，这条补充非常重要，因为有好材料、好观点不一定就能如实地写出来，影响历史家说真话的因素是很多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够同时具备以上四条而无愧色的，司马迁是极其罕见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