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刃剑与地位的尴尬

有时想一想，邓小平在决定恢复高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会带来相应的副作用呢？在《邓小平文选》中，找不到答案。毕竟，邓小平是政治家思想家，不是专门的教育家，然而他亲自出马恢复高考和中小学考试制度，又令人感觉他对此是明察秋毫的。品读他在恢复中小学考试时的讲话，更可以推测，他是一定能够想到的，明知考试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仍然坚持恢复考试，这才显示了其非同一般的魄力和胆识。

像学校教育的许多事情一样，在这里也出现让人难堪的“吊诡”，考试好像一把双刃剑，令教研室身份贵重，同时又宿命地背负上沉重的包袱。考试的结果一直是人们评价教研室工作水平和效率的重要指标，即使在许多命题权力已经从教研室分离出去后的今天也没有改变。“教研室如果不能有效指导教师对高考、中考开展研究，或者说哪一年高考、中考没有考好，那么，教研室的工作是失职的，就会受到来自行政、学校和社会各界的责难。”^[10]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各级教研室，各科教研员的共同心声。局外人在批评指责考试压力和学生负担时会将矛头对准教育行政部门，但实际上所有批评指责最后还是会落到教研室头上，尤其是县（区）级教研室。尽管教育行政部门早就三令五申不许搞分数排队，但事实上排名总是存在——成绩及其差别是不可消弭也不应该消弭的。就像奥运会的排名，无论按照金牌总数，还是按照奖牌总数，或者按照国家人口总数，甚至所谓运动的“优雅”程度，大家就是要比一比，看一看，谁更出色，谁更优异。学校教育关乎个人和国家前途命运，结果如何？合格与否，优劣高低，自然是一定要比一比，看一看的。

为了争取好的教学成绩，当然也为了在或明或暗始终发生的各种考试竞争中“胜出”，教研室在考试问题上从来不敢懈怠。钻研内容，分析考卷，布置复习，组织辅导，历来是教研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本来并不“邪恶”，但如前所述，在今天的中国又难以避免地面目可憎。说来可怜，其他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讨伐考试，义正词严地指责围绕着考试发生的种种悲剧，唯独教研室和教研员们例外——他们一方面也要向旁人一样对于考试口诛笔伐；另一方面还得打起精神为各种考试操劳。仔细想想，对于教研员们着实佩服，该有多么强韧的神经和强健的心理，才能应付这样足以撕裂人格的冲突，并且年复一年地、一样不少地完成所有必须完成的考试。

那么，有关考试的事务在日常工作而言占据着什么样的分量？

根据前面所说，县（区）一级教研室与升学、考试的关系比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教研室更为直接和密切。那么可以从这一级教研室的情况作点分析。

两个学年期间，在北京市某区教研室的工作安排中，与考试有关的教研活动情况大致如下。

2005—2006学年第一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222次，其中中高会考17次，占活动总数的8%；期中期末（考试）3次，占活动总数的1.4%；考试复习29次，占活动总数的13.1%，总计占到22.5%。2005—2006学年第二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228次，其中期中期末（考试）35次，占活动总数的15.4%。

2006—2007学年第一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274次，其中中高会考12次，占活动总数的4%；期中期末（考试）10次，占活动总数的3.6%；考试复习35次，占活动总数的12.8%，总计占到20.4%。

2006—2007学年第二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193次，其中考试题分析21次，占活动总数的10.9%。

（以上数字来源，参见本章第二节）

中高会考：实际指考试之前的有关准备，以及考试之后的情况分析。除会考外，中考、高考都在每学年第二学期进行，新学年开始后教研室按照惯例要对上个学年这几个考试的情况做出评估、分析，全国的三级教研室都会做这件事情，当然，在县（区）一级会做得特别细致。大体会包括本次成绩与上次相比如何；与其他县（区）相比又如何；某门学科情况比较好，某门学科情况比较弱，某门学科成绩进步突出，某门学科成绩下滑严重；今年考试题目的变化如难度的增减、题型的改进、结构的变异……当然还有，这些情况所反映出的教学问题、薄弱环节、漏洞，以及今年的相应对策，等等。

