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潮流”与“白卷英雄”

第二部分　办学风波

“开门办学”

正当学校工作全面步入正轨，常规教学按部就班地实施之际，教育界掀起“反回潮”风暴，高中教育要求“开门办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城市工宣队进驻学校，农村贫下中农监督管理学校，有的学校班级重组，文艺班、体育班、农基班等特长班相继成立。有的学校学生离校，深入工厂进行生产劳动，向工人师傅学技术；有的学校走进田野参加农田劳动，向农民学习农耕经验。而蔡村高中仍然坚持正常教学，静观形势发展。其时，蔡村公社党委要求学生参加高灌渠劳动，蔡村六个队要求学生到田间除草间苗。学校领导教师通过多方协商，几经交涉沟通，最后决定：在课余时间或星期天抽部分班级轮流帮助生产队间苗除草，参加高灌渠会战，这样，既坚持了“开门办学”，又保证了教学进度不受大的影响。可是好景不长，蔡村大队办起一所农校。

蔡村大队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1975年初，为紧跟形势，参观北谷丰农校后，蔡村农校在蔡村挂牌落成，招收本村高小生和初中生，要选一名多学科能手和骨干老师，大队要求县教育局派王耀武老师去任教。大队办农校是新生事物、先进典型，全县就这一所，谁敢不支持？教育局下调令，学校也不能阻拦。再说，蔡村大队对我们学校又十分支持和帮助。王耀武的调出，是蔡中的一大损失，全校英语课停上，而且王与功也失去了一位“竞争对手”。事情是这样的：从办学初始，为了搞好班级工作，王与功和王耀武两位班主任在默默地竞争着，学校领导很高兴。王与功抓学生管理严厉，一声喊到底，学生遵规守纪，学习认真；而王耀武是手勤、嘴勤和腿勤，往往学生刚犯的小错误，也逃不出他的视线，所以，学生也是遵规遵纪，学习刻苦。新年排练文艺节目，与功班上五个节目，耀武班就争排七个，相互竞争。耀武不仅教育教学工作是全面手，而且又是优秀的写作高手，学校大小文字材料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性格和我相似，随和听话，服从领导，是一把手的好助手，一把手谁也不愿放他走，调到哪里都是副职，办实事，写材料，直到退休也未享受正职待遇。其时蔡村公社也是“学大寨”先进单位，1976年初公社在海村成立了农业大学，需要一名公办教师，语文兼班主任老师田海翔被选中，校长拖延了近两个月，只好放人，班主任由蔡恒元接任，可语文教师缺人，全校只好停历史课，让历史老师孙启业代语文课。1977年我外地出差，六月初返校，得知耀武已调入县委宣传部，道圣又调到蔡村农校。对我而言，这好比是当头一棒啊！生米煮成熟饭，没得说，只好把道圣叫回学校吃了一顿简易的欢送饭。三位教师的调出，两所农校包围着蔡村高中，形成改造趋势。处于风口浪尖中的学校，进退两难。

随着教育“开门办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我的校友和老乡张维序看到了蔡村高中“开门办学”的不利因素，他提示我，启发我，并介绍了其他学校的“开门办学”的情况，因为“文革”期间血的教训对他刺激太深：他哥哥张维钧，青年时曾经在国民政府时期当过几个月的译电员，这点历史小问题，在“文革”期间受到师范造反派没完没了的纠缠批斗，一日早晨从水井里捞了上来。在浑源中学、西坊城中学、蔡村职业中学都有类似的事件，王庄堡初中和有的公社小学也不断传来自杀事件。其时我在城关民中、工读中学和城关高小任校长兼全城关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文革”派性斗争的残酷我是目睹了的，但我是幸运者，没有受隔离审查，也没有挨过批斗，只是走过场式的检查。分析原因：一是我没有死对头。二是原县委领导出谋划策指示我以党支部出面也成立了“浑源县小教红色战斗队”，与“浑源县小教红色造反兵团”的组织相对抗。他们的宗旨是停课闹革命，而我们的宗旨是复课闹革命，这样我们赢得了大部分群众、家长、学生和教师的信任和拥护，以城关高小为核心的队伍迅速扩大，战胜了其他组织，既维护了大局，又保护了自己。三是搞了假夺权，我提前把权力和校印章交给了群众组织战斗队，自己靠边站。群众掌权后，不让不明真相的学生上房拆砖搬瓦，保护了校内的文庙古迹，同时也减少了我和造反者的直接冲突。

