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史记》风神 咏千年绝调
《史记》论赞是司马迁创造的史论形式,其逻辑性、概括性、形象性和抒情性向为历代史评家所激赏。司马迁的史论,博大思精,笔势纵横,说理形象,补纪传之未备,阐深微之旨义,抒个人之感慨,对后代史论产生了深刻影响。欧阳修的史论《伶官传序》弘扬了太史公论赞传统而又有所创新。对此,清代不少评论家都谈到这篇史论与《史记》论赞一脉相承的关系。沈德潜称:“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转引自《唐宋文举要》)刘大魁称:“跌宕遒逸,风神绝似史迁。”(《古文辞类纂》)吴楚材、吴调侯称:“两扬两抑,低昂反复,感慨淋漓,可直与史迁相为颉颃。”(《古文观止》)应当说,这些文评家是极有识力的。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所作的这篇传论,得《史记》风神而不袭其貌,不仅具有卓越的史识,而且以其大气包举的史笔叙事明理,堪称史论之“千年绝调”(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
一、论从史出,论析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一篇史论,必须具有令人信服的逻辑。《史记》论赞中,太史公善于从历史事实中归纳出治国治民的道理,为治国者提供历史鉴戒。《酷吏列传·论赞》:“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为政之道,当以德治行天下。这就针对汉武帝时苛于刑法的现实,为治国者提供了历史经验。
《伶官传序》所要证明的,是兴衰成败出于“人事”,未必系于“天命”这一道理。这是对儒家传统天命观的一种反拨,具有认识论上的积极意义。作者所论“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例不在多而在精,作者所举的是一桩十分典型的史实。后唐庄宗承继父业之后,“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其失败,“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在鲜明的对比中归结到“成败之迹”“皆自于人”这一道理,引出“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这一关系国运盛衰的客观规律。
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称“盛世”,其实已经潜伏危机。“岂独怜人也哉”,绾合全篇包举全局的这意味深长的一笔,“有烟波不尽之势,所谓篇终接混茫者也”(李刚已评《伶官传序》,转引自《唐宋文举要》)。这不是空泛浮夸的说教,而是从活生生的历史中总结出的充满逻辑力量的结论。这种历史的逻辑具有极大的警世作用。作者写这篇文章,分明是有感于当时统治者的“逸豫”和“溺于奸邪”,北宋统治者固然不类后唐庄宗,然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是身居高位者的常见病症,而足以溺人者又“岂独怜人也哉”!难道不应该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吗?由此正可见作者之语重心长,忧国情深。希望北宋统治者从后唐庄宗那里吸取历史教训,《伶官传序》的说理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现实针对性。
二、精心结撰,史实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如何处理“史”和“论”的关系,太史公论赞作了成功的探索。《越王勾践世家·论赞》引勾践乃“大禹苗裔”之传说,对勾践一生事业作了如下概括:“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岂不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太史公不是简单胪列史实,而是高度概括,有所拓展。
后唐庄宗的“忧劳”和“逸豫”是证明观点的核心材料,“忧劳”主要见于《新五代史·唐本纪》,写后唐庄宗的崛起和兴盛;“逸豫”主要见于《新五代史·伶官传》,写后唐庄宗的式微和倾覆。作为一篇论赞,《伶官传序》不可能简单重复引证这些材料,甚至必须规避这些材料。在这个问题上,作者采用的方法是另辟蹊径重砌炉灶。见之于《伶官传序》的关于后唐庄宗得天下的事实,《唐本纪》和《伶官传》均未直接道及。欧阳修对史料的处置可谓别出心裁。这条材料,得之于北宋初年王禹偁的《五代史厥文》:“世传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阿保机与吾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梁,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凯旋之日,随俘馘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朱氏亦如之。”两相比较,故事原文有一百四十字,欧阳修提炼剪裁,删除枝叶,缩为百字,使叙述更具概括性。
