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方法好，事实说了算

如果说抱怨现状很简单，那么描绘理想的状况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成堆的学术论文提出了种种解决措施——有人支持设置更多的评分等级，有人则竭力反对；有人支持增加考试，而有人认为减少考试才是解决之道。正如其他行业一样，教育行业中也会出现种种新奇的事物。如果积极地看待它们，或许可以引导真正的行业改革，但有时它们会陷入死胡同，变成既费钱又耗时的东西。

举例来讲，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对不同人拥有不同“学习方式”的假设。大约30年前有人提出，有的人擅长处理文字，而有的人则对图像更敏感。表面看来，这样的分类似乎合情合理，毕竟有些人能轻易记住他人的名字，却记不住他人的相貌；而有些人能轻易记住他人的相貌，却很难记住他人的名字。当拿到新设备的使用指南时，有些人会直奔文字说明，而有些人则会寻求图示帮助，这就是这两种人的区别所在。由于这个分类符合常理，它不仅得到了人们的支持，而且为研究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大众创造了迅猛发展的商业市场。针对不同的学习方式，市场上涌现出了大量练习册和教科书，崭新的教学指南也层出不穷，并在那些对这种教学分类反响良好的教学区开展销售。根据研究结果，一共有71种不同的学习方法。

根据不同的学习方法进行针对性教学的理论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这种分类并没有足够依据。2009年，发表在《公众利益心理学》（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期刊上的一篇报告重新审视了针对不同学习方法展开的各项研究，报告揭示，大部分相关研究都没有达到科研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所谓的科学依据是不充分的。只有极少数研究看似有些依据，但它们关注的是老师应该如何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方式进行授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这一点本身就与该理论相矛盾，因为按照这种学习理论，老师的授课方式并不会对学生的成绩造成重大影响。

第二个问题就是，设计研究方案，收集足够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发布研究结论是一项非常烦琐且费力的工作。光得出上面的结论就花费了大约30年，谁又能想象，老师和学生在这近30年中浪费了多少时间与金钱呢？

得出一个研究结论竟然花费了30年的时间，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在对新事物进行测试时，当然会不可避免地花费一些时间。至少我们能做到在面对新的学习理论，特别是有可能成为通用理论的新思想时，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人类的大脑非常复杂，我们绝不能武断地认为某一种学习方式适用于所有人。

在医药领域，如果我给其中一组病人吃某一种药物而给另一组病人吃实际上没有任何药效的对照剂，几个月或者几年后我可以看看，与第二组相比，第一组病人的身体状况是否得到了明显提升。如果是，我便可以得出结论，该药物的确对类似情况的病人有效。但我不能夸大药物的效用，也就是说，这项实验并不能说明此种药物也会对患有同种病症的其他不同群体产生相同的疗效，更别说对那些患有不同病症的群体了。

在教育领域，夸大其词的危险一直存在。

举例来讲，我想检验一下，用哪种方法呈现有关科学的教学视频效果最佳。我个人的理论推断是，与视频中只出现老师一个人相比，如果在视频中融入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对话，教学效果会好很多。我用两种方式制作了两段视频，讲解的都是同一个知识点——比如牛顿定律，然后将这两段视频随机发给学生，并让他们在学习后完成作业。我发现，观看对话式课程视频的学生比另一组学生的学习效果要好很多，偶然因素也可以排除。我就可以基于这一实验发表相关论文，标题为：通过视频教授科学——在视频中融入对话比单纯讲解更有效。

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个结论是否恰当？是否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实验结果？假设两组视频拍摄的都是同一位教授，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位教授只擅长与学生交流，却不擅长高效地讲课？如果视频中的教授很擅长讲课，实验的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或者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实验结果，可能是因为这位教授在交流和讲课方面的能力都很平庸，但在对话式视频中，有名学生恰巧提出了切中要害的问题，并较好地对教授所讲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或许让这名提出问题的学生拍摄一段单纯讲课的视频就可以帮助其他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这样，观看视频的学生就可以摆脱教授的束缚。还有可能，如果视频涉及的内容不是牛顿定律而是相对论，实验结果就会有所不同；如果教授的脸不出现在视频中或者改变学习效果的评估方式，实验结果也会发生很大改变。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从这个实验中，我们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对于牛顿定律这个知识点，如果我们采用实验中的评判标准，那么拍摄“对话式”视频课程要比“讲课式”视频课程更有效，但我们不能通过这个实验说明，对于任何视频课程，“对话式”教学视频都更有效。

现在，如果你恰好对我所说的一切有了疑问，那么你应该会产生这样挥之不去的想法：萨尔曼为了寻找改善教育的方法而撰写了这本书，但他现在却在书中宣称，如果笼统地说某种方法是最好的教育模式，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在本书中，讨论的核心与结论范围有着根本区别。我关注的只是自己这一特定的教育方法，并没有将其与其他教育方法进行比较。它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众多学生的验证，能够经受一系列的检验，更能被推广到其他学生当中，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完善。我所谈论的并不是某种笼统的理论。

我并不是说，比起在一个300人的大教室中听课，任何学生只要按照自定的进程学习视频并做些练习，然后在课堂上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互动，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相反，我认为这个结论大错特错。我所说的是，虽然我们处于教育改革的最初阶段，但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有力的证据（包括实践结论和数据）可以证明，一些运用了视频和软件的教育方式适用于某些学生和老师。这样的教育方式是否适合所有学生呢？我不知道。坦白讲，有的学生甚至能在被动的普鲁士教育模式中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我们要做的就是参考这些成功的实践结果和数据，在不断地对教育方式进行完善的同时，对教学内容和软件进行测试，使它们尽可能地适应每个人的需求。

按照我个人的观点，我提倡人们尝试合理的方法，不要试图用伪科学来验证教条式的偏执理论。我们采用的任何一种新教育方式都应以数据为依据，以此来不断地改善我们的教育体验，而不是妄下结论，以偏概全地对人类复杂的思维方式进行概括。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在某些情境中采用视频课程，而在其他情境中采用面对面交流的授课方式。根据特定的情况，我们有时可以借助案例分析，有时可以借鉴传统的问题集。我们不仅应该通过有效的评估方式展现学生的学习效果，还应关注现实世界对教育的需求；不仅要重视发人深省的理论，还要关注实践的效果。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禁锢起来？过去，人们可能会找借口说，时间不够，但在新技术的推动下，这一理由已不再成立，教育也无需被教条式的理论束缚。如今，我们每天都能收集到上百万名学生的反馈数据，而正是得益于此，我们才能勾画出更多适合个人的教学方案。

这并不是什么理论，也没有规定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它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并在慢慢地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