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经得起挫折

6.4　让孩子经得起挫折

宋嘉树（1864～1918），字耀如，原籍海南岛文昌县，一生多彩多姿，他的身世背景、他的远渡重洋、他在上海十里洋场的发迹，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创办了华美印书馆，协办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887年，宋耀如与培文女子高等学堂毕业的名媛倪桂珍结婚，生有三女三子，他们便是名闻中外的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和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宋氏家族对于近现代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宋氏三姐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被誉为上个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性。那么，这三位杰出的女性是如何被教导出来的呢？

宋家的孩子还在爬行和学步阶段，宋耀如就鼓励他们：“一步二步三步，好！跌倒了别哭，自己爬起来再走，好！一二一，一二一……”孩子们果然不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走。朋友们说他是“开孩子们玩笑”，宋耀如却回答：“老兄错了，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人生之路的第一步，将来在社会上闯世界，全靠这第一步呀！”

孩子们渐渐长大。有一天，宋耀如特地选择了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带着霭龄、庆龄、子文等人去龙华。他不让孩子们参观龙华古刹，却让他们丢开手中的雨伞，站在古塔下淋雨。宋耀如指着高高耸立的龙华塔对孩子们说：“你们看这座塔，千余年来不怕风雨，为什么？因为它基础牢固，骨架紧密。你们将来投身革命，就要从小打基础，练骨架。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比赛，围绕宝塔跑六圈，六六大顺！”宋耀如带头跑了起来，孩子们紧紧跟着父亲，有的孩子不小心在泥泞中跌倒了，却迅速地爬起来再跑，无一肯落后……

还有一次，姐妹兄弟玩“拉黄包车”的游戏，霭龄装作黄包车夫，庆龄扮成乘客，小妹小弟跟在身后又蹦又跳。正玩得开心时，不料“车夫”拉车用力过猛，双手失去控制，一下把“乘客”抛了出去。“车夫”愣在那里傻了眼，知道自己闯了祸；“乘客”又疼痛又委屈，满脸不高兴。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他慈爱地对霭龄说：“做游戏也要有分寸，黄包车夫可不光是使力气呀！伤了乘客还怎么拉生意呢？”小霭龄不好意思地笑了。父亲又笑着对庆龄说：“我们的乘客这样宽宏大量，这样勇敢坚强，真是了不起！”小庆龄受到父亲的夸赞和鼓励，一脸的阴云散去了。长大以后，庆龄真的成为一位既富有爱心和宽容，又意志坚强、面对邪恶势力敢于斗争的伟大女性！

宋耀如夫妇都很爱孩子，认为爱孩子就要为孩子的将来着想，而决不可以把他们当作珍珠玛瑙那样地去爱。玉器是细琢出来的，才干是苦练出来的。他们主张培养孩子的自立自强精神。

一位儿童心理学家说，“有幸福童年的人常有不幸的成年”。很少遭受挫折的孩子，长大后会因不适应社会的激烈竞争及复杂多变深感痛苦。所以最好就是让孩子们从小认识痛苦。

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性。作为领袖，她对印度有着杰出的贡献；作为妈妈，她是孩子心中最好的导师。甘地夫人认为：生活中有幸福，也有坎坷。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孩子健全的个性，使他们以后能够从容不迫地适应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作为母亲，她必须帮助孩子平静地接受挫折，发展自我克制的能力。

大儿子拉吉夫12岁时，因病要做一次手术。面对紧张、恐惧的拉吉夫，医生打算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安慰孩子：手术并不痛苦，也不用害怕。可是，甘地夫人却认为，孩子已经懂事了，那样反而不好。所以，她阻止了医生。随后，甘地夫人来到儿子床边，平静地告诉拉吉夫：

第一，手术后有几天会相当痛苦；

第二，谁也不能代替他受苦，因此，他必须要有精神上的准备；

第三，哭泣或叫苦都不能减轻痛苦，可能还会引起头痛。

手术后，拉吉夫没有哭，也没有叫苦，勇敢地忍受了这一切。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和挫折，孩子的第一次挫折很可能就从吃药打针开始。

看着孩子满脸恐惧、浑身发抖、几近绝望的样子，听着他世界末日般的哀求“妈妈，妈妈，我怕，我怕，我不想打针。”你会如何对孩子坦诚相告：人生的坎坷会远不止于打针吃药？你会如何教育孩子理智坦然地接受痛苦和挫折？

父母没有必要刻意去让孩子吃一些不必要的苦。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懂得如何教给孩子面对挫折和失望的正确态度，以及应对挫折和失望的正确方法。其实，细心的父母如果善用许多孩子在生活中碰到的小小“挫折”，更贴切地说是这样那样的“不顺”，就可以很好地让孩子懂得幸福快乐的人必须具备的健康心态。