“晋王三矢”这一传说不一定完全可靠,“于时庄宗未与契丹及守光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以夸其英武耳。”(姚范《援鹑堂笔记》)作为一位审慎的历史学家,欧阳修未将这一传说纳入纪传。作为史论的核心材料,亦以“世言”二字冒下,暗示了这一材料的不完全确凿。但这是一个流传极广的故事,作者把它写入序文,表现了欧阳修作为一位封建历史学家的卓越才能。他把写历史的两个原则——“无征不信”和“有闻必录”统一起来了。欧阳修重视的是,这个故事的精神实质可以高度概括晋王和庄宗发愤图强的创业历史,故写于“序”中“虚寄之于论以致慨”(同上)。
三、对比扬抑,语言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史论必须选择形象性很强的内容触动读者,对比扬抑是常用写法。太史公《项羽本纪赞》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一方面,项羽“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何兴之暴”;另一方面,“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何亡之速!司马迁用对比扬抑手法对历史人物所作的评判极大地丰富了《项羽本纪》的思想内容。
《伶官传序》中,欧阳修选择了一系列十分精确的对称词汇,在对比中把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史料贯穿起来。“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难”和“易”、“成”和“败”、“兴”和“亡”、“忧劳”和“逸豫”等等反义词语的运用,使对比特别鲜明,观点特别感人,主题特别醒目。这种对比还见诸作者的叙述和评论。写晋王李克用“以三矢赐庄宗”,叮嘱“尔其无忘乃父之志”,愤恨填膺,须眉皆动;写庄宗“负而前驱”,秉承遗志,神采奕奕,栩栩如生。写后唐庄宗之兴曰“可谓壮哉”,写后唐庄宗之败曰“何其衰也”,在这种对比中包含着作者对历史本质的辩证认识和不尽喟叹。
《古文观止》以“两扬两抑,低昂反复”评《伶官传序》一文的叙述手法。“可谓壮哉”一扬,“何其衰也”一抑;“方其盛也”又一扬,“身死国灭”又一抑。叙述愈有形象性,故事的落差愈大,就愈容易打动和感染读者,作者抑扬手法的运用形象地褒贬了人物。欧阳修是惯于以骈入散或以散破骈的,本篇凡是关键的足以点明主题的语句,作者都用精练而形象的四字、六字句即骈俪句式来描写,借以加强节奏感,使文章有气势有力量。写李存勖之灭,作者连用一系列四字短语,造成那种天风海雨逼人的气势,读之令人感慨横生。“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写祸乱卒然发生;“仓皇东出”,“士卒离散”,写军心顷刻瓦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写君臣束手无策;“誓天断发,泣下沾襟”,写覆灭即在顷刻。因为一般读者总是传、序并读的,所以,作者在这里运用的突出细节大幅度推进事件的手法,在读者心中形象地重现了李存勖覆灭的历史画面,从而将作者的观点表达得深入浅出。
四、感慨淋漓,行文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史记》中,太史公往往受史传“实录”笔法的束缚,不便过多地倾注自己的思想情感。论赞则可不受此限制。《李将军列传·论赞》中,太史公一唱三叹,对李广的不幸遭遇,寄予深深同情:“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太史公对李广的倾慕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说修史必须冷静客观的话,那么史论则无须回避修史者的情感,这是我国的史学传统。《新五代史》之论赞,发论必以“呜呼”,这篇《伶官传序》也不例外。为什么开篇即“呜呼”呢?欧阳修之子欧阳发等所述《事迹》有云:“先公……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可见,欧阳修以“呜呼”开篇,显示了其“以治法而正乱君”的鲜明的政治倾向,行文具有浓烈的抒情性。
与“呜呼”相配合,作者较多地运用了感叹句和反问句。这一点从文章一开头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一篇抒情成分十分浓烈的说理文,读者不是完全被作者用抽象的大道理折服的,而是从作者的一唱三叹中获得感受,从而接受文章主旨的。“意气之盛,可谓壮哉!”“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文章关键处的这些浩叹,正反对照鲜明,熔铸作者对历史的不尽感喟。“岂非人事哉!”“而皆自于人欤?”文章关键处的这些反问,于尺幅短章中见迂回无尽之意。《文章精义》的作者曾说欧阳修的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这里所谓精神,除了语言的平易畅达、富有音乐感之外,最基本的因素,就和这“感慨”有关。而欧阳修的感慨,则来自北宋王朝的危机,来自自身为实行政治改革而受到的政治打击。
李刚已评《伶官传序》行文之感情气势曰:“横空而来,如风水相搏,洪涛巨浪忽起忽落,极天下之壮观,而声情之沉郁,气势之淋漓,与史公亦极为相近也。”(转引自《唐宋文举要》)正是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伶官传序》之写作,欧阳修师法太史公论赞传统,而又作了超越前人的大胆创新。可以说,文学形象性和史学逻辑性的有机结合,是这篇史论成为“千年绝调”的原因。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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