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反相对论公司的答复

在“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这个冠冕堂皇的名称下，产生了一个杂七杂八的团体，它的眼前的目标是要在非物理学家的心目中贬低相对论及其创建者我本人。

魏兰德和革尔克两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乐厅就此作了他们的第一次演讲。我本人也在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两位演讲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笔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们这个企业的动机并不是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是我是一个德国国民，不管有没有卐字⁽²⁾装饰，而不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的犹太人，那么……）因此，我之所以要答复，仅仅是由于一些好心人的劝说，认为应当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

首先我必须指出，就我所知，简直没有一位在理论物理学中做出一点有价值的成绩的科学家，会不承认整个相对论是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并且是符合于那些迄今已判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可举出H．A．洛伦兹（Lorentz），M．普朗克（Planck），索末菲（Sommerfeld），劳厄（Laue），玻恩（Born），拉摩（Larmor），爱丁顿（Eddington），德比杰（Debije），朗之万（Langevin），勒维-契维塔（Levi-Civita）——都坚定地支持这理论，而且他们自己也对它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在有国际声望的物理学家中间，直言不讳地反对相对论的，我只能举出勒纳德（Lenard）的名字来。作为一位精通实验物理学大师，我钦佩勒纳德；但是他在理论物理学中从未干过一点事，而且他反对广义相对论的意见如此肤浅，以致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认为有必要给它们详细回答。我现在打算纠正这种疏忽。

我厌恶为相对论大叫大嚷，这竟被他们用来作为反对我的理由。我可以老实地说，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持合理的论据和真理的。夸张的言词使我感到肉麻，不管这些言词是关于相对论的还是关于任何别的东西的。我自己时常拿这样的事来开玩笑，然后又回过来嘲笑自己。可是，我乐意借此机会给反相对论公司的大人先生们奉献礼物。

〔中略〕

最后，我注意到，在瑙海姆（Nauheim）的科学家集会⁽³⁾上，由于我的建议，已经安排了关于相对论的讨论。任何想反对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进行反对，把他的意见向一个适当的科学家集会提出来。⁽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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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爱因斯坦于1920年8月27日在《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第402期上发表的声明。这里译自R．W．克拉克的《爱因斯坦传》（Ronald W．Clark: Einstein, The Life and Times），纽约，世界出版公司，1971年英文版，257—258页。

1920年8月间，德国一小撮纳粹分子和排犹主义分子搞起一个组织，专门反对相对论和爱因斯坦，他们举行公开演讲，印发小册子，在报刊上展开全面攻势，大骂爱因斯坦是耍江湖骗术，自卖自夸，抄袭剽窃。8月24日，他们第一次在柏林音乐厅举行公开演讲，由这个组织的头目保耳·魏兰德（Paul Weyland）和一个物理讲师恩斯特·革尔克（Ernst Gehrcke）主讲，爱因斯坦闻讯也去作为听众坐在会场里泰然自若地听他们的恶毒攻击。——编译者

(2) 卐字是德国种族主义组织“民族社会主义党”（即“纳粹”）的党徽。——编译者

(3) 瑙海姆在哥廷根附近，1920年9月“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在那里举行年会。在会上，勒纳德对爱因斯坦进行了尖锐的、恶毒的攻击，并且毫不掩饰他的反犹太人的情绪。当时爱因斯坦怒不可遏，立即给以反驳。从此以后，勒纳德就对爱因斯坦进行有意的迫害，捏造出所谓“德国人的物理学”同“犹太人的物理学”的对立。——编译者

(4) 由于二十年代以前几乎从未有科学家要使用报纸上的篇幅，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从报上看到这篇声明都感震惊，有的人还写信责备他。比如爱因斯坦的挚友保耳·埃伦菲斯特（Paul Ehrenfest）从莱顿写信给他说：“我的妻子和我都绝对无法相信你自己竟会在《我的答复》这篇东西里写下哪怕最少几个字。”“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怀，你一定是为一种特别无礼的方式所激怒，我们也忘怀不了，你在那边是生活在一种不正常的道德风气里；尽管如此，但是这个答复还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爱因斯坦的反应。我们可以用铅笔把它们一一画出来。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们写下来，那就证明了这些该死的猪猡终于已经成功地损害了你的灵魂，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可怕呀。”爱因斯坦于1920年9月10日给埃伦菲斯特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只要我还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每个小孩都从照相上认得我。如果一个人是民主主义者，他就得承认有要求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见克莱因编写的《保耳·埃伦菲斯特传》（M．J．Klein: Paul Ehrenfest），第一卷，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公司，1970年英文版，321—323页。

魏兰德等人发动的对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攻击，引起了德国一些著名物理学家的愤慨。在柏林音乐厅那个会的第二天（1920年8月25日），冯·劳厄（M．von Laue）、能斯特（W．Nernst）和鲁本斯（O．Rubens）就联名给柏林各大报发出一个声明，《柏林日报》刊载了这个声明，其内容如下：“我们不想在这里来谈论我们对于爱因斯坦产生相对论的那种渊博的、可以引为范例的脑力劳动的意见。惊人的成就已经取得，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当然还一定会有进一步的证明。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爱因斯坦除了研究相对论，他的工作已经保证他在科学史中有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在这方面，他不仅对于柏林的科学生活，而且对于整个德国的科学生活的影响大概都不是估计过高的。任何有幸亲近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别人的文化价值上，在为人的谦逊上，以及在对一切哗众取宠的厌恶上，从来没有人能超过他。”见R．W．克拉克《爱因斯坦传》，1971年英文版，259页。——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