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菲的谈话

墨菲：我同我们的朋友普朗克合作出了一本主要是讨论因果性向题和人类自由意志的书。

爱因斯坦：老实说，当人们说到人类的自由意志时，我不懂得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比如我觉得我要这个东西或者要那个东西；但我完全不懂得这同自由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要点着我的烟斗，并且那样做了；但我怎么能够把这同自由的观念联系起来呢？在点着烟斗的意志活动的背后又是什么呢？难道是另一种意志活动吗？叔本华说过：人能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Der Mensch kann was er will; er kann aber nicht wollen was er will.）

墨菲：但现在物理科学中的时髦，是把自由意志这类东西加到无机自然界的常规过程上去。

爱因斯坦：那种胡说不仅仅是胡说，而且是令人讨厌的胡说。

墨菲：是的，不过科学家却把它美其名曰非决定论。

爱因斯坦：可要注意，非决定论完全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概念。他们所说的非决定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现在我说一个放射性原子的平均寿命是如此如此，那是一种表示某种秩序的陈述，这秩序就是规律性（Gesetzlichkeit）。但这观念本身并不意味着因果观念。我们称它为平均定律；但不是所有的这种定律都必须具有因果意义。同时，如果我说：这样一个原子的平均寿命是不确定的，意思就是它同因果观念无关，那么我就是在胡说。我可以说我将在明天某一不确定的时间碰到你。但这并不意味着时间不是确定的。不管我来不来，那个时间还是要来到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把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混同起来了。属于量子物理学的非决定论，是主观的非决定论。它必定同某种东西有关，否则非决定论就毫无意义，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无能为力去弄清楚单个原子的过程和预见它们的行动。说火车到达柏林是不确定的，要不是你说明对什么来说它是不确定的，这话就毫无意义。如果它终于到达了，它就是被某种东西所决定的。原子过程也是一样。

墨菲：那么你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把决定论用到自然界中去的呢？它的意思是不是说：自然界中每一事件都是由另一个我们称之为原因的事件引起来的呢？

爱因斯坦：我不能那样说。首先我认为在整个这个因果问题上碰到很多误解，那是由于迄今所流行的因果原理的表述方式是相当不成熟的。当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家们给他们所谓的原因下定义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实验这个观念还没有产生。因此，他们就满足于关于原因的形而上学概念的定义。康德也是这样。牛顿本人似乎领会到，因果原理这个科学以前的讲法，对于近代物理学来说，会被判明是不充分的。牛顿只是满足于描述事件在自然界中出现时的有规律的秩序，并且根据数学定律构成他的综合。现在我相信，控制自然界的规律，要比今天我们说某一事件是另一事件的原因时所猜测的更为严格和更有束缚力。我们这里的概念是限于在一段时间内的一个事件。它是从整个过程中剖析出来的。我们目前应用因果原理的粗糙办法是十分肤浅的。我们像一个用韵脚来评判一首诗的好坏却又不懂得格律的小孩子一样。或者说我们像一个初学钢琴的少年，刚刚弄明白了一个键同直接在它前面或者后面的那个键的关系那样。就一定的范围而论，这对于要弹一首非常简单和非常原始的乐曲的人也许是很够了；但是这还解释不了巴赫（Bach）的《赋格曲》。量子物理学向我们显示了非常复杂的过程，为了适应这些过程，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和改善我们的因果性概念。

墨菲：你会吃力不讨好的，因为你赶不上时髦。如果你允许我作一小段讲话，我就讲出来。这不是因为我喜欢听自己的讲话，尽管我当然是爱说话的——有哪个爱尔兰人不爱说话呢？——倒是因为我应当高兴地知道你对它的反应。

爱因斯坦：当然（Gewiss）

墨菲：希腊人以命运或者天数的作用作为他们戏剧的基础；那个时代的戏剧好像是来自非理性的意识作用深处的宗教仪式。它不像萧伯纳的戏剧那样，只是在发议论。你记得《阿特鲁斯》（Atreus）这出悲剧吗，在那里，命运或者注定的因果报应是贯穿剧本的唯一的简单线索。

爱因斯坦：命运或者天数同因果原理不是一样的东西。

………………

〔中间是墨菲几段很长的离题较远的谈话，从略〕

爱因斯坦：但我可以想象，对于科学家来说，没有比科学这一观念更不能令人满意的了。它几乎同艺术之对于艺术家和宗教之对于牧师一样地不妙。你所讲的确实有点道理。并且我相信目前成为时髦的把物理科学的公理应用到人类生活上去，那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我觉得今天在物理学中所讨论的因果性问题，在科学领域内不是一个新的现象。量子物理学中所用到的方法，在生物学中早已用上了，因为自然界的生物过程本身还不能追查出来，使人们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生物学定律总是具有统计的特征。我不了解，即使因果原理在现代物理学中要受到限制，为什么就会产生那么多的喧嚷，因为这究竟不是一种新的情况。

