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有人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清代中叶编成的一部官修目录。这部书目问世以后，对我国目录学产生较大影响，对后来的各种藏书志、读书记、题跋记之类的著作的兴起和发展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目录学一跃成为“显学”，成为读书人的热门学科。近两百年来，研究、评论《四库全书总目》的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但是，专门讨论它的编制方法的文章并不多见。为了批判继承古代目录学的优秀遗产，本文拟就《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制方法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要讨编《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制方法，应该首先看一看这部书目产生的时代背景，了解它的编制的动机和目的。《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一样，都是在清朝乾隆皇帝的授意之下，按照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和意愿来编撰的。清代统治者编修这部丛书和这部书目的目的，一是为着装潢自己重视文化的门面，二是为着实施他们的怀柔政策，借此掀起焚书坑儒式的文字狱。对维护封建道统有利的书，大加宣扬和推崇，不利的则加以排斥或删改、禁毁，以此企图达到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然后才便于来讨论它的编制方法。
一、《四库全书总目》是采取动员全国的有关人力、物力，组成专门的编制机构，有分工有合作的方式编制成的有小序、有篇目、有解题、有总序的目录。
清朝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施行“寓禁于征”，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并集中一班文人墨客，花了十年左右的工夫，纂修成一部卷帙浩繁的丛书——《四库全书》。为了编纂《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乾隆皇帝亲自颁发过多首“圣谕”，还叫第六子永瑢领衔组成“四库全书馆”作为专门的编辑机构，委派正、副总裁和编校等官吏，当时有名望的学者如纪昀、陆锡熊、戴震、姚鼐、翁方纲、朱筠、王念孙、陈际新、彭元瑞等都曾到四库馆办过事。如不计一般的馆臣在内，前后在“四库全书馆”参加纂修事务的知名的学者有好几百人。
四库馆臣将大内藏书《永乐大典》收录的文献和从全国各省采集来的“进呈书”，加以审查整理，校勘考订。馆臣们之间按各人专长分工，各有专责。他们分别撰写各个部分的序言，著录已审查过的书的款目，编写内容提要。例如，经部以戴震为主，史部以邵晋涵为主，子部以纪昀为主，他们既有分工，也有合作，既能从自己擅长的一门出发，也还可以提出自己主管以外的其他部类的意见。在编辑方面，最后由纪昀总其成。《四库全书总目》的各种表文，也由纪昀负责撰写。当时有人曾称赞过纪昀，说他“无书不读，博览一时，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总汇三千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辞澹而雅”，像这样的有分工、有合作，最后由一人贯穿统一全书而编成的这部有总序、小序、篇目、提要的大型官修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正因为《四库全书总目》是以建立专门机构的方式，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编辑，它对每一部书的著录格式，每部书的评价，一般都是依循大致同一的标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部书目是以占有全国范围内丰富的图书资料，并以此先编制成《四库全书》丛书的基础上编成的国家书目，像这样的编制书目的做法和措施，是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从事书目工作参考和借鉴的。
二、以分类方式编排图书。在分类方面，《四库全书总目》建立了我国封建社会四部分类法的最完整的体系。以封建道统观念指导图书的分类，立类标准以体以义归类的标准不大一致，它的类分图书方法有长处也有短处。
《四库全书总目》将所收图书分为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每一类的后面，别设“存目”作为附录。四库分类法以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吸取了《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略》等前人分类的优点，总结了古代图书分类的理论，并结合了当时的学术文化、图书流传的实际状况，对它以前的四分法的一些细目有所损益，使我国封建社会的“经、史、子、集”的四分法体制延续下来，形成了四分法完整的体系。
在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前面有总叙，各类有小序，这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古代目录学方法的继承。在类叙和一些类的按语里，有的阐述了学术流别，指明了类分图书的方法，有的则介绍这类书的渊源，阐述历代书目对这些书的归类的情况。如：“目录类”“经籍之属”下案：“隋志以下皆以法书，名画列入目录，今以书画改隶艺术，俾如从其类，惟记载金石者无类可归，仍以古例入目录。”说明分书类例。今天看来，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以辨体、辨义相结合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基本的立类方法。辨体立类，是按书的体裁设置类目。如：史部下设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类；辨义立类，是根据图书内容设置类目。如：数术下设数学、占侯等；不过，《四库全书总目》的立类，标准主要是依据书的体裁，这样，就使得同一性质、同一学科的书分散到不同的类别中。如：有关宋朝历史方面的著作，就会因辨体立类而被分散到正史、别史、编年等类去，这样的立类方法，是存在一些弊端的。《四库全书总目》在一些具体图书的分类方法上，也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它在一些书的著录条款后面，写有按语，告诉人们该怎样归类这样的书；在类分图书时，有的能做到从内容不以书名来归类，如：《碧溪从书》，名为丛书，实际内容是讲史的，则本书归入杂史类；《吴地记》一书，从书名看似是地方志，实则是介绍古迹的，便归入古迹类。《四库全书总目》有的能做到从书的内容的重点归类，如：明郑若如撰《郑开阳杂著》，这书后面有两种与边防无关的内容，然而这书重点是写边防的事，所以，依其重点归入边防类；有的能做到以书类分，不以著者人品分，如：明尹直撰的《明良交泰录》，四库馆臣认为“直之进退，未合儒者之道，然其言则儒家之言，列之儒家”。然而，有的书却又不是这样的分法，像明黄道周，由于清世组“赐谥文贞”，《四库全书总目》就将他的那些内容质量并不是“经类”的书，推崇放入“经类”，这种以人类书，前后分书标准很不一致的方式，很不足取。
三、在目录著录方面，四库馆臣们参酌了前人的揭示图出基本特征的一些做法，并应用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制过程中，尤其是注重运用撰写提要的方法，来揭露和批评图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的目录条著录的图书，一般是以时代先后为序，从而使人能看出学术发展的梗概。对于每种书，在著录时能注明来源、性质、优点、缺点；版本不同的，“择其善本录之”；对于著者项，也能多作著录，给著者以适当的介绍，注明某朝代某人撰；不能确定的或考证未明的写作提“旧题某人撰”等。通过对书名、著者等不同角度揭示图书特征的方法，从而给读者提供了辨认图书，识别、了解图书的条件。
运用提要的形式来揭示图书的内容，批评图书的观点，是《四库全书总目》采用的向深度揭示图书的有效的方法。它的提要的内容，除了是为着清朝统治者讲话以外，主要的是将一书的内容作比较简明扼要的介绍和评论。鲁迅先生曾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作过中肯而精辟的论述，他说，这“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这里，一方面指出了这部书目的编制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也对其提要的编写方法及其成就给予恰当的肯定。
提要的编写，是在研究和考察了刘向《别录》，王尧臣《崇文总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中编写提要的长处，又规定了《四库全书总目》中编写提要的统一方式方法：“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之人，次考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由于运用这些方法编写提要，以至使目录能更有使用价值，对后人阅读图书，了解古籍，提供了不少的方便。一般读者以阅读提要作为治学入门的津筏，有的书籍传本稀少，然而通过提要的介绍，也能了解其内容一斑。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一些图书的考订存有不少秕谬之处，对于书目编制方法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失望之处。例如，拿著者项来说，有的能详细介绍或考证著者的生卒爵里、著述和学术水平，有的却又仅仅列出著者姓名，详略不一致。又如，对于我国古代目录学方法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分析法，即别裁的方法，也没有能得到应用。我们今天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制方法，其目的是将其可取的地方，借鉴到书目编制工作中来，对其编制方法中不当和应该摒弃的地方，我们应以批判性的态度去解读。
《广东图书馆学刊》，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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