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研究[1]
梁斌[2] 苏春蓉[3]
摘 要:目的:了解震后14个月震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使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对来自四川“5·12”地震灾区的700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结果:(1)震后14个月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2)在总体幸福感的不同维度及总分上,性别、学历及受灾级别的主效应显著;性别与学历,受灾级别与学历的交互效应显著。结论:震后14个月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性别、学历及受灾级别在地震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性显著。
关键词:地震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
一、问题的提出
主观幸福感是反映社会及个体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指标。近几年随着我国政府和学界对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视,主观幸福感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4]。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地震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现状调查,考察在地震发生一年后,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在性别、学历、受灾级别等方面的情况,进而初步探讨这些因素对灾后教师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的影响。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对来自四川“5·12”地震灾区的10所小学、10所初中及10所高中共计700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7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收回有效问卷648份,问卷有效率为92.6%。
(二)研究工具
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Well一BeingSchedule(Fazio,1977)]由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订。该量表共33项,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国内段建华(1996)对本量表进行了修订。除了评定总体幸福感,本量表还对幸福感的6个因子进行评分。这6个因子是: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本量表单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8和0.78之间,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为0.56-0.88。重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三)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来自四川地震灾区30所中小学的700名教师进行测试。采用SPSS 13.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
震后14个月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平均分76.71,总分120分)。结果见表1。根据测查数据可以看出,灾区教师在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维度得分最高,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控制能力评价相对较高,在忧郁或愉快维度得分最低,说明他们的愉快体验水平较低。
表1 主观幸福感总体情况
(二)主观幸福感具体特征及差异分析
不同性别、学历、受灾级别教师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得分情况见表2。根据测查数据可以看出,在不同性别、学历和受灾级别教师身上存在不同水平的差异。
表2 不同性别,学历,受灾级别教师主观幸福感的描述统计
为考察性别、学历及受灾级别在地震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性,将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六个维度作为因变量,将性别(男、女)、学历(本科及以上、专科及以下)和受灾级别(极重、重、一般)作为自变量,进行2×2×3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性别,学历,受灾级别教师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检验
由方差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性别、学历及受灾级别的主效应显著;性别与学历,受灾级别与学历的交互效应显著。
性别的主效应主要体现在精力[F(1,636)=5.82,p<0.05]、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F(1,636)=15.05,p<0.001]两个维度及主观幸福感总分[F(1,636)=6.39,p<0.05]上。进一步比较发现,女性教师在这三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男性教师。学历的主效应主要体现在精力[F(1,636)=20.91,p<0.001]、对生活的满意和兴趣[F(1,636)=5.67,p<0.05]、忧郁或愉快的心境[F(1,636)=4.32,p<0.05]、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F(1,636)=106.02, p<0.001]四个维度及主观幸福感总分[F(1,636)=10.25,p<0.001]。进一步比较发现,学历为专科及以下的教师在这五方面的得分均高于本科及以上教师。受灾级别的主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健康的担心[F(2,636)=0.03,p<0.001]维度,重灾区教师得分显著低于极重灾区及一般灾区教师。
在对生活的满意和兴趣维度,学历与受灾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636)=3.17,p<0.05];在总体幸福感方面,性别与学历的交互作用显著[F(1,636)=4.02,p<0.05],受灾级别与学历的交互作用显著[F(1,636)=3.01,p<0.05]。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在对生活的满意和兴趣方面,来自一般灾区的教师中,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教师得分显著低于专科及以下教师[F(1,636)=8.23,p<0.01]。在总体幸福感方面,专科及以下学历教师中,男教师得分显著低于女教师[F(1,636)=8.48, p<0.01];重灾区教师得分显著低于一般灾区教师[F(2,636)=3.47,p<0.05]。
四、讨论
(一)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
有研究表明,“5·12”地震后两个月,灾区大多数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降低[5]。本研究显示,震后14个月,灾区中小学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平均分76.71,总分120分)。这也反映了人们在面对地震时的感受主要是一种应激反应。随着地震经历的逐渐远去,生活趋于正常,人们的应激反应也逐渐回落,前人的研究也证明了只有近期的生活事件才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
灾区教师在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维度上得分最高,这可能源于他们的职业角色所致。因为教师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小学学生,为了避免自己的消极情绪给学生的身心带来负面影响,灾区教师需要克制自己的消极情绪,这可能是他们在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维度得分较高的原因。灾区教师在忧郁或愉快维度得分最低,说明震后中小学教师的愉快体验水平较低。此次汶川地震强度极高,破坏力极大,灾区教师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和财产损失,震后繁重的工作压力和巨大的生活压力等可能是他们长期较低愉快心境的原因。
(二)主观幸福感具体特征及差异
有研究表明,本次汶川地震后极重灾区教师创伤显著高于重灾区教师。[6]在本研究中,重灾区教师的得分显著低于一般灾区和极重灾区教师。本研究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地震发生后,重灾区教师所受创伤较一般灾区重,这可能是重灾区教师主观幸福感相对一般灾区教师低的原因;另一方面,与极重灾区教师相比,虽然重灾区教师所遭受的损失不及极重灾区教师惨重,但全国各地的爱心及物资大量涌入极重灾区,使得极重灾区教师获得了极大的社会支持,这可能是极重灾区教师主观幸福感高于重灾区教师的原因。另外,有研究(Casta, 1990)表明,良性生活事件与正性情感有关,不良生活事件与负性情感有关,但与事件的大小却不一定相关。本研究对受灾程度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考察也印证了此结论。同时,这也提示我们,应重视提高重灾区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女性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男性教师。这与以往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7]分析其原因,可能由于男女教师社会角色的不同所致。大灾之后男教师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较女教师更重,由此导致主观幸福感显著的性别差异。
专科及以下学历的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本科及以上教师。即灾区教师主观幸福感随学历增高而降低。这也与以往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8][9]这可能由于大灾之后学历较高的教师往往承担了更重的工作任务,其心理压力增加,导致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
五、结论
通过本研究可得如下结论:
1.震后14个月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平均分76.71,总分120分)。
2.性别、学历及受灾级别在地震灾区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性显著。
【注释】
[1]本文系“四川地震灾区中小学教师心理复原力研究”系列成果之一,由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师教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编号:TER2009-022)
[2]梁斌,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3]苏春蓉,重庆一中心理教师。
[4]杨婉秋.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3(4).
[5]陶塑,王芳,许燕等.“5·12”汶川地震后灾区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及中介效应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09 (3).
[6]游永恒,张皓,刘晓.四川地震灾后中小学教师心理创伤评估报告[J].心理科学进展,2009(3).
[7]漆莉莉,吴卫青.江西高校教师幸福指数的测度与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5).
[8]漆莉莉,吴卫青.江西高校教师幸福指数的测度与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5).
[9]张传月,赵守盈.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研究[J].教育导刊, 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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