期中期末：每个学期的期中和期末考试，虽然不具备上述几个考试那样决定学生命运的力量，却同样是不可轻视的，正是这些考试的积累，最终决定着那些重大考试的成就。

考试复习：人的记忆与遗忘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学却是连续不断的过程。每天，学生接受着新的知识，同时面临着以往学过知识的淡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无数教育家一直在进行着尝试，而迄今人们最常用的办法还是及时地复习。考试之前的复习通常是积累了分量可观的知识之后，而且考试又近在眼前，自然更加不能等闲视之。

上面的数字和百分比究竟有多大代表性，究竟是过多、过少还是比较恰当？由于资料有限——种种原因，获取此类资料特别困难——实在不敢妄下结论。可以肯定的是，在全国各地的教研室，特别在县（区）一级教研室，关于考试的教研活动一定是工作中一个比较固定的部分，上述比例大概也多少有些代表性。

那么，作为教研室的服务对象，教师们对这类活动怎么看呢？

寻找一番，得到为数不多关于教研活动的调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在一项了解教师对教研活动需求的调查中，所列选项可谓广泛，如教材分析、专题讲座、研究课、中心组活动、视导听课、教法指导、组织教学观摩评比，等等，相当全面，却唯独没有关于考试的。^[11]这种闭口不谈耐人寻味，大概与如今考试的尴尬处境有关。正式调查避而不谈，私下询问时所得结果却毫无悬念，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表示，对于教研室组织的与各种考试相关的教研活动是“非常重视的”，是“一定会参加的”。如是，印证了我几年来的判断，在教研员和教师们心中，与考试相关的教研已经沦落为“只能做不能说的”半地下的“灰色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的“原罪”情结，似乎很可笑，实际上很可悲，如果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关心学生的考试及成绩，不知我们的教育将会是什么模样？

北京市某区一位高中理科的教研员（LT，2009）十分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考试的看法。

“考试研究当然是教研室的任务。尽管说考试受到众人的唾骂，但是除去考试，中国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考试还算公平。面试都不成，人为的因素和干扰太多了。并且，就咱们这个国家，考试也不能取消，所以对于考试的研究也是我们的一项任务，包括命题。各个年级的期末命题，中考、高考、模拟命题都是我们的任务。这块任务也挺艰巨，特别是毕业年级。我们还承担着上级领导派的一些任务。比如北京市搞活动，靠谁，还得靠各区县。再比如说考试院，它的命题，中、高考的命题，或者搞一些科研啊，它找谁，还是找教研室。”

鉴于考试的种种弊病和局限，人们从来没有放弃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只是这并非一项轻松、简单的任务。下面一条消息便值得思考。

“按照市教委的要求，从去年秋季开始全面启动的高中新课改，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动手和创新能力，在文化课的教学难度上要求是降低了的。但是，实际上如何呢？

在长达半年的一线采访中记者发现，新课改的高一教学难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在追赶高考。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等多所中学高一学生这样介绍老师的课堂讲课：‘这个内容在高考的时候是这样考的，在哪年哪年的高考中也出现了相应的内容。’学生们说，为了能让课堂教学与高考接轨，老师在讲课堂内容举例时总是不断地引用高考试题，我们觉得听起来很费劲。

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正好做了印证；一些区县和学校未能把握模块考试的性质和目的，不是按照大多数学生应知应会的程度编制考核试题，而是盲目地按照历年高考试题的难度或套用高考试题来编制考核试题。结果造成了在一般高中，特别是相对弱势高中有较多的学生考核成绩不合格，不能及时获取相应学分的情况。”

记者在报道后写道：“虽然我们大骂我们的学校教学是应试教育，但谁又敢不进行应试教育呢？在高考仍然能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大社会背景下，学校的教学不应试该怎样呢？家长肯干吗？于是老师们忍着骂名忍着劳累，无奈地在清贫而寂寞的三尺讲坛上‘吼着’，就为了满足家长的需求和自己的职业追求。”^[12]

考试的的确确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惟其如此，就更需要我们名正言顺地对待它、研究它、改进它，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教研室无疑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考试还不能够尽善尽美、而我们又不能缺少它的时候，如果教研室对于考试漠不关心，难道不是渎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