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多少“学院”

6．我们需要多少“学院”

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偏僻小镇上见到诸如某某国际饭店或者某某太平洋美容中心之类的“高规格”招牌，有一种特别的滑稽效果。近来，笔者见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纷纷改名为某某学院，也总能产生类似的感觉。

这应当是此前各高校盛行的改名风的一轮余波。曾几何时，专科学校要改为学院，学院要改为大学，大学就像学位序列里的博士一样已经见顶了，没办法再往上升了，于是不甘心地将系改为学院，像笔者曾经就读的母校就将地理系改为资源与环境学院，将中文系改为文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虽然不以某某大学称之，但其世界公认的学术地位难以撼动；同理，专业领域里面实力最强、声望最隆的北大中文系也还没有将称谓“升级”呢，不知那些威风凛凛的文学院在它面前会否有几分气短？

揣摩这改名背后的动机，当然有面子工程与炫耀心态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改名还往往意味着一些看得见的现实利益，如招生规模扩大、拨款增加以及包括职称评定在内的各种待遇的相应调整等。而据知情人透露，深圳形形色色的培训中心改名的目的更是直截了当，那就是为了方便和各大专院校联合办学，打学历教育的“擦边球”。因为按照现行的教育体制，各行业性和政府部门下属的培训中心不能提供学历教育，但通过和各大院校联合办学可以实现这样的“曲线救国”。

事实上，和发达国家甚至和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比起来，我们的高等教育仍然欠发达。换句话说，我们的大学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与学校改名相伴相衍的不切实际的盲目扩招，甚至连一些培训机构也意欲过把学院瘾，纷纷搞起了学历教育大跃进，已经使那一张金灿灿的文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

我们看到，与各地兴起的小学教育小班化运动相反，高等教育渐有大班化趋势，一个硕士生导师要同时指导十几名甚至数十名弟子的新闻就屡见报端。另外，注水教授的出现，也使这一职业固有的神圣性被一再稀释。再有，办学规模总是被人津津乐道，如按规定“学院”的规模为5000人次/年，而深圳某培训中心年培训量已达到8万人次，如此成绩改起名来自然显得理直气壮——可是，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需要别的一些严格标准呢？

大学教育是文明薪火传承的过程，是民族精神的一次长旅，而不仅仅是入学率、普及率之类数据的变化。缺少了这样的基本前提，哪怕我们在校名上做再多的文章，哪怕每个人口袋里都揣着一张货真价实的大学文凭，给人的感觉，也与前面提到的小镇上的国际化招牌没有太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