墨菲：当然它并没有引起任何新的情况；但目前物理科学的活力是生物科学所不能比拟的。对于我们是不是起源于猿猴的问题，除了那些以为这样讲是对猿猴粗暴无礼的动物爱好者之外，人们已不再那么感兴趣了。而且对于生物学本身，人们也没有像达尔文和赫胥黎时代那样有广泛的兴趣了。公众兴趣的重心已转移到物理学上来。这就是对物理学中任何新提法，公众都会根据各人自己的习惯有所反应的缘故。

爱因斯坦：我完全同意我们的朋友普朗克对这一原理所取的立场，但是你应当记住普朗克已经说过和写过的东西。他承认在目前情况下，因果原理不可能应用到原子物理学的内部过程上去；但他断然地反对这样的命题：我们由这种不适用性（Unbrauchbarkeit）所得到的结论是，外界实在不存在因果过程。在这里，普朗克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任何确定的观点。他只不过反对某些量子物理学家的强词夺理的主张；在这里我是完全同意他的。当你提到人们讲起自然界中像自由意志这类东西时，我很难给以适当的回答。这种观念当然是荒谬的。

墨菲：那么我想你会同意，对于那个我们为了方便可以称之为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很特别的应用，物理学并没有为它提供任何根据。

爱因斯坦：我当然同意。

墨菲：可是你该知道，某些地位确实很高而同时又很有名望的英国物理学家，却竭力宣扬那些被你和普朗克以及同你们一起的许多人称之为毫无根据的结论。

爱因斯坦：当物理学家又兼为文学家的时候，你应当把这两种行当分别开来。在英国，你们有伟大的英国文学和伟大的风格素养。

墨菲：文学厌恶那种对逻辑真理的理智的爱（amor intellectualis），而这却为科学家所热爱。也许英国科学家在文学的园地里，好像树叶上的毛虫那样改变了他们的颜色，以便不被人识破。

爱因斯坦：我的意思是说，英国有些科学著作家在他们的通俗书籍里是不讲究逻辑的，是浪漫的，但在他们的科学工作中，他们却是严谨的逻辑推理者。

科学家的目的是要得到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摹写。逻辑之对于他，有如比例和透视规律之对于画家一样；而且我同意昂利·庞加勒，相信科学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的美。这里我要说的是，科学家所得到的报酬是在于昂利·庞加勒所说的理解的乐趣，而不是在于他的任何发现可以导致应用的可能性。我以为科学家是满足于以数学形式构成一幅完全和谐的图像的，通过数学公式把图像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他就十分满意了，而不再去过问这些是不是外在世界中因果作用定律的证明，以及证明到什么程度。

墨菲：教授，请你注意当你在开你的游艇时在湖上时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当然，在卡普特⁽²⁾的平静水面上它不是很常见的，因为四面都是平地，而且你也碰不到突然的风暴。但如果你是在我们北方的一个湖里顶着风开船，你总是在不可预测的气流的袭击下多少冒着可能覆舟的危险。我所想起的是：我认为实证论者在这里很容易放冷枪，在风浪交加时击中你的要害。如果你说科学家满足于在他的精神构造中寻求数学逻辑，那么你马上就会被别人援引去支持主观唯心论，这种主观唯心论正是一些像阿瑟·爱丁顿爵士那样的现代科学家所拥护的。

爱因斯坦：那可就滑稽了。

墨菲：当然，这也许是一个不正当的结论；但是你曾被英国报纸广泛地引证，他们把你看作是赞成把外在世界说成是由意识派生出来的这样一种理论的人。我曾不得不提醒我在英国的一位朋友注意这种事情。他就是焦德（Joad），写过一本出色的书，叫《科学的哲学各个侧面》（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Science）。这本书是反对阿瑟·爱丁顿爵士和詹姆斯·秦斯爵士所采取的态度的，你的名字是作为赞同他们的理论而被提到。

爱因斯坦：没有一位物理学家会相信那些。要不然，他就不会是一位物理学家。你所提到的那些物理学家也不是这样的。你应当分清什么是文学上的时髦，什么是科学的说明。这些人是天才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学的表现形式不应该被当作是他们科学信念的表述。如果谁都不相信星星是实际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特意去看星星呢？在这里我完全同意普朗克。我们不能从逻辑上来证明外在世界的存在，正如你不能从逻辑上来证明我现在是在同你谈话，或者证明我是在这里一样。但是，你是知道我是在这里的，而且没有一个主观唯心论者能够使你相信同这相反的命题。

〔下面是墨菲的话，接着是墨菲同普朗克的谈话记录，都从略。〕

————————————————————

(1) 这是爱因斯坦于1932年6月间同英国作家詹姆斯·墨菲（James Murphy）的谈话记录。墨菲译了普朗克的几篇论物理学中哲学问题的文章，编成书，题名为《科学往何处去？》，请爱因斯坦写序，并且同他作了这样的对话。他又把这篇对话作为这本书的《跋》。这里译自该书（Max Planck: Where Is Science Going? James Murphy英译），1933年，伦敦，Allen and Unwin公司版，201—213页。标题是我们加的。该书曾出过中译本，题名《科学到何处去》，皮仲和译，1934年上海辛恳书店出版。——编译者

(2) 卡普特（Caputh）在柏林西南郊，是当时爱因斯坦的避暑别墅的所在地。——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