我接受了张维序的建议。为了做到有理有据地接受各方面的批判，除做好思想和精神上的准备外，蔡中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一些改革。我们改革的宗旨是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德智体几方面全面发展，培养有道德、有知识、有技能、守纪律、能劳动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经校领导研究决定，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坚持主课不减，每周增设两节农业基础知识课， 由蔡恒元主讲“腐殖酸类”，韩振欧主讲“三相异步电动机”。根据教师的特长，组建课外活动小组，美术组由韩振欧负责，针灸小组由赵杰负责。学校还成立了文艺宣传队，由乔玉文负责，在节假日到各大队巡回表演。骨干学生有郭桂珍、李银枝、程效福等。校体育队，由教导主任张周宪亲自带领，奔跑在公路上，活动在操场里，积极训练，迎接县运动会的召开。工夫不负有心人，在1974年、1975年两届县体育运动会上取得了好成绩，女子400米接力赛夺得全县第一名。

1974年春夏之交，全校五个班（三班、四班、五班、六班、七班）分两个小分队，奔赴麻庄和毕村，支援先进生产大队，师生参加了一周的义务劳动。我带队去毕村，张周宪带队去麻庄。在走出去的“开门办学”中，学校的宗旨是：虽假戏但要真做，而且要演好。出发前，学校先与两个公社的党委和两个村的党支部取得联系，说明意图，安排食宿与劳动，布置欢迎接待仪式等。北榆林党委干部高忠（现在朔州市工作），从开始到结束，关心师生的食宿和劳动，非常周到。下韩公社党委也是如此。校内召开动员大会，全体出动，大张旗鼓，轰开局面，造成声势，结果是：虚心请教，师生受益。公社党委派专人接待，党支部和村革委会全力以赴，委派有经验的社员带班，社员像招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接待师生，安排食宿，吃饭不收钱与粮票。在炎热的夏天，师生钻在玉米地里劳动，虽汗流浃背、口干舌燥，但没有叫苦叫累，大家精心锄耧，受到大队和社员们的好评。尤其是每天晚上的文艺节目演出，更增强了师生和大队的关系。七天的劳动锻炼后，召开总结大会，在欢歌笑语中，师生凯旋。1975年夏季又派高八班去大窊沟支援农忙，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开门办学”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几年内每班因劳动误下的课，教师抽时间补上，做到上足课时，完成教学进度，保住教学底线。即使是70年代初的“大阳”地震期间，学校也未停课，而是在校园内搭棚上课。省教育厅在太原市搞展览，抽有美术特长的物理教师韩振欧绘画，半月回来后，韩老师加班加点给学生补课。

当教育局领导检查工作时，局长笑了。进驻学校的两名贫下中农代表是东留村的郭荣和海村的高茂（残废军人）。他们从小饱尝贫困的苦难，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渴望农村的孩子和自家的孩子学好文化，有出息；而且对学校文化课学习的安排，老师们教学的辛勤耕耘，学生的刻苦学习，他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很高兴，很满意，支持学校工作和安排，对于干扰学校的外来因素都会出面阻挡。郭荣还用心教育在校学习的两个儿子郭志刚、郭志坚，嘱咐他们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努力学习。两个孩子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个考入南开大学，一个考入山西农业大学。

最后，我们坚持办好校农场，走“五七”道路。这样既符合“开门办学”的大政方针，又可抵挡批斗；既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又不耽误学生的学习时间；更为可喜的是，我们收获了粮食和蔬菜，改善了师生的伙食，一举三得啊！

