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中等学校

清朝末期，封建教育日趋腐败，书院教育也“弊已积重，习亦难返”。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下。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兴学育才已成为国人的共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发布上谕，“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从此开创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局面。

民国时期，各种学堂又改称学校。重庆当时的许多中学仍使用书院时期的旧式房舍，如万州万川中学沿用了白岩书院校舍，江津聚奎中学也沿用了聚奎书院的讲学厅等原有房屋，只是在后来校舍的改建和新建中逐渐打破了封建传统书院的空间格局。同时受新的社会风尚影响，一些学校自行选址、规划、建设，修建了若干外观模仿西方建筑的学校建筑，其造型新颖，功能更符合新式教育体系要求，规模比较大的如巴蜀中学、树人中学、清华中学、兼善中学、新本女子中学等。由于连年战乱和经济发展滞后等历史原因，重庆地方教育发展也受到影响。该时期的学校建设，往往分多个阶段才能逐渐完善，所以很多学校的平面布局不完整、不紧凑，有散乱的感觉。

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部分中学迁来重庆，由于战时条件限制，经费缺乏，这些学校大多借用其他学校和民间闲置的房屋略加改造以临时应对，较为典型的有蜀都中学、复旦中学、辅仁中学、东方中学、凯旋路中学、江津第二华侨学校等。借用寺庙、道观办学的主要有育才中学、治平中学以及皇经庙时期的市立女子中学等。但南开中学因主导者的远见，抗日战争尚未爆发时，就来重庆勘定校址，筹集了充足的经费修建校舍，迁来重庆后以学校规划的完善、建筑功能的齐全、环境的优越在大后方的校舍建设中堪称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