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外交政策，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调整外交政策，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是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除一如既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反对霸权主义之外，还要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并为此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此，中国逐步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调整的重要内容就是改变“一条线”战略。

1979年1月中美两国建交后，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同时也为了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一度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但是，此后一些新的因素又促使中国开始改变这一战略：第一，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有了进一步变化，中共中央不仅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并迫在眉睫的观点，而且明确提出“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240] ；第二，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始终存在着一些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台湾问题。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对台湾关系法”，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虽然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但后来美国政府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第三，当时，苏联的战略态势日益不利，多次提出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改变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1982年，从争取和平、延缓战争和寻求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的需要出发，中国政府开始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作为新时期基本的外交政策。^[241] 对于实行这样的政策，邓小平曾强调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242] 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也郑重阐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243]

进入8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244] 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更加清楚地阐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转变。他说：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还都不敢打。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245]

这两个重要转变，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个转变，使我国能够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这一条，邓小平说：“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246] 第二个转变，则使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特点更加鲜明。“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我们所要树立的“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247] 1986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248] 这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

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使我国外交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国在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一，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重视妥善处理与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作了一定调整，注意严格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使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第二，在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249] 的经济合作四原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使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更深厚的经济基础。

第三，在国际性组织中，中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加各种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公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发展方面，中国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努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致力于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

第四，在处理同美苏两国的关系方面，中国既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又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中美之间的政治磋商有所加强，经贸、科技、文教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中苏两国之间，80年代后期，随着妨碍中苏关系的几个问题得到解决或初步解决，两国关系逐步好转。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破裂了20多年的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受到世界各国的众多肯定。1987年3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访华时表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的政策是空前成功的。^[250] 经过对外交方针和政策的调整，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向全方位发展，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已经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