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糖实验的源起

棉花糖实验的源起

从远古时期到启蒙运动，经弗洛伊德时代再到当代，孩子一直以来的特点就是任性无助，无法做到延迟满足，只会寻求即刻满足。带着这些幼稚的假设，我却为我的三个年龄相仿的女儿——朱迪、瑞贝卡和琳达的早期变化感到惊讶：她们迅速从牙牙学语的状态成长起来，学会了用巧妙的方法去影响彼此并取悦她们的父母，学会变成那种说话特别好听且又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人。仅仅几年的时间，她们已经可以安静地坐着以等待她们想要的东西，而我却还在试着弄清楚在餐桌前的我到底应该怎样做。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清楚她们是如何拥有了这种自控力，至少在某些时间里她们可以在诱惑面前选择延迟满足，甚至在没有人监督时，她们也能展示出良好的自控力。

我想要去了解意志力[1]，尤其是为了追求未来结果而延迟满足的人在每天的生活中到底是怎样运用它，又或者无法做到的。为了从单纯的猜测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我们需要在孩子们开始发展这种能力时就去研究。我可以在我的三个女儿身上看到这种能力的发展，那时的她们还仅仅是斯坦福大学必应幼儿园里的学龄前儿童。这个幼儿园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场所，它于近期刚刚建成，是一个综合的早期教育和研究场所，同时在孩子们喜欢玩耍的一些场所都拥有大型的单向观察窗以及可以通过监视器秘密观察孩子们行为的小型的一体研究室。我们使用了其中一间作为研究室，同时告诉孩子们这个房间叫作“惊喜屋”。而在这间“惊喜屋”里发生的一切最终成为我们的实验研究。

我的研究生埃布·埃布森（Ebbe Ebbesen）、伯特·摩尔（Bert Moore）、安东内特·蔡斯（Antonette Zeiss）和我，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学生一起在“惊喜屋”里历经数月终于设计完成了这个小型实验，并仔细校对了实验的结果，其间经历了诸多来自成功的快乐与失败的打击。例如，我们曾告诉孩子们延迟的时间在5～15分钟之间不等，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时间长度会对其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设计对他们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为他们还太小，所以完全无法体会时间长度的不同具有什么含义。那么，奖励物的相对数量会产生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奖励物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奖励物呢？我们需要去制造一种强烈的冲突：一种是孩子们非常想要立即得到、具有极大情感诱惑力的奖励物；另一种是与之在数量上有两倍之差，但需要他们至少花几分钟的等待才能获得的奖励物（延迟满足）。这种充当诱惑的奖励物必须对这些小孩子非常有意义且具有足够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应该适合孩子，当然还要能够被简单精确地测量。

50年前，大多数孩子可能像现在的孩子一样喜欢棉花糖，但是，在斯坦福的必应幼儿园里，父母有时会制止孩子们吃糖除非他们答应事后会好好刷牙。因为孩子们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别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挑选了孩子们可能会喜欢的几个奖励物供他们选择。不管孩子选择了什么，我们都会给他两个选项：立即拿走一份奖励物或者自主地等待实验人员回来后拿走两份奖励物。当首次研究经费申请遭到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拒绝时，为实验研究的细枝末节而操碎心的我们沮丧到了极点。联邦政府机构的人员甚至建议我们向糖果公司申请资助，我们还一度觉得（担心）他可能是对的。

我们之前在加勒比做的实验已经表明，信任感作为延迟满足中影响意志力的一项因素而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为了使孩子们信任对他们做出承诺的实验人员，孩子们会先和实验人员玩耍一段时间直到他们感到自在、舒服为止。之后，孩子们会被安排坐在一个上面放有按铃的小桌子旁。为了得到孩子们的充分信任，实验人员假装一步步地离开房间，在孩子们按下按铃后就立即跳回来说：“你看，你的铃声把我叫了回来。”实验人员重复进行着这样的过程，直到孩子们意识到只要他们一按下按铃，实验人员就会立即回来。在这之后，被描述为一个“游戏”的自控力实验才正式开始。

尽管实验方法很简单，但是我们却赋予了这个实验一个累赘到不可思议的学术名称：“学龄前儿童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物的自我延迟满足实证研究”。值得庆幸的是，数十年后，直到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发现了这项研究并以《棉花糖实验和公共政策》的标题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媒体才将它称为“棉花糖实验”。这个名字取得很直白，尽管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以棉花糖作为奖励物的。