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开门办学”，但是通过我们的办学经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尊重教育规律，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政治运动，是为上策。课外活动成立的各科小组：物理兴趣小组（缠电机、掌握拖拉机驾驶和修理技术）、化学小组（化肥的生产制作流程）、针灸小组、文艺宣传队、篮球队等活动小组，这些不正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吗？这些活动培养了学生兴趣，增长了学生的见识，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和眼见。到工厂参观，下农村劳动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而且健康了体魄，锤炼了学生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这些都是“开门办学”的益处。当然，守住教学底线，这是那时学校的基本策略，也是领导和教师的心声。

校办工厂

蔡村高中塑料厂的落成是“开门办学”的结果，也是新生事物， 这不仅迎合了当时的形势需要，而且让学生在课后的业余时间里不用走出校门就可学工培技。在1974年的“开门办学”的大潮中，学工、学农已经成为高中办学必走之路。不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不进入工厂向工人师傅学习，那就是不执行党的教育方针，那就是关门培养只读圣贤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接班人，那就是搞复辟和回潮。不走“五七”道路，就是走错误路线，性质是严重的，甚至是反动的。现在轮到学工了，怎么办？师生去工厂学习，就得占用宝贵的学习时间，不行！得自己办厂！

经过筹划，学校决定办个塑料厂，因为离蔡村村西五里地的凤凰山下的神溪村旁有一座县级化肥厂，他们需要包装袋。于是我骑上自行车，直奔化肥厂找领导，说明来意，他们支持我们的想法，且承诺办成塑料厂后先用我们的产品。这犹如一颗定心丸，鼓起了我办厂的信心和决心。思考再三，决定让比我小一届的浑源中学同学王建华来扛大梁。王建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知识丰富，又有实践经验，于是王建华着手做项目计划。当时太原有塑料厂，于是派王建华和赵杰去太原联系。联系得知塑料机械生产在江苏无锡和江阴，塑料原料是国家对口供应，而且浑源只能去雁北机电化轻公司购买。为了让王建华少耽误课，我亲自去大同，我先去雁北区教育局找老乡闫斌副局长，开上介绍信联系雁北机电化轻公司，公司经理原来也是繁峙老乡。他向我交了家底：原料是计划供应，做塑料袋用料多，供不应求，只能从计划外解决少量原料。鉴于这种情况，我想只能做些教育用品，比如三角板和半圆仪之类的学生用品。回来后，先派王建华和总务人员张江去江苏跑机器，机器买回后，又通过张周宪在天津某机械厂工作的姐姐的关系在短时间内制好模具，1974年秋后，工厂建好投产。为了使王建华少影响学生的文化课，我又调下韩学校的李复恒来协助建华办厂。办工厂是开门办学逼上梁山，其目的有三：首先，当遭遇批斗时，有力争辩，可抵挡一阵；再者，学生不用去工厂，学生在校内可上机学技术，符合形势的要求；最后，搞好校办工厂，有收入，可缓解学校经费不足的经济状况，岂不是一举三得！

两年多的办厂生产成效可观，还清了外债还有盈余，所产的三角板和半圆仪直接批发给雁北百货公司。于是，生产塑料袋的话题又被提起，经与江阴机械厂联系，需要两吨钢材，于是找到雁北行署副专员马春芳的爱人贺梦鸾，她是繁峙老乡，又是我早年浑源中学的老同学，在钢材十分紧缺的年代，钢材很快批了下来，还给办理了出境通行证。吹塑机买回来了，只缺模头了。听说浑源县元件厂撤销，我又找到财政局长李焕英，要来大小电机六七台、电焊机一台等设备。说来出差购物，现在想来不知道当时是如何挺过来的，如果是下午到达目的地，住不上旅店，只能住澡堂。南方澡堂休息座位是靠背椅子，晚上睡觉是半躺半靠，脚上加个小板凳，形成70°的弓形角；不舒服时，再下到浴池泡一泡，活动活动。第二天排队换床位，有时吃饭是更大的问题，一道街找不见一个饭馆，买上一碗大米，倒些酱油，就是一顿饭。北方物质更短缺，出差时，师生托付给买红色围巾或其他衣物，买上后，通过邮局一包一包地寄回来，记得我曾从南方带回五十多斤议价大米。有一次去北京，跑遍了京城没有买到同事要我捎买的白色网球鞋，物质匮乏可见一斑，这与“文革”生产停顿有关。这些是题外话，30多年过去了，社会进步有多快啊！30天翻地覆的变化啊！