在德国，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我的一个记者朋友访问过德国的家庭，他的故事很值得我们做家长的参考。

刚到德国时，我寄住在朋友约翰家里。他家在法兰克福“富人区”，家境很好。他有两个孩子：11岁的乔治和9岁的凯斯。在他家住了几天，我就发现一向对公益事业慷慨解囊的约翰夫妇，对孩子却十分“小气”。孩子的零用钱每月才30欧元，而且要帮家里干活才能得到。乔治负责为花园植物浇水、翻土及擦洗汽车；凯斯则帮助父母洗餐具、收拾房间、去商店购物和擦洗全家人的鞋子。到了暑假，两个孩子还骑着自行车，顶着炎炎烈日，挨家挨户送报，赚取买书籍、玩具的费用。

我对约翰夫妇的“残忍”表示不解。他们却说：“孩子总有一天要去更广阔的天地闯荡。为了他们将来能应对挫折，一定要培养他们战胜困难的能力。”

后来，我发现德国家长经常给孩子设置一些顺境下的“障碍”，有时甚至还故意“制造”一些犯错误的机会。德国同事苏珊娜7岁的女儿要跟同学去郊游。临行前，苏珊娜发现孩子忘了把食物和手电筒装入行囊。可她没有提醒。旅行回来，孩子饿得脸色发黄。这时，母亲才问女儿怎么回事，并帮女儿分析原因。最后，女儿表示：“以后出门一定要先列一个物品单子，那样就不会忘带东西了。”

在柏林的学校我对他们的挫折教育也感到惊讶。一所小学的课堂上，孩子们异常安静。讲台前，殡仪馆的叔叔阿姨正在讲述人死时会发生的事情。讲完后，孩子们轮流扮演角色，模拟诸如父母因车祸身亡时如何应对。

看到孩子们进入角色后的痛苦表情，在现场旁听的我不觉一震。可老师却告诉我，通过这样的课程孩子们体验了突然成为孤儿的感觉，这有助于他们体验遭遇不幸时的复杂心情，以及怎样控制情绪。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德国汉堡青少年法庭现场。6月的一天，法官正在审讯一名持刀杀人的少年犯。观众席上鸦雀无声，来自汉堡亨利希中学初二B班的20多名学生专注地聆听着……

谈起“教育和社会”的话题，校长韦泽博士感触颇深。原来，以前的德国中小学教育一度学校、家庭及社会教育三者脱节。20世纪90年代，德国推出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使教材内容适应社会发展。

接受访问时，韦泽博士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以前的教育内容属于阳光式教育，而现在的教育结合社会现实，如阴暗面教育，是一种面向社会的开放型教育。”否则，如果为了保持学生心灵的“纯洁”，总是回避甚至不让学生了解社会的丑恶现象，这样，学生长期与社会隔离，对社会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一旦接触社会，看到某些阴暗面后，就会感到茫然若失，无所适从。

我仔细翻看学校的教材，在《语文》、《数学》、《社会》等多种课本中，不仅有“阳光”的内容，还涉及了社会的“阴暗面”，如种族歧视、违法犯法等。其宗旨是引导学生思考和解释各种社会现象。

韦泽校长说，为把“阴暗面”引入到对学生的教育中，他们引导学生走向社会生活。

首先，让学生走出学校，进行社会调查，参与社会实践，了解社会，以此为参照来调整、充实自己。比如以“专题研究课”形式了解社会。学生们自愿组成几个小组，讨论出研究主题，然后到社会上去调查，最后写出研究报告。例行的“周三社会日”，学校老师会组织学生参观监狱、禁毒展览、反艾滋病展览等。其次，让学生把从社会实践、社会调查中发现的社会热点、疑点等现实问题带回课堂上，通过演讲、辩论、演反面人物等，解开学生心中的疑惑，进行“免疫”教育。

“我们无法永远保护孩子，但是我们可以教给他们怎样认识生活和社会、保护自己。”韦泽校长说。

现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小皇帝”、“小公主”，全家老小都围着他们转圈圈，他们如温室中的花朵，安全娇艳，但无比脆弱。等他们渐渐长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危机重重，我们不能不担心这些温室里的花朵们是否能经历温室外的狂风暴雨，不能不担心他们脆弱的身体和心灵能否渡过人生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身为家长，与其为孩子挡风遮雨，不如让他们从小经受暴风雨的洗礼，让他们跌倒了学会自己爬起来。无疑，大自然中的野花野草比温室中的花朵更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