建厂主要由王建华、李福恒两位教师负责。当时物资匮乏，原料短缺，买机器不仅要资金，还需要钢材，几经奔波，钢材解决了，再购原料，但制作化肥包装袋的原料供不应求，雁北机电化轻公司只能供应一些制作学习用具的原料。只好生产学习用具，于是师生课余学技术，练操作，忙包装，两年下来，学校不仅还清外债，还少有盈余。办工厂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而且培养了学生的企业意识和动手能力。

“反潮流”与“白卷英雄”

1973年秋冬，教育界掀起“批林批孔”浪潮，报刊大肆鼓噪“白卷英雄”张铁生，学校里也议论纷纷，但不推行，不讨论，保持沉默。接着是“反潮流小将——黄帅”事迹出笼，这股风刮来，学校也未引起重视，可巧教育局检查组在检查学校教学工作时偶然看到一位学生以前的日记，日记中写着：“自上高中以来，我的语文成绩不仅没有提高，而且有些退步。”检查组的同志认为这与教育形势有关。在局内汇报后，确定紧跟形势，可以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于是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组织开展工作。初期，师生协调，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随着参与学生的增加，教师也有些难为情，师生讨论处于僵持状态。这时，局领导和校领导感到方向不明，标准不清，无法定性，局领导借故离开回了县城。浑源师范师生听到蔡村高中的大辩论后，组织文艺宣传队来蔡中演出，给予学生鼓励和支持。学校仍然坚持上课，课余时间继续开展讨论，策略是边走边看，几天后局长通知检查组撤回。学校领导既不否定，也难肯定，全体教师给学生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静观形势变化。结果，有惊无险，“日记事件”不了了之。

“开门办学”与教师频繁调动

特殊年代的教育界，“开门办学”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冲击很烈，但学校领导班子坚定的原则是：不能轻易停课，尽最大努力发挥教师的潜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风浪的起伏，使得教师调动频繁。其时蔡村高中的师资是一流的，他们素质高、能量大、有出息、关系多、干劲强、表现好、成绩大，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注，提拔和重用，这也是师资频繁调动的一个主要原因。从1974年到1977年先后调出骨干教师12名，他们大都调回浑源中学、浑源二中、浑源师范和县委机关。下面附一教师任职调动花名表：

马成文：1972年初来蔡中，年末调往大磁窑公社。1973年4月调回，任语文教师。

高俊峰：1972年任化学教师，1974年底调入浑源中学。

王耀武：1972年任外语教师，1975年三月去蔡村农校，后调入浑源县宣传部。

王道圣：1972年任语文教师，1977年调入蔡村农校，后调入西坊城高中。

王与功：1972年任数学教师，1978年9月调入西坊城高中。

张梦琴：1972年任语文教师，1974年调入浑源中学，1976年又调回。

王建华：1972年任物理教师，1974年底办塑料厂，后调入浑源中学。

张　江：1972年负责财会，1977年初调入浑源中学。

唐学文：1972年任伙食管理员，1974年初调入浑源中学。

张周宪：1973年任教导主任，1976年调入县卫生局。

赵　杰：1973年任语文教师，1976年春调入县进修校。

王　佐：1973年临时代课，1974年调入雁北地区矿业公司。

张维序：1973年春任语文教师，1975年春调入浑源师范。

刘玉树：1974年任语文教师，1976年5月调入浑源二中。

张银利：1974年初伙食管理员，1976年初调出。

田海翔：1975年任语文教师，1976年调入海村农大。

王　作： 1975年3月调入蔡中，1977年3月调回二中。

麻亨通： 1976年调入